那天我去中心校开两天会，回来见我住的角楼板壁遭到破坏，进屋一看，室内东西被盗窃一空。我着急了，以为是有人为我和善容的事捣蛋。这时公社韩书记、武装部李部长和大队会计冯廷学、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熊付兴来了。当晚召开全队社员大会，会上分析案情，强调指出这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要一查到底！第二天天刚亮，发现被盗的东西全部被丢在山坡上，大家急忙帮着抱回来。逐件点物清理，发现少了70元钱和140斤粮票。早饭后，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又组织召开了社员大会，经过分析和排查，会上点了富农分子儿子的名字。重压之下，这人只得承认了罪过，从公房厕所的石板下拿出了钱和粮票。
过了两三天，熊付兴邀请我去他家。他是一个苗族，对人忠厚，办事认真，我应邀前往。
刚走到苗寨洞坪上，就遇见了苗族教师韩宗成夫妇。他们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的老婆在熊支书家等你。”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这一喜讯，有些害羞脸红了。到了熊支书家，他热情向我招手，请我进火炉房里喝茶。一进房，果真见到了我思念已久的恋人。我们双方叙说了别后十多天的内心话。当晚，熊支书准备了丰富酒宴，为我们祝贺敬酒，也就算为我们订婚了，我们有说不出的感激。
第二天在支书家吃过早餐，双双把家还，拜见她的父母。父母见了我们非常高兴，特意为我们做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希望我们恩恩爱爱，建家立业，白头到老。她的二叔、三叔、幺叔知道我们订婚的消息后，都为我们高兴。二叔的儿子周善伦和我耍得最好，还特意邀请我去他家。他家在羊子坪，坐落在很高的一个大山坡上。记得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满山遍野一片洁白，道路很难行走，但为了爱情，哪怕刀山火海也敢闯。来到善伦家，嫂子送来了热茶和洗脚水，我烫了一个舒服的脚，用完晚餐，善伦叫善容到他房间里同我们畅叙，情深意切，我感激万分。
就在我们准备回富顺过年的时候，一天天还未亮，周大姐叫醒了我。看到她着急的样子，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她慌慌张张地对我说：“唐老师，你快跑，郑家抢亲的来了，他们人多，要打死你！”我急忙起床，穿好衣服，不慌不忙洗了脸，端了一盅水带上牙刷，故意走到公房那边抢亲的人看得到的地方刷牙。
抢亲的那伙人约有四十余人，个个手持木棒，气势汹汹，高声叫喊：“就是他，把他拉过来，打死他！”
刷完牙，我慢步走向公房，边走边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当我一走到公房，就上来几个山野汉子抓住我的双膀，其他人手挥木棒不停吼叫：
“捆起来，打死他！”此时此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我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派来的，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法律就要枪毙他！”拉我双膀的山野汉子急忙松了手，论理说道：“你违反婚姻法，捆你到我们云南黄河公社去！”我说：“违反婚姻法的是你们，你们搞包办婚姻是犯法的，我们是自由恋爱，不犯法。”这时又有几个人上前拉我，女知青吴椒玉慌了手脚，急忙上前阻挡，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说：“她是女知青，怀了孕，你们推倒她，是犯罪！”此时熊支书、冯会计、韩老师闻讯赶来，善容也露了面，他们的媒人上前抓住她，叫人把她拖起走，我跑上前去，不允许他们抢亲。我说：“她已经是我的人，谁敢动她，我就同谁拼了。”
这时大队干部把他们叫到一边，通过算账、调解，赔了他们订娃娃亲的彩礼，这场风波才算得到了平息。
第二天，亲友们送来了山货，亲切祝福，我和善容告别父母，终于双双踏上了返家的路程。回到家里，父母和妹妹们都非常高兴，大舅和舅娘全家也从南部县来了，全家人一起团团圆圆过了年。1968年正月初四，在父母和亲友们的关怀下，我们正式办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
知青跟当地青年的婚姻，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原因，成功并圆满的其实很少。袁光荣，是我们同一天落户老君山麓水龙五队的知青，他同周祥熙、陈从惠、张佑仁、邹绩志一个组。他是个孤儿。他到齐心村知青农场后，常到我这里来玩，性格很开朗。
我见他这个人本分老实，就同善容商量，给他介绍一个山村姑娘，当上门女婿。他们见面后，双方一见钟情，完全同意，女方父母要求要“三回九转”，按封建礼节办理。这一来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心。后来招工，由于他出身好，又是孤儿，被自贡大安盐厂招收为工人。
