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说，世界上“大约有1万名活跃的分类学家”——考虑到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作记录，这个数目不算大。但是，该报接着又说，由于成本（大约每个物种1250英镑）和文字工作的原因，每年只有大约15000个各个类型的新物种登记入册。
“目前面临的不是生物多样性危机，而是分类学家危机！”柯恩·梅斯大声疾呼。梅斯生于比利时，目前是内罗毕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脊椎动物部的主任。2002年秋，我在访问那个国家时与他见过一面。他对我说，整个非洲没有专门的分类学家。“象牙海岸过去有一个，但我认为他已经退休了。”他又说。培养一名分类学家要花8—10年时间，而在非洲没有接班人。“他们是真正的化石。”梅斯接着说。他说，他自己到年底也要走了。他在肯尼亚待了7年，不会再续签合同。“没有资金。”梅斯解释说。
英国植物学家G．H．戈弗雷不久前在为《自然》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哪里的分类学家都经常“缺少地位和资源”。结果，“不知名的出版物里对许多物种的描述都很蹩脚，没有人会努力把一个新的分类单元与现存的物种和分类联系起来”。而且，分类学家的许多时间不是用于描述新的物种，而是完全用于整理旧的物种。据戈弗雷说，许多人“把大部分职业生命用来解释19世纪分类学家的成就：拆析他们已经发表的、往往是很不充分的描述，或者跑世界上的博物馆寻找资料，而那些资料又往往处于很糟糕的状态”。戈弗雷尤其强调对使用互联网来分类的可能性不够重视。实际情况是，总的来说，分类学仍按老一套停留在纸上。
为了使事情跟上时代，《连线》杂志两位主办人之一凯文·凯利于2001年发起成立一个组织，名叫“所有物种基金会”，旨在发现每一种生物并把它记录在数据库里。据估计，这么搞一下的费用从13亿到高达300亿英镑不等。到2002年春，这个基金会只有75万英镑资金，4名全职人员。
这些数字表明，要是有1000万种昆虫尚待发现，要是发现的速度还是停留在现在的水平，要确切搞清全部昆虫的种类就需要15000多年。要搞清动物界的其他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我们为什么只掌握那么一点儿情况呢？原因差不多与有待清点的动物数量一样多，下面列出几个主要原因。
大多数生物很小，容易被忽略。实际上，这不总是一件坏事。要是你知道你的床垫是大约200万个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螨虫的家园，它们在凌晨一两点钟钻出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你的皮脂，美美地吃着你在打盹儿或翻身时掉下来的又香又脆的皮屑，你也许不会睡得那么香。光你的枕头上就可能生活着4万个微生物。（对于它们来说，你的头只是一块油汪汪的大软糖。）别以为换了个干净枕套会起什么作用。在床上螨虫大小的东西看来，人类织得再紧密的物品看上去也只是像船上的索具。要是你的枕头已经用了六年——这显然大约是一个枕头的平均寿命——据估计，用一位计算过的人的话来说，它十分之一的分量来自“脱下来的皮屑、活的螨虫、死的螨虫和螨虫的屎”。那个人是英国医学昆虫学中心的约翰·蒙德博士。（但是，至少它们是你身上的螨虫。想像一下，每次你爬进一家旅馆的床铺，你会跟什么依偎而睡。）这些螨虫自古以来就和我们在一起，但是直到1965年才被发现。
要是像床里的螨虫这样的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直到彩色电视时代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对大多数别的小生物几乎不了解，这是不足为怪的。要是你走进森林——任何森林——俯下身去抓起一把土，你就会抓起100亿个细菌，其中大多数是科学界不知道的。你的样品里还会有大约100万个胖乎乎的酵母，大约20万个毛茸茸的名叫霉菌的小真菌，大约1万个原生动物（其中最熟悉的是变形虫），以及各种轮虫、扁虫、圆虫和其他微生物，总称潜隐体。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也还不清楚。
最全面的微生物手册《伯吉氏系统化细菌学手册》列出了大约4000种细菌。20世纪80年代，在卑尔根，约斯泰因·戈克瑟尔和维格迪丝·托斯维克两位挪威科学家在实验室附近的山毛榉林里随意采集了一克泥土，仔细分析了里面的细菌含量。他们发现，这个小小的样品里就有4000—5000种不同的细菌，比《伯吉氏手册》里收录的全部数量还要多。接着，他们来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又抓起一克泥土，发现里面有4000—5000种别的细菌。正如爱德华·O．威尔逊说的：“要是9000多种细菌存在于挪威两个不同地方的两撮土里，那么别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又有多少种有待发现呢？”哎呀，据有人估计，很可能多达4亿种。
