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爱“一休哥”，没想到长大了，自己也做了回“小叶子”。
一
去东京大学交换留学，除了专门的日语课程，整一年的必修课、选修课、课堂讨论、课后作业乃至由东京大学教授指导撰写的本科毕业论文，都是用英语完成的。所以，那时虽人在日本，真正说日语的时间却不多——与多国联军在一起自然说英语，与祖国同胞在一起自然说中文——除了日语课的会话练习，除了隔三差五的买菜寄信，几乎没什么机会“磨炼”日语。于是下定决心深入日本社会，与多数普普通通的日本大学生一样，找份part time job，边打工，边学习。
历史系W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所以我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即2001年初开始工作。他在吉祥寺地铁口的面包房打工，我则在中野的多宝山成愿寺帮忙。说来好笑，两人在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学习日语，所学到的语言表达也是迥然相异。
日语有极其复杂的“敬语”体系，根据礼貌程度的不同，谈话者会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级别”的词汇和用语来表达同一种意思，以致一个简单的句子可以有二十多种表达方式，可以三言两语讲完，也可以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地说上很久。总之，繁复冗长的敬语可以使谈话变得典雅，也可以使男女老少的说话方式显得千差万别。试想一个在厨房与货架之间与另一群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一起忙碌的男生，和一个在最讲求规矩礼仪的寺院里时时奉住持“法旨”行事的女生会有怎样的言语差异——也难怪后来日语课上温婉的女老师总认为W的句子太“简短”，而我的tutor则要反应半天才想出一句“太尊敬了”。
二
去打工，周末再无懒觉可睡，必须六点多起床，七点整从东京大学“三鹰寮”（东京大学三鹰国际学生宿舍）出发，七点半在吉祥寺坐上“中央线”，然后在荻窪换乘，七点五十左右抵达中野坂上，最后步行五分钟，在八点“开工”以前赶到成愿寺。
东京的冬天似乎比江南的更温湿，所以除了雨雪天气，这一路并不算特别的艰难曲折，而等到风和日丽春暖花开，骑车从“三鹰寮”到吉祥寺，则更是一种乐趣。
七点多钟，整个三鹰市依然睡意蒙眬。路上车少人少，连过马路的红绿灯都还处于“手动”状态。转角镜里再没有戴阳帽背书包的小朋友，所以迂回而狭长的街道就成了供我一人纵横的天地——不用再时时提醒自己“靠左行驶”，可以时快时慢，可以左顾右盼，可以一路欣赏两侧仿佛积木搭成的五颜六色的房子，也可以透过矮墙惊叹一下某一个庭院里仿佛玩具一般的车子。
井之头公园是去往吉祥寺地铁站的必经之路。由于整个公园环湖而建，地势较周围街区低出许多，所以入口、出口都是上下坡道。从大马路回旋下坡，一口气就能穿过树林、“冲”到湖边，但是那样的车技与胆量，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齐全的。
到了湖边，时间也像放宽了刻度——那倒映在湖面的如云似锦的樱花，那停泊在渡口的随风轻漾的游船，都令人心旷神怡如在画中。沿湖畔缓行，接近停车场的路段总会热闹一些——远近的“艺术青年”已开始摆设地摊，准备展示他们充满热情与想象的作品，包括各种各样的本子盒子、饰品T恤、瓶瓶罐罐、人偶CD……虽然赶着上班，细细品味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毫无疑问，那是我至今见过的天最蓝水最清风景最优美的创意集市。
