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爸爸在我眼里是个第一流的学者，他依然喜欢和“老百姓”聊天，例如，每次我们乘坐出租车，他都会跟司机聊个没完，直到下车“拜拜”。爸爸对此解释说，他在大巴山区的时候，在最简单的农民中遇到过一些最好的人，他也因此很愿意亲近那些依靠诚实、辛勤的劳动而谋生的人。
爸爸比普通人更具冒险精神。他时刻准备冒险涉足不熟悉的领域，这并非因为所谓的“中年危机”，而是因为他在只有16岁的时候就离家到了万源，而且为了可以回家，在卡车和火车上干过各种玩儿命的勾当。大巴山区的田间劳动所需的体力塑造了爸爸今天的好身体，让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不是因为爸爸、不是因为他在山区的那些经历，我对世界的了解将会比现在少得多。
就连沙滩这个老让爸爸做噩梦的地方，也铸就了爸爸许多最优秀的品质。爸爸在那些年里成长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教师，学生的成功给爸爸深深的满足。“万福”也是人格的一块试金石，爸爸从那里脱颖而出。当从各方来的信息都在告诉他“知识无用”的时候，他坚持了自学，并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终于走出了大山，获得了自由。而正是那个地方所给他带来的持久影响，才使他今天能面对逆境保持泰然自若。爸爸已经从困苦中走了出来，他最终可以不带任何怨恨地亲切地回忆在沙滩度过的那些宝贵时光和那里的善良的人民。
坦白地说，当我们的越野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行驶，当我坐在车里摇晃折腾时，我觉得万源让我的中国之旅绕了一个大弯。我无法想象十四年对爸爸来说是人生旅途中怎样的一段弯路。显然，爸爸自己也难料想如果没有在万源的经历，他后来的生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今天，他老是忙这忙那，总是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来追回那段蹉跎中度过的岁月。他老早就在计划编写大巴山老知青的回忆录，现在他终于要如愿以偿了。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偶尔我也会想，如果爸爸没有将生命中的那些年头耗在万源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凭他的才干，我相信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取得成功。然而，我不能肯定，如果爸爸没有在大巴山区劳动过或在万福铁厂教过书，他会比现在更好。我喜欢那段艰苦和欢乐交织的年代所塑造出的爸爸。爸爸是那种可以激发耐心、勇气、慷慨、宽容及坚韧的人。他可以更全面地看待生活。当我感觉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的要求太苛刻、自己负荷太重的时候，我经常会提醒自己：爸爸曾经多次被抛出人生的轨道，但他却恰恰因此获得了更美好的人生。
1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文革”前老知青邓鹏的长女。
俄罗斯书简
通江黄良
邓鹏：
你好。在重庆你几次提到，希望我能在莫斯科对知青问题作些回忆思考。分别以来虽然俗务繁多，此事一直记在心上。刚安顿，即提笔，不敢稍有怠慢。
“知青”这个词，在汉语系统中有其特殊的历史时代内涵。对应于俄语，可以粗略地译为“青年知识分子”或者“有知识的青年人”。这些译法具有普遍能指性，却失去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的特定所指。我用这种译法去问俄国学者，他们也觉得茫然。听我解释之后则表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种“青年知识者到边远贫瘠的地区去建设农村”的大规模运动。
俄罗斯人(年长一些的)也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国家历史上某些类似的经济开发活动，参与这些边远地区的开发活动的多为青年人。他们印象较深的有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发展开垦，建设者们修建起了若干新的居民聚集地，这些集居地以后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新兴城市，俄罗斯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卡姆萨莫斯基城(共青城)等城市都是那时奠定下的基础。碰巧手边有当时着名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诗人对这些新城市作了美好的展望：
经过四个
年头，在这里，将出现一座花园城市
……
我相信，城市
将出现；我相信，花园里会盛开鲜花！
(1927年作)
读到这些诗，那内在的激情总会令我想到知青们身上当年的某些激情。要知道，在严寒的远东地区建“鲜花城市”是何等艰难！而无独有偶，我们通江知青中也有首歌唱道：
“让大巴山开遍映山红哟……”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前苏联政府认为西伯利亚大片荒芜的土地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于是继续组织年轻人往西伯利亚开垦冻土处女地。
我记起小时曾翻读过家里书架上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是前苏联一位女作家写的《勇敢》。这部小说写了一群各具个性、各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从城市来到陌生的边远地区垦荒，其间演绎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位小伙子(主角之一)，瘦瘦的个子，在学校数理化成绩好，好穷根究底钻研，富于想象力，在艰苦的冻土地带森林里，他发明了许多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他为人善良、忠厚，最终获得了美满的爱情。小说充满了浪漫想象和那时作品中常见的英雄主义色彩。20世纪70年代前后(包括勃列日涅夫当政期)，俄罗斯东部地区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建设开发，这次活动成果集中在一条新的铁路干线上。这项铁路工程量大，施工环境艰苦，许多年轻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其中。这条铁路同早先修建的莫斯科-海参崴铁路线被称为远东两大铁路干线。
这几批“支边”(此处“支边”一词乃我杜撰)的人群，后来有的留在了新开发的城市和新铁路干线沿线，在当地扎了根；有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
虽然我用“支边人群”这个词来勉为其难地称谓前苏联的边疆建设者，但与中国1960-1970年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相比，他们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前苏联的边疆建设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如修铁路等)；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人口多方面的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学者对此也有他们的见解。一位俄罗斯汉学家说，当时，俄罗斯青年人去开发西伯利亚完全由于热情的驱使；中国的知识青年也有热情，但“文革”时期安排红卫兵们就业实在不容易。言下之意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也有些不得已。显然，俄国的学者知道“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损失，仍然记得中国的学校纷纷关门、整整一代人失学的历史教训。
回想当年下乡之际，我们多多少少都憋着一股劲，想到艰苦之地去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种证明能力的冲动在青年人身上都有。往小处说是为生存，往宏大叙事处说是改变山区一穷二白的面貌乃至惠及普天下穷人的壮举等等。这种豪情背后，其实是某种文化状况。在这点上，我以为中国当时的文化状态同俄罗斯文化似乎还有某种可比之处。在莫斯科，我得以静下心来细读俄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他谈到俄罗斯宗教，谈到东正教对俄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分析了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意识”。弥赛亚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先知，弥赛亚意识是一种文化心理情结，其核心是广博的普济救世情怀和对他人乃至人类的苦难的同情和解救之愿，其实也就是“救世主心态”。应该承认，这种对他者的救赎也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救努力，只是我们下乡时尚不明白这个道理。
别尔嘉耶夫称俄罗斯“是带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
一般说来我们置身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重现实、重现世的文化，并无明显的彼岸关注和强烈的宗教情怀。但在儒家传统的训诫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平天下”同“弥赛亚”两个命题、两种文化情怀，相映成趣。虽然二者在表层都有开阔的人文视野和某些普济天下的内涵，但内在差异又很明显，也很深刻。我想，若能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解读我们当年的“热情”，很可能会得出某些新意的结论。
莫斯科的秋天颇有凉意，阵阵朔风扑面，同时又阳光灿烂。我喜欢在外面走，在阳光下、在凉风中欣赏俄罗斯的秋天那飘零的美。
即叩
教安
黄良9月25日
匆匆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简介
黄良，1965年重庆市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务农。1977年考进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该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