我们没有找对地方。在《生命的多样性》一书中，威尔逊描述了一位植物学家，花了几天时间在婆罗洲1万平方米的丛林里转了转，就发现了1000种新的开花植物——比整个北美洲发现的还要多。那些植物不难发现，只是以前没有人去那里找过。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科恩·梅斯对我说，他去了一处云林——肯尼亚的山顶森林是这么叫的，花了半个小时“不大仔细找”就发现了4种新的倍足纲节肢动物，其中3种代表新的属，以及一种新的树。“大树呀！”他接着说，伸出胳膊做了个样子，好像要跟个大块头舞伴跳舞似的。云林生长在高原顶部，有时候几百万年无人问津。“它们为生物提供了理想的气候，几乎没有人去研究过。”他说。
热带雨林总共只覆盖地球表面的大约6％，但是它们是一半以上的动物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开花植物的生活场所——这部分生命绝大部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因为极少有研究人员在它们身上花时间。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其中的许多很可能非常宝贵。至少有99％的开花植物的药用特性从未得到测试。由于无法逃脱食草动物，植物不得不想出复杂的化学防御措施，因此尤其含有丰富的化合物。即使现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全部处方药来自仅仅40种植物，还有16％来自动物或微生物，因此每砍伐10万平方米森林，失去重要的药用发展前途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化学家们使用一种名叫组合化学的方法，在实验室里一次可以产生出4万种化合物，但这些产品是规格不一的，没有多大用处，而自然界的每个分子都已经经过《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最终的审查过程：35亿多年的进化”。
然而，寻找未知的东西不完全是一件要去偏僻或遥远地方的事情。在《生命：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一书中，理查德·福泰指出，有一种古老的细菌是在一家乡村酒店的墙上发现的，“世世代代的男人都在那儿撒尿”——这一发现似乎包含几个因素：罕见的运气和专心，可能再加上某种别的没有明确的因素。
专门人才不足。需要发现、研究和记录的东西实在太多，干这活儿的科学家供不应求。以名叫吸螨的那种生命力很强而又鲜为人知的微生物为例，那种微生物几乎可以在任何环境里生存。条件恶劣的时候，它们就缩成一团，关闭新陈代谢系统，等待好的年景。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把它们扔进沸水里或把它们冷冻到接近绝对零度——即连原子都受不了的程度。当这番折磨结束，把它们重新放到比较舒适的环境里的时候，它们马上舒展身子，继续活下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微生物迄今已经发现了500种（有的资料说是360种），但谁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总共究竟有多少种。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的已知种类都归功于一位热心的业余人员的努力。他是伦敦的一位办事员，名叫戴维·布赖斯，在业余时间研究吸螨。吸螨世界各地都有，但你可以请世界上所有的吸螨专家到家里吃饭，而用不着向邻居借盘子。
连真菌这样非常重要而又无处不在的动物（真菌是既非常重要又无处不在的），也没有引起多大重视。真菌无处不在，形式多样——略举几例，如蘑菇、霉菌、酵母、马勃。它们大量存在，这点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要是你把1万平方米普通草地上的真菌全部集中在一起，你会有2800千克的收获。它们不是不重要的生物。没有真菌，虽然没有了马铃薯枯萎病、荷兰榆树病、股癣和足癣，但也没有了酸奶、啤酒和奶酪。已经发现的真菌总共有7万种左右，但据认为总数可能达到180万种。许多真菌学家效力于工业，制造奶酪、酸奶等等，因此很难说有多少人在积极从事研究，而有待发现的真菌品种肯定多于在发现它们的人的数量。