把车停在公园，便要开始长长的爬坡运动。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石级，即使三步并成两步，也得三五分钟才能走完。回到平地，穿过两个路口，便是永远车水马龙的吉祥寺地铁口——或者已有议员候选人在那儿与人握手向人鞠躬，或者已有打工的学生分立两旁在替某某酒吧某某餐馆某某卡拉OK分发纸巾和地图，或者还有刚到的巴士整车乘客都在鱼贯而出……我只能心无旁骛，急匆匆买票、进站、上车、换乘，然后在接下来十多分钟的“安稳”时光里，靠着椅背，长长嘘一口气。
钻出中野坂上的地铁站，多半已将近八点，所以免不了一路疾走。寺院门口有时会遇见一同打工的学生，有时会听见住持的儿子从身后骑车赶上来——说来好笑，作为替父亲工作从父亲那儿领取薪水的“长工”，他也怕迟到。
进门则先去存衣物换鞋袜——换上拖鞋和毛线袜。然后将拖鞋整整齐齐地搁在廊下。然后踏上“吱吱”作响的木头走廊，径直走入偌大的饭厅兼厨房。然后对着屋里的什么人大声说句“早上好”。然后八点整，开始一天的忙碌。
就这样，如我这般自由松散，那打工的半年，却没有迟到过一分钟。这是出国在外爱国热情高涨、民族主义泛滥的缘故，W如是说。
三
“钟声当当响，乌鸦嘎嘎叫……”在寺院打工，不由自主就会哼起这句歌词。但比起动画片里隐于深山的安国寺，中野的成愿寺则是百分百的隐于闹市、闹中取静。而像那样“风格”的城市寺院，在日本并不少见。
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佛教世俗化程度最深。一方面，佛教在日本失却了很多戒律，日本的佛教徒可以像世俗人一样喝酒吃肉、结婚生子、拥有庞大的私人财产。并且，“二战”之后，由于讲求“经济效益”，日本寺院除了举办丧葬仪式和各类法事外，还纷纷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采取多种方式扩大“非宗教收入”，例如出租寺院所属土地，利用寺前开阔地带设立停车场，在寺院近旁建造宾馆、公寓、咖啡馆，向企业入股、搞合作经营等。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佛教也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除了参加祭祀和葬礼，不少民众还常去寺院坐禅、抄经或从事其他功课来获得身心的放松和内心的平静。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成愿寺拥有大片的私人土地，因此住持一家不可不谓“家财万贯”。但是，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家又不同于一般的“大富之家”，在我看来，倒像是家族企业兼家庭作坊更多一些。
六七十岁的住持无疑是一寺之主一家之长。但这位大权独揽的“家长”并没有居高临下只说不做的老爷派头，相反，从抄经画符到写信打字，从绘制建筑图到制作纪念品，从给成愿寺编印“小报”到给推拉门裱糊棉纸，寺里大大小小很多杂事他都奔来跑去亲自动手。
住持夫人主要负责往来宾客的膳食安排和全寺长工短工数十人的一日三餐。住持的独子除了随父亲参加各种典礼仪式，偶尔还充当货运司机和搬运工。儿媳友子归婆婆直接指挥，主要在厨房饭厅和其他两三个打工的中年妇女一齐忙碌。友子还有一对可爱的儿女，男孩大些，女孩尚不会说话。有时见她背着女儿洗菜做饭，倒似看着一部安详朴素的日本老电影。
除了住持一家，寺里的“长工”似乎还有一位账房先生兼投资顾问和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她青年守寡，无儿无女，几十年在寺里干活，如今老迈，便受寺里关照生活。
其余全是短工零工散工，有四处替人诵经的专职受雇于不同寺院的僧侣，有在成愿寺修行兼打工的其他寺院的子弟，有寄宿在成愿寺的大学生，有如我这般周末帮忙的留学生，有负责做饭挣些“零花钱”的家庭主妇，还有临时请来的木匠、铁匠、电工、清洁工、泥瓦匠……
