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流别论
七言诗的成立比五言诗晚，但七言诗的起源并不比五言诗迟。清人陈仅在《竹林答问》中说：“论古诗之源，则五七言同时。”但历来关于七言诗的渊源众说纷纭。
第一种观点认为七言诗起源于诗骚。晋人挚虞首先提出这一理论，他在《文章流别论》中说：“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这段话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挚虞没有直说七言诗起源于《诗经》，而是认为七言诗类似于《诗经·秦风·黄鸟》的七言句。二是认为这类七言诗句，“俳谐倡乐多用之”，显然是指汉乐府。如《鼓吹铙歌》中的“千秋万岁乐无极”、“江有香草目以兰”；如汉桓帝时的“小麦青青大麦枯”之类的民间歌谣。三是认为“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意为七言诗不登大雅之堂，这是自汉代以来“七言不名诗”的文体保守思想的表现。
刘勰直接受挚虞的影响，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两）体之篇，成于两（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观点比挚虞明确得多：一、明确宣称“六言七言，杂出诗骚”，“杂出”指《诗》《骚》之中只有六言七言诗句，无全篇之用者。二、指出完整篇章的七言诗到西汉时才完成，显然是指《柏梁联句》。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指出诗句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越来越多，所以长句的运用逐渐代替短句了。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内篇》卷三《古体下》中也持七言起源于诗骚论，他说：“如骚之《九歌》，皆七言古所自始也。”他所说的是《九歌》杂言诗中的七言诗句，而非七言篇什。明人陈懋仁注释《文章缘起》说：“《周颂》‘学有辑熙于光明’，七言属也。”
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三均有七言起源于诗骚的见解。赵翼说：
七言起于《柏梁》。然刘勰谓出自《诗》《骚》，孔颖达举“如彼筑室于道谋”为七言之始，然不特此也，如“自今伊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子孙”等句甚多。顾宁人(炎武)谓楚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按“迁藏就歧何所依，殷有惑妇何所讥”等句，本无“些”“只”，则竟是七言也。特尚未以为全篇。
赵翼的论点与胡应麟相同，认为七言诗句始自《诗》《骚》，全篇七言始自《柏梁》。梁启超继承并发挥了这种观点，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五章《汉魏时代之美文》中说：“《楚辞·招魂》篇，‘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以下，若将‘些’删去，便是一首极长的七言诗，《大招》每篇删去‘只’字亦然。”而容肇祖在《中国文学史纲》中说：
七言诗大概是从楚声起的，《九歌》中的《山鬼》《国殇》，已有近于七言诗的趋势。楚汉之际项王的《陔下歌》，高帝的《大风歌》皆是汉代七言诗的滥觞。
与前论所异，梁启超、容肇祖并未提及《柏梁联句》，二是提出项王、高帝之楚歌。
上述七言起源论，似乎都是从文人创作的角度来立论的。陈钟凡在《汉魏六朝文学》一书中，将这种理论讲得较为完整：
七言诗是从楚调诗变来的。最初汉人做的七言诗，如高祖《大风歌》，武帝《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歌》，昭帝《黄鹄歌》《淋池歌》及李陵《别歌》等，皆每句中间夹用“兮”字，这是第一期的七言，中间唯有司马相如《琴歌》夹用无“兮”字句。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中间三句不用“兮”字，夹置于一首之中。至东汉安帝时张衡作《四愁诗》除第一句外，其余皆为七言。如一思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赐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以下三首皆一例用“兮”字句起，用七言句接，这是由楚辞派变成七言诗的遗迹，可算得第二期的七言诗。至曹子桓作《燕歌行》，七言诗乃完全成立。
第二种观点认为七言诗起源于汉武帝时的《柏梁联句》。仕于宋、齐、梁三朝的任昉（460-508），首先提出这一论点，其著《文章缘起》一卷，原书早佚，今存者乃明人陈懋仁《学海类编》中的注释本。任昉认为七言诗起源于汉武帝《柏梁联句》。刘勰略晚于任昉，他未肯定七言诗起源于《柏梁联句》，但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却肯定“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的存在。稍晚，刘孝标在注释《世说新语·排调》“王子猷”条“云何七言诗”句称：“《东方朔》传曰：‘汉武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七言诗自此始也。”宋末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论及七言诗的起源时，则完全继承了任昉的观点，明确认为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联句》。
胡应麟在《诗薮》中也指出：“纯用七言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则《柏梁》始之，《燕歌》《白纻》皆此体。”赵翼在《陔余丛考》也说：“至《柏梁》则通体七言，故后世以为七言之始耳。”
虽然自顾炎武起，对《柏梁联句》是否伪托有争议，但据逯钦立、王力、余冠英等先生的考证，该诗当作于西汉无疑。因而，七言诗起源于《柏梁联句》之说，有一定影响。
第三种论点认为七言诗起源于“委巷歌谣”。20世纪40年代，余冠英先生在《国文月刊》上发表《七言诗起源新论》，提出“七言诗体本出于委巷歌谣”之论，认为七言诗是从民间歌谣直接或间接升到文人笔下的，所以七言诗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七言歌谣里找到根源。