从此，这门亲事也就罢了。
跟我要好的知青还有张润生，他和我同天插队。有一天我们赶场归来爬坡到半山腰时，已累得口吐青烟，寸步难行。突然，我们看到路边有座茅草屋，高兴起来，准备讨口茶喝，歇脚纳凉。进屋后，一个穿着素雅的姑娘请我们坐，给我们一人送来一大碗凉苦丁老杆杆茶，一股清香的茶味扑鼻而来。喝下整碗苦丁香茶，顿时觉得全身轻松。我们向姑娘道谢后，离开茅草屋又上路了。出门不远，张润生突然高声感叹“嘿！太美了，茅草屋里出西施。”这时我才深深感到，这位山村姑娘确实非常美丽。但后来一打听，这位美人已经是名花有主了。
漫长的农村生活平淡而艰辛，那时的生活确实苦，买什么都凭票，计划供应，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我和善容结婚后，她年年都要喂几头大肥猪，除了卖，就是杀来自己吃。她除出工挣工分外，还要打猪草，做家务，带孩子，晚上等孩子睡了，还要打缝纫机，太辛苦了。当时杀猪要毛猪票，我的二叔（岳父的弟弟）是个杀猪匠，他一字不识，但办事很认真，不见毛猪票不给你杀猪。有一次，我挖好了土灶，三水锅里的水都烧涨了，他来了不见毛猪票，说什么也不杀猪。没办法，我上街花了50元钱买了一张毛猪票，他见了后，才给我们把猪杀了。等杀完猪，吃了年猪肉，我又将买来的毛猪票卖了，收回了花去的50元钱。周祥熙和刘亚丽结婚后，也喂了一头大肥猪，想杀来过年，带些回富顺老家去，但没毛猪票，杀不成。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请来我的叔伯舅子周善伦（会杀猪）来到高桥四队周祥熙住地，等夜深人静后便开始杀私猪，几个知青一起牵出猪，捏住猪嘴，不让叫出声。杀完后，打整出来，砍成一块一块的，当场弄了些来吃，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说笑，好开心哟。
有次我到社员周吉科家推包谷，推累了，就到他家火炉边歇气。只见他家几个孩子围坐火炉边，数九寒天没衣穿，光着身子烤火，个个满脸满身是黄黑黑的灰土。火炉上烤着一些粑粑，那时我肚子也有些饿了，就试探着问娃娃们：“这是什么？能吃吗？”大一点的孩子约有七八岁，望着我笑着说：“是仙米粑。”我真觉得奇怪，他们过的是神仙日子哟！
那大孩子又开口了：“你吃一个吧，不要咬久了，咬久了就是沙沙。”我就顺手拿起一个，热乎乎的，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问孩子们，这是什么做的，他们说是白泥巴。我惊了，山区的泥巴也能吃！大孩子又开口说话了：“家里早就没有粮食了，我们只能吃仙米粑，要少吃点，吃多了拉不出屎。”我感到心悸，骇然不知所措。
对比之下，在这样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我的一家之所以活得像个人，完全是爱的支撑。在此，我深深感谢我的这段天赐姻缘，感谢我的夫人-周善容。我把我1968年正月初四为她写下的《山乡情歌》，录在这里，以飨大家。
妹妹穿双绣花鞋，腰间系条红飘带。
瓜子脸蛋白又嫩，抿嘴一笑逗人爱。
哥哥下乡远方来，插队落户登讲台。
哥哥爱妹好勤快，妹妹恋哥长得帅。
哥哥妹妹情意长，就像高山金凤凰。
敢破封建结连理，恩爱夫妻受赞扬。
作者简介
唐生伟，1942年出生。大专文化。1961年在四川富顺县市管会工作，1964年志愿申请上山下乡落户四川筠连县蒿坝镇水龙村。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15年。1979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历任副乡长、乡长、巡司区文化干事。1992年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受训结业。
梦绕魂牵大小凉山
叶维智
l964年4月8日，阳光透过人行道上法国梧桐茂密的枝叶洒满蓉城街道，急急奔走的人们大多是街道待业的城市青年，他们从各个路口汇聚到坐落在后子门的四川省成都市体育场，参加市政欢送知青下乡去凉山的欢送大会。体育场四周看台上坐满了年轻人，锣鼓喧天，红旗满天飞舞，歌声欢笑声响彻全场。我们坐在东看台的是来自成都市北大街、白家塘、西安路等街道办事处辖区的百余名男女青年，胸前戴着比碗口大的大红花和一枚红底金黄绕边的上山下乡纪念章，有的还戴着印有“到农村去”字样的草帽，扎着雪白的毛巾，脸蛋上红扑扑的，一个个天真烂漫，群情激奋地喊着“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挥舞着手中的旗帜，与其他看台上同样亢奋的年轻人遥相呼应。
刚满18周岁的我也在这群激动而淳朴的青年中，即将告别生活了18年的城市。当环顾四下的人群和那些熟悉的建筑物时，我思绪万千，不知道心中充溢的是惜别之情还是解脱的自由。我1963年初中肄业于成都二十五中学后，在家待业，加入了社会青年行列。母亲去世早，父亲还在市土产公司上班当会计，我跟着哥姐读完中学，渴求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参加社会劳动，获取劳动报酬养活自己。但待业近一年，等来的是上山下乡动员，而且被告知：“不去的，今后18年不调工作！”就这样，我在街办动员会上签名下了乡。