没有法事或祭祀，寺里总是十分安静——并没有僧人扫落叶的声音，也少有乌鸦盘旋怪叫的声音，只有入寺参拜祈福的信徒在门口“叮”的一下轻轻敲钟和寺里什么人应门的声音。但是，每每想起下雪天，光脚的小和尚们（那些注定要继承家业的其他寺院的子弟）伏在大雄宝殿里来回擦地的样子，我还是会忍不住哼起那句“钟声当当响，乌鸦嘎嘎叫……”
四
在成愿寺打工，早晨第一项任务就是推着平板车，出寺门，绕过整个街区，去最近的糕饼加工厂买两大箱饼干。那是寺里用来招待宾客的茶点——方方正正，手掌大小，散装，两枚一袋，塑料袋上还印着“仙贝”二字。然而，此“仙贝”不同于国人熟知的半甜半咸松松脆脆的“旺旺仙贝”，咬起来硬邦邦的，倒有点像徐福记的“炭烧煎饼”，只是没有那种浓浓的牛奶香味。
将饼干箱搬到储藏室，便开始争分夺秒的室内清洁——吸尘、擦地、抹桌子、摆坐垫……种种准备，都得赶在上午第一批前来参加法事的宾客抵达之前完成。
说起“清洁”，在寺里半年，我倒真没有握着巨大的竹扫帚在庭院里扫过落叶。而事实上，和我一起八点开工的男女，谁都没有干过那份工作。于是不由地对那一年四季一尘不染的院子充满好奇。而这一谜底，也终于在我日语“精进”的某天揭开。原来无论春夏无论晴雨，每天清晨六点集合、打扫寺院半小时，便是寄宿在成愿寺的所有日本学生外国学生的必修课。原来每年都有很多生活拮据的学生向寺里申请低价或免费宿舍，而每天帮助扫地，就是成愿寺对申请者的“准入”条件。扫完地，全体寄宿学生与住持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上学的去上学，打工的去打工，溜回宿舍睡“回笼觉”的则可以继续去做美梦。
成愿寺占地很广，建筑亦分散，但全寺人的活动区域相对集中。如果把正对寺门的大雄宝殿比成僧人们“粉墨登场”的“舞台”，那么正殿右侧由走廊曲折贯穿的一片房间——包括厨房兼饭厅、住持与账房先生共用的工作室、简易的会客室、宾客休息室等，就是“杂工们”各司其职各自忙碌的“后台”。而我负责打扫的“室内”，正是这些房间及走廊。
屋里铺的全是榻榻米，所以搞卫生，总是先劳驾动辄如拖拉机“隆隆”作响的巨型吸尘器，再用半干的抹布逐屋擦拭。现在回想起来，打工伊始，连擦地时抹布的叠法，也是由住持亲自示范的。至于那段连接正殿的四面通风的木头走廊，则多由小和尚负责。虽然在寺里，打工的女生无须像和尚一样光脚，不过擦地这个活儿还真使我N条裤子都膝盖发白——而那磨破脚跟的两双毛线袜，则是整天不停走动与榻榻米过多接触的缘故。
对于前来参加祭祀或法事的宾客，在成愿寺的会面有时倒更像一次家族聚会。很多人习惯在寺里用餐。如果要招待客人午膳，即提供场地、代为联系餐馆，就必须动用寺院最西的宴会厅。去宴会厅打扫，必须穿越一大片墓地——将亲人们安葬在附近的寺院之内，这或许是日本人的传统。而事实上，从三鹰寮骑车到吉祥寺，也需绕过一个墓园。所以光天化日，我倒从不觉得那里鬼气森森，相反，墓地里花草丛生，蓝天白云下也算肃穆幽雅。而再想想墓园周围就是寄宿学生的宿舍，则更是“无有恐怖”。
宾客抵达，先将人迎入休息室，再沏茶、送茶点。住持、大和尚、小和尚都去各自的更衣室换袈裟或僧袍。我与友子或其他女生则将宾客自带的鲜花水果糕饼等供品搬至大殿入口，等僧人自行摆放。仪式开始，我得第一时间去休息室收拾茶具，由于那里离大殿最近，僧人们宛如歌唱的诵经声便总是听得十分清晰。洗完茶具，如果当天仅有一场法事，我就要开始其他工作；如果连续几场，那么整一上午，我就得重复迎宾、沏茶等工作。
十一点，住持夫人所率领的“炊事班”已基本“奋战”完毕。我与几个女生就帮着分门别类摆放碗筷——住持、住持夫人都有各自的专用餐具，每次吃饭，都得把筷子从筷盒、锦袋里顺次取出来。至于饭菜，从住持到杂工，寺里所有人倒是完全相同——两条貌似“多春鱼”但实际比较苦味的不知名的烤鱼或两段烤肠、一小碗土豆泥或萝卜泥、一小碗类似“关东煮”的“煮物”、一小碟酱菜、几片腌萝卜和一小碗米饭（自行盛饭）。