汉以前无完整的七言歌谣。余冠英在《七言诗起源新论》中指出汉以前的歌谣有《礼记·檀弓》所载的《成人歌》和荀卿的《成相辞》。前者虽似民间之作，但非完整七言体；后者是文人所作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诗经》中虽有七言诗句，但是已经文人润色加工，而非原始形态的民间歌谣。
西汉完整的七言歌谣甚少。西汉谣谚，较早的是《汉书·路温传》中所引的，路温为宣帝时人，他上书宣帝时引时谚：“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这两句谣谚各句为韵，上句“狱”“入”为韵，下句“吏”“对”为韵。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大臣刘辅引俚语谏之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句句押韵，二韵同部。《汉书·楼户传》引《楼户歌》云：“五侯治丧楼君卿”，为新莽时作品。西汉时期完整的七言歌谣，应推崔豹《古今注》中所载的《薤露》：
《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故用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精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亦谓之长短歌。言人之寿命长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田横自杀乃汉初的故事，《薤露》《蒿里》可确定为汉初之作。《薤露》七言三句，但《乐府诗集》第一句无“朝”字，则为两个三言句。《蒿里》以七言为主体，七言三句，五言一句。《乐府诗集》卷八十三《杂歌谣辞》录有一首“汉歌”《鸡鸣曲》，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称是“汉初歌谣”，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是东汉末年的作品。今依旧说，定为汉初之作。原诗为：
东方欲明星灿烂，汝南晨鸡登坛唤。
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
千门万户递鱼钥，宫中城上飞乌鹊。
本诗前四句三用韵，后二句句句用韵。《汉书·冯野王传》记载了一首成帝时的《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
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良惠吏民。
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
此诗以两个三字句开头，与荀卿的《成相辞》相似，只是后四句均为七言，与荀卿《成相辞》中夹有四言一句相异，可以视为《成相辞》体制的一种发展。《艺文类聚》卷五十六载有《古两头纤纤诗》一首，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入《汉诗》卷十二的“古诗”部分，原诗为：
两头纤纤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
腷腷膊膊鸡初鸣，磊磊落落向曙星。
这首诗具有清新的民歌风味，比喻恰切，韵律回环，运用了十个字的叠词，令人称赞，在在说明它是民歌中的杰作。《东飞伯劳歌》也应属于这一类的“古辞”。撇开聚讼纷纭的《柏梁联句》不谈，七言诗在西汉已由涓滴之泉汇为潺潺流水了。
东汉七言歌谣现存较多。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汉诗》部分辑录：在新莽之末东汉之初有“关东大汉戴子高”(《时人为戴遵语》)。光武帝时有“袍鼓不平董少平”(《董少平歌》)。和帝刘肇时有“城上鸡鸣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友”(《会稽童谣》)。桓帝时有“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范史云歌》)、“游平买印自有平，不及豪贤及大姓”(《京都童谣》)、“信哉少林世无遇，飞被走马与鬼语”(《益都民为王忳语》)、“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桓帝初天下童谣》)。桓帝时还有五首《太学中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献帝刘协时有“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天子遗”(《建安初荆州童谣》)、“王侯之斗血成江”(《时人谣》)、“石里之勇商子华，暴虎见之藏虎牙”(《商子华谣》)等等，不下数十首。若将东汉的谚语算在一起，就更多了，它们对文人创作影响深远。
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将前二说结合起来：“七言讲音节者，出于汉‘郊祀’乐府；罗事实者，出于柏梁体。”
叙述了前人关于七言起源的观点后，下文我们将厘清文人七言诗的发展脉络。
七言发展脉络
从现有材料来考察，文人七言诗的发展，从西汉初至东汉明帝时期（约前206-75）为草创期，主要作品乃是有争议的《柏梁联句》，单句“七言”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形式。