在高昂的《我们年轻人》、《我们走在大路上》、《勘探队员之歌》等歌声和欢呼声中，市政领导将一面印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字的红旗，授予即将开赴农村的一名高个子男青年手中。大个子激动地双手紧擎红旗，在头顶上呼啦啦晃动。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嘹亮的歌声响彻体育场上空！在那面大旗和巫方安、孙传琪的引导下，东看台的一百名城市知识青年列队，背着简单的行李，率先冲出了体育场，在后子门至人民南路广场上，我们在沿途夹道欢送的干部、市民们的掌声中，登上一辆辆停在市政府（皇城）门前的解放牌大卡车，告别亲友，告别父兄，告别市民，告别生养自己的故乡，从此踏上人生漫漫路。
车轮滚滚，4月8日宿五通桥沫川，9日在雷波西宁农场过夜，10日晚住美姑县城招待所，11日车队终于进入凉山昭觉县境内。上午十时左右，队伍来到竹核区温泉山附近，同路到达的彝族向导和汉族干部向知青们介绍了这里温泉的情况，并引导青年们宽衣解带，脱了个光溜溜，一丝不挂跳入温泉池中，沐浴温泉水，洗去征程土，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准备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昭觉城。
1978年以前，昭觉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过去曾有人说“不到昭觉不算到凉山”，昭觉位于大凉山的核心地带，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我们102名成都青年来到这古朴神秘又十分向往的地方不多久，接来送往和合影留念的欢乐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旅途的辛劳也已恢复，我和知青们都在思考着下哪个乡？插哪个队？乡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从成都出发一直是个谜……正在知识青年们猜想不定时，州、县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宣布了知青下队分组名单：
南坪大队三个小组共49人（其中南坪一、二队小组20人，三、四队小组21人，五、六队小组8人）；塘木大队小组25人；跳坝大队小组17人；乃拖大队小组11人。
并宣布任命了各组组长、副组长。孙传琪、巫方安任大组长并兼任南坪三、四队小组负责人。担任各个小组负责人的还有：陈保清、高永智、黄达砺、徐孝清、邓云芳、钟履端、陈泽谦、张恩宇等人。
我与其他20人分在南坪三四队小组，是知青人数最多的组，而且还与孙、巫二位名人在一个组，心里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知青们各自归队归组，相互认识结伴，跃跃欲试要去自己的新家，去新的知青生活点，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当即，招待所会议室的正墙上就有与众不同、政治敏感性强的人，张贴悬挂出了十多份“决心书”。
4月14日，我们三四队知识青年按组先去了专门为汉族青年修建的知青屋-三室一厅的住房，男女各住一室，住房内是靠墙的通铺。中间是过厅用来放劳动工具，并作学习和开会用，房头有一小屋是厨房，我在这里度过好几个春夏秋冬。
刚放下行李我们又被彝族社员分别领走了，领走我的是四队的一家彝族青年男子。
一路上，他在前我在后，语言不通，路上只能用“手语”沟通。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他告诉我他叫阿尔木火，23岁。论岁数，我小他大，我就叫他“阿木哥”。
我被阿木哥带进彝族式瓦板房后才明白，这是要按照民族风俗喝安家酒，吃坨坨肉。
阿尔木火家在紧靠机耕路的瓦板房里，只见三个石头支起的大铁锅里热气直往上冒，“这叫三锅庄。”-木火轻声比画着说。灶膛里熊熊火苗映红了宽宽的屋子四周，这才看清屋内有一木质大粮柜很显眼，头顶上有低低的楼阁，楼阁下面有一半是牲畜圈栏，另一半就是烧锅吃饭用的空地了。屋内没有床，据说主人都睡在饭后熄火的“三锅庄”旁边。木火阿哥热情招呼我席地而坐。在火光中，眼前除了锅灶外，还有摆在灶边地上的碗盆勺和筷子，碗里是飘香的白酒，盆里是拌好盐、辣椒、花椒的有男人们拳头大小的猪肉-这就是只听说过，但没见过的“坨坨肉”。还在锅里煮的是彝族同胞家家都会做的“都拿巴”-就是彝家女主人用黄豆泡水推石磨，再用石膏或卤水“点”出来的像汉族的豆花一样的东西，再放些头年煮好晒干的元根叶子，既是菜又是汤，起锅后用“马食子”（彝家的勺）捋起就着辣椒水吃。再放些像干树枝一样刮成粉末的“味精”-木浆子，其味道真不比豪吉鸡精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