用餐的规矩颇多。首先是座次安排。长长的餐桌，数十男女分坐两侧。其中，分别以住持和住持夫人居首，最新来的打工者居末。所以那半年，我的位置倒是不断前移。其次，用餐前必须双手合十，说句“我开始吃了”。再次，吃饭时不能随意交谈，不得改变碗碟的摆放位置，手肘也不得触碰桌面。第四，用餐完毕，也得双手合十，说句“我吃完了”，然后去水池将自己的餐具洗净、擦干、放回橱柜。第五，离开饭厅之前，必须面向屋里所有人，再次大声说句“我吃完了”；得到住持和其他人“嗨”的一声拉长调子的回应，方可转身离开。
出了饭厅，便是一座三层的木头房子。一层有些桌椅板凳，供工人们午休或喝下午茶。三层是一位韩国学生的宿舍。二层则是女性休息室，午休一小时，我常在那里看书或与一两位家庭主妇胡乱聊天。
下午一点，再次上工。午后，寺里很少有宾客，所以可干的活比上午丰富许多。比较无趣的工作是打扫正殿、偏殿或禅堂。成愿寺似乎有地上地下大大小小四五个禅堂，而每一个我都有幸参观且“料理”过，或擦窗户，或抹桌椅，或扫楼梯。其中，最富丽堂皇的要数正殿底下的禅堂——那光亮可鉴的木地板，无论何人出入，都得换上皮拖鞋。
午后更多的是替寺里制作纪念品。无论“送”也罢，“卖”也罢，寺里的各种小玩意儿，诸如印有“成愿寺”三个字的扇子、杯子、盘子总是“销路”甚好。所以，暂时闲置的会客室里，常常有两三个学生盘腿坐在桌边，依着早已轧好的纹路，将一张张硬板纸折成一个个纸盒，再往纸盒里放入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有时也糊信封——将五颜六色的寺院简介、寺院新闻、佛教知识、活动宣传等等塞入信封，再仔细封口。这样的工作虽然无聊，但胜在可以轻声交谈——边做边聊，时光飞快。
当然，也有我独自做手工的时候。并且，人手不多，手上的工作就会不时被打断。会客室与住持的工作室仅隔一走廊，但老人家声如洪钟，叫我的名字总喊得全寺皆知。所以每次都忙不迭起身答应，再风风火火地快步赶去。接下来的任务则花样百出。或是修改英文信函，或是复印资料文件（事实上，寺里有个专门摆放复印机的偏僻的阁楼），或是去邮局寄信，或是去最近的FamilyMart委托“宅急便”。偶尔也帮友子的忙，或者随她将水果糕点送去邻近的幼儿园，或者按她列举的清单骑车去地铁站对面的超市买菜，或者帮她“路远迢迢”地将墓园另一侧房子里囤积的被褥搬到大殿门前的空地上晒。
晒被褥实在是我最喜欢的“露天作业”之一。先将偏殿墙角的铁棒抬出来。再合几人之力搭成几排高大的晾衣架。架子缠上布条。再将被褥一一摔上去，拉开，扯直。最后用藤拍前前后后拍打几下。而整个过程，煦暖的阳光遍洒周身，天高云淡，心情就似要飞翔一般。
其实，“晒太阳”的工作还有好多。例如举着鸡毛掸子满寺院逛，给正殿、偏殿的匾额、楹联掸掸灰尘除除蛛网。例如把大殿或禅堂里的拖鞋统统排列在正殿门口的石级上，然后慢慢逐一擦洗，慢慢享受阳光。例如去寺院一角采摘香椿，站在土坡上，闻着坡下树叶清香的味道，简直要迎风歌唱。
打工的次数多了，住持对我的日语也放心起来，有两次还派我“出远门”，去东银座的歌舞伎座（日本最大的歌舞伎剧场）换领演出票——大抵像住持那样颇有名望的人物，剧场每月都会亲自送些“招待券”来供他随时换取演出票。从中野坂上到东银座路程颇远，且得换乘地铁，所以出门前，住持总会画张地图、仔仔细细交代清楚。其实，在日本，最认路的外国人非中国人莫属，因为路牌站牌上的地名，多是汉字标示，不会读，也会看。
下午三点整，寺里倒真有“钟声当当响”。那是召集全寺（住持及住持夫人除外）喝下午茶的信号。而一到Tea Time，无论谁，无论手里有什么活，都必须赶到那木头房子的一层厅堂去烤烤火或乘乘凉、喝杯茶或吃块糕。通常是友子和另一位“主妇”将茶壶、茶杯及茶点端出来。茶点通常是住持最爱的芝士蛋糕，整个切开，一人一块。那十五分钟，全寺老少聊聊天气讲讲笑话，倒也有趣。打工的学生则少不了要谈谈学校说说学习。而我，也在那个场合，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休息之余，打工的都得填写当天的工作单，包括姓名、工作时间和来去车费，以便住持在大家下班之前算好薪水。