世界确实是个大地方。由于便捷的空中旅行和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我们错误地认为世界其实不那么大，但在研究人员必须工作的地面上，世界其实很大——大得充满了新奇的东西。现在知道，长颈鹿活着的近亲獾猢狓在扎伊尔的雨林里的数量很多——据估计，总数大约有3万只——然而，它的存在在20世纪之前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新西兰有一种不会飞的大鸟，名叫短翅水鸡，被认为已经在200年前灭绝，接着发现它们生活在该国南岛的荒山野岭。1995年，一个法国和英国科学家考察队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山谷里迷了路，偶尔碰上了一种新的马，名叫Riwoehe，这种马以前只是从史前的山洞壁画上知道。那个山谷的居民吃惊地获悉，那种马在外面的世界被认为是一种珍品。
有的人认为，更令人吃惊的事还在等着我们。“一位著名的英国民族生物学家认为，”《经济学家》杂志1995年写道，“有一种高如长颈鹿的大地懒，有可能出没在亚马孙河流域僻静的丛林里。”也许有意思的是，杂志没有提到该民族生物学家的名字；也许更有意思的是，此后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也再也没有那种大地懒的音信。然而，在调查过每一片林中空地之前，谁也不敢肯定说那里没有这种动物，而我们距离实现那个目标还很遥远。
但是，即使我们培养出几千名野外考察工作者，把他们派到天涯海角，这可能还不够，因为凡是能有生命的地方都有生命。生命的极其丰富的程度是令人惊讶的，更是令人满意的，但也是问题众多的。若要统统考察一遍，你得翻转每一块岩石，过滤每一片森林地面上的垃圾，筛掉无数沙子和泥土，深入每一个丛林地带，想出有效得多的办法来调查海洋。即使那样，你还会漏掉整个生态体系。20世纪80年代，业余洞穴探索者们钻进罗马尼亚一个已经跟外界隔绝很久而又不知道多久的深洞，发现了33种昆虫和别的小动物——蜘蛛啦，蜈蚣啦，虱子啦——全都是瞎眼的，无色的，科学界不知道的。它们靠水塘浮渣里的微生物来维持生命，而那些微生物又以温泉里的硫化氢为食料。
我们也许会本能地认为，我们不可能发现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一件令人泄气的事，甚至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但这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件极其激动人心的事。我们所生活的这颗行星，几乎有着给人惊喜的无限本事。哪个有理性的人不愿意这样呢？
在浏览现代科学支离破碎的学科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几乎总是发现许多人愿意花费毕生的心血来探索最花时间的冷门领域。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一篇散文中指出，他起名为亨利·爱德华·克兰普顿的主人公花了50年时间，从1906年直到1956年去世，不声不响地研究波利尼西亚的一种名叫柄眼蜗牛的陆地蜗牛。年复一年，克兰普顿把数不清的柄眼蜗牛的螺层、弧度以及和缓的弯曲度一遍又一遍地测量到最精细的程度——到小数点后面8位——把结果编成了许多详详细细的表。克兰普顿表格里的一行字都可能代表几个星期的测量和计算。
虽然没有那么潜心，但肯定是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在20世纪40—50年代，艾尔弗雷德·C．金西以研究人类的性活动出了名。可以说，在脑子里充满性问题之前，金西是一位昆虫学家，而且是一位执著的昆虫学家。在一次历时两年的探险活动中，他跋涉了4000公里，采集了30万件黄蜂标本。在此过程中他被螫过多少次，哎呀，没有记录下来。
令我感到费解的是，在这种冷门的领域，你怎么能确保有接班人。显而易见，需要或愿意支持藤壶专家或太平洋蜗牛专家的机构并不多。我们在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分手的时候，我问理查德·福泰，当一个人离去的时候，科学界是怎么确保有人来接他的班的。
听了我幼稚的问题以后他纵情地格格一笑：“恐怕不像是有替补队员坐在板凳儿上等着被叫上场的情况。要是有一名专家退休或不幸去世，那个领域的事情有可能中断，有时候要中断很长时间。”
“我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是有人花了42年时间来研究一种植物，即使没有出什么很新的成果，你们也会觉得很宝贵，对吗？”
“一点儿不错，”他说，“一点儿不错。”他说的确实好像是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