东汉章帝至东晋末（约76-419）为发展期，前后约三百四十多年。其间，东汉张衡（76-139）的《四愁诗》或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成熟的文人七言诗。当代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张觉认为赵晔《吴越春秋》（一说成书约公元120年前）中的《穷劫之曲》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成熟的七言诗，诗曰：“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顾宗庙听谗孽。任用无忌多所杀，诛夷白氏族几灭。二子东奔适吴越，吴王哀痛助忉怛。垂涕举兵将西伐，伍胥白喜孙武决。二战破郢王奔发，留兵纵骑虏京阙。楚荆骸骨遭掘发，鞭辱腐尸耻难雪。几危宗庙社稷灭，庄王何罪国几绝。卿士凄怆民恻悷，吴军虽去怖不歇。愿王更隐抚忠节，勿为谗口能谤亵。”这一时期，诗人们逐步摆脱了单句“七言”的创作模式，由简单模仿向成熟的七言古诗创作过渡。东汉章帝以前的“七言”，均为单句短篇，张衡的《四愁诗》出现后，文人七言诗的创作才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原诗为：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赐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赐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赐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赐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张衡做河间王相时，郁郁不得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全诗四章，写怀人愁思，所以名“四愁”。从结构看，一章一地，显示汉大赋的铺叙痕迹。诗歌把楚辞的语言及表现方式融入民歌形式，使七言诗抒情意味更浓，逐渐文人化。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此诗“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四愁诗》还不是完美的七言诗，诗中以语气词弥补音节，每章首句夹有“兮”字，其余句子也并不都是标准的七言诗句，如“何以报之英琼瑶”一句，实为一问一答的两小句。但它是文人第一次创作的完整七言诗，在诗体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张衡《思玄赋》后的《系辞》一首共十二句，是完整的七言之作：
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
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
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
天不可阶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飞。
松乔高峙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
回志朅来从玄谋，获我所求夫何思。
张衡的五首七言诗，具有一些共同点：一、实字成篇，摆脱了楚歌“兮”字体的局限；二、句句押韵，每诗皆为两换韵；三、语言古拙朴直、质木无文，诚为“风骚之变格”。四、二二三句式，奇字句尾，向正格七言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时，前四首略带民歌韵味，而后一首除句句押韵之外，称得上是标准七古了。
张衡之后半个多世纪，曹丕的七言乐府《燕歌行》二首出现。曹丕（187-226）传诗四十余首，《燕歌行》极富创造精神。《燕歌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平调曲》，仿柏梁体，押平声韵。原诗为：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
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
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
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
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鸽晨鸣声可怜。
留连顾怀不能存。
诗歌句句押韵，清丽婉转，细腻真挚，思妇的哀怨之情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凄美的格调。王夫之评论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从此，七言诗受到文人重视。这两首诗也是今天能够见到的《燕歌行》古曲的最早存辞，成为后世《燕歌行》依曲填词之祖。
曹丕的《燕歌行》和张衡的《四愁诗》相比，有不同的特点：一、张诗古拙朴直，质木无文，而曹诗情致委婉，音节美妙；二、曹诗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初步展现了一种新的艺术境界；三、曹诗通篇实字成句，没有张氏《四愁》“兮”字开头的楚歌痕迹；四、曹诗与张诗虽同受民歌影响，前者则创造多于模仿，后者则与之相反。
柏梁体句句用韵，从表面上看比五言长，实际上五言诗两句一韵，相当于十字一句，而每句一韵的七言诗倒显得局促些。七言诗若是每句押韵，就增添了写作难度。所以七言诗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突破句句押韵的限制。因而，从曹丕到东晋末，虽将近两个世纪，文人七言诗的创作却无出曹丕之右者。
曹丕之后，明帝曹叡有《燕歌行》模仿之作，陈思王曹植的《艳歌行》中只有七言两句。阮籍《大人先生歌》二首，前者为楚歌体，后者为七言正格。曹魏文人七言之作仅此而已。吴、蜀二地，更是文人七言的荒漠之域。
两晋时期(265-419)，文人创作七言诗略可一叙者有傅玄、陆机、张载、熊甫、苏彦、王嘉、苏若兰等七人而已，而仙道、鬼神之伪什，更不堪入目。傅玄的七言诗多有隔句用韵的句子。如《白杨行》：
踠足蹉跎长坡下，蹇驴慷慨敢与我争驰。
踯躅盐车之中，流汗两耳尽下垂。
虽怀千里之逸志，当时一得施。
再如《秦女休行》：
烈女自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
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
烈著命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
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
都是六言、五言、七言相间的诗歌，隔句用韵。傅玄的杂言和七言诗创作成就突出，对鲍照的影响相当大。鲍照在《松柏篇序》中说：“知旧先借傅玄集，以余病剧，遂见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