Tea Time之后，首要任务是去各个佛像的供桌上回收午前供奉的米饭。那米饭盛在灯盏样式的金色小碗里，从正殿到偏殿，共有十多处。再来便是收被褥收拖鞋或收衣服。最后则是缝纫工作。
住持有许多贵重僧袍，红、黄、绿、白、紫……不仅颜色鲜艳、样式华丽，而且还有几件描金绘银、薄如蝉翼。所以每次拆洗的仅是僧袍的白色门襟，而将门襟洗净晾干之后，还得将其一针针地缝回去。说实话，在去寺里打工之前，我是个连纽扣都钉不完美的人，但是第一天，当住持问我“会不会”的时候，我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句“会”。此后，边缝边琢磨，老人家倒还一直满意。
另外，也是在寺里，我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只不过缝纫的对象是抹布，质量要求极低。说起来，成愿寺是个异常“节约”的地方，不仅各种各样的布条都可以拼拼凑凑做成抹布，而且连用过一次的保鲜膜都要一一洗净、晾干、大小分类，等待再次利用。然而，想想寺里整日擦窗擦地实在太费抹布，吃饭人多菜多实在太费保鲜膜，这种做法倒不失明智与环保。
四点是下班时间。如果到时不停下工作，住持一家就会频频催促。但我总是答应着，却怎样都要将手里的活儿一气做完。后来他们习惯了我的“拖沓”，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离开之前，必须亲自向住持和住持夫人道别。有时候不见他们，还得满寺院寻人。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友子轻轻告诉我“住持正在做massage（按摩）”，我就会偷笑着，转身去完成最后一项工作——在厨房的挂历上找到下次打工那一天，然后在那一天的格子里写上自己的名字。
那本挂历，使每天去成愿寺打工的人员名单及人员数目变得一目了然。假如有天出现多人请假人手短缺的情况，寺里也可以提前联系以前的工人临时帮忙。例如有位已在日本读书十多年、曾在成愿寺断续打工七八年的台湾女生，一接到电话，就会大清早从横滨赶过来。
就这样，四点多钟，换好鞋袜，从成愿寺出来，天还大亮。我缓缓走向地铁站，一路回味着也许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干的工作，总会不由自主地轻笑起来。
五
电话里，听说我已经会踩缝纫机，会做比萨饼，会把菜切得很漂亮，父母总是感慨不已。
“她在家里也是奥交桑（小姐）呢。”聊天时，那位胖胖的账房先生曾那样与人提及。而无论他是有心打趣还是无心揶揄，我都“不改其乐”、形容笃定，因为“我以为那是一种磨砺”，磨砺令人成长，也令人得意。
更何况还有领略不尽的风土人情。
在寺里，多数人称住持为“方丈”。但他似乎更喜欢别人唤他“先生”。所以我便一直叫他“先生”。而这位先生真是尽职尽责，无论什么工作，但凡我第一次做，他都会亲自演示，连推平板车要戴棉手套之类都会细细叮嘱和解释。想来他是怕我“语言不通”，但听老人家一遍遍地问着“明白了吗”，还是觉得慈祥与亲切。
先生爱说笑，点子多，花样多，整日神采奕奕，偶尔“童心未泯”。有次他突然想起在中国旅行时吃过的茶叶蛋，便让我教友子做。我给父母打电话，好歹弄清了锅里该放绿茶还是红茶。煮鸡蛋的时候，先生不时过来询问，迫切的表情像孩子一样直白。总体而言，那次的茶叶蛋做得还算成功，但晚些时候，当我看到老人家像泡药酒一样将鸡蛋连汤带汁盛在玻璃罐里，还是吓了一大跳。
先生极少外出，一般只在参加其他寺院活动，或与妻子一起去看歌舞伎表演时才出门。而为了让我“多多了解东京”，他有几次还特意带我去什么山什么寺“赴宴”。来回也不坐车，而是绕去号称“日本最繁复”的地铁站，搭乘深入地下N层的地铁；一路也会向我介绍“六本木”这样的日本名所，听着既有趣又奇特。
初夏，有天他让我早些下班。然后又拿了歌舞伎的演出票叫我去看。记得那时正有微斜的日光投在淡金色的榻榻米上，整一段走廊都被映得暖洋洋的。我与先生道别，转身，走出几步，忽然听见他说“你走好”。
“我走了。”“你走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式”对白。但是平时，先生若听到什么人说句“我先告辞了”，几乎都只用“嗨”来回应。所以我又转头，恭恭敬敬地说一句“我走了”。
从日本回来，过年给先生寄贺卡。后来也给他寄书，我写的书。也许现在他已记不得众多的打工学生当中曾有那么一个中国女生，但当初他在我身后说过的那句“你走好”，我却始终都记着。
“这里只有一位奥库桑（夫人）。”友子初见我，就低声对我说，“你叫我友子就好啦。”
她已是一对儿女的母亲，但依旧漂亮——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留着暗黄色的鬈发，涂着微亮的眼影。她的嗓音有些沙哑，所以提及有关住持夫人的事情，就显得格外郑重和尊敬。
友子私下教会我很多寺里的规矩。例如，廊下的拖鞋必须朝向大门摆放；用餐时手肘不能触碰桌面；有宾客在走廊里谈话，虽过道狭窄，也不要侧身“挤”过，而应等待片刻或绕行……
她也告诉我很多日本习俗。例如，三月三号的“女孩节”（桃花节），友子曾邀我一起在会客室布置她女儿的“偶人架”——自江户时代起，每年这一天，凡有女孩子的家庭就都会在客厅里设置一个阶梯状的偶人架，在上面摆放一套精致的和服娃娃（hina dolls），包括古代的皇帝、皇后、皇室随从、宫廷乐师、大臣和卫兵等，以祝愿女孩健康成长。记忆中，友子布置的架子约有五层，粉红色调，十分契合桃花的娇柔美好，而各个偶人持有的道具，如皇后手中的扇子，宫女手中的勺子，乐师手里各式各样的乐器，其逼真和精巧程度，也远胜于时下流行的芭比娃娃的行头。
五月五号是“男孩节”（端午节）。成愿寺门口亦挂起长筒状的“鲤鱼旗”。“鲤鱼”有黑、红、蓝三色，据说黑色代表父亲、红色代表母亲而蓝色代表男孩。在日本，鲤鱼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所以“鲤鱼旗”寓意“鲤鱼跳龙门”，寄托着父母对男孩子健康成长勇敢坚强的祝福和期望。端午节，寺里也吃粽子。Tea Time，吃着友子端来的用稻草包裹的淡而无味的小粽子，不禁分外想念往年外婆亲做的油光光的大肉粽。
那些在成愿寺修行的“小和尚”，虽剃着光头，穿着僧衣，时常随住持在大雄宝殿唱赞颂经，但法事结束，走出大殿，便与普通的大学生别无二致，一样喜欢玩闹，一样言语新潮。
“我叫什么名字？”与我“共事”最久的远藤，见面总要这样提问。
“远藤。”
“哦……厉害。”远藤总是故作惊叹状，然后咧嘴大笑。
最后一次去寺院打工，下午，所有学生都被派去打扫墓园北边的一栋小楼。大伙儿各自忙碌，在幽暗的房间狭窄的过道里不时照面擦肩，却无人说话——只有木楼梯木地板“吱吱”轻响的声音，仿佛蔓生的水草在碧波里微微荡漾。
六月的天空碧若渊潭。从小楼里钻出来，顿有阳光倾泻之感。
“天气真好啊！”我自言自语。
“是啊……天气真好啊！”远藤恰巧经过我身边，明晃晃的日光如水纹一般在他脸上起伏延展。
我望着他的笑脸，与他告别。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打工。”
“最‘好’一次？”他愣了愣，随即领悟，“是最‘后’吧？”
我这才发觉自己将“最后”讲成了“最高”（最好），不由羞愧，低声念了两遍“最后”。
“呀……”远藤似有感慨，一段话说得飞快。
我没有去听，也不再开口。
就这样，在寺院打工的日子转眼即逝。
就这样，与僧人相识的奇特经历在“最好”的一天戛然而止。
就这样，以“学习”之名打工，强化了半年的“听力理解”，到最后，口语却似止步不前。
就这样，短暂的生活，长久的回忆，很多故事在岁月中已变得模糊支离，却总有零星的片段，比如一个名字的发音，会突然在某时某刻，无边无际地响彻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