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小的时候几乎全家都患病，他得的肺炎，父亲患有肺结核，为给父亲治病举家迁徙四处求医。“14岁时我已搬过四十次家，总是坐着卡车或火车到处旅行。这很有助于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在这好奇心中一定也有一个问题，正如《十诫·一》中帕维尔问父亲的：什么是死亡？父亲回答说：心脏停止跳动就是死亡。疾病的隔壁住着死亡，对于年少时期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而言，在东奔西走随母亲为父亲治病的过程中一定疑惑过，伤感过，绝望过。在他后来的几乎每一部影片中都探讨过死亡的命题，也曾经以“双重生命”的方式试图给人“第二次机会”（《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安内特·因斯多夫著）。
基耶斯洛夫斯基也说过：“《红》的主题是条件式的……如果法官晚出生四十年的话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能回到二十岁那该有多好。我们会做出多少更好、更聪明的事！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拍了这部电影———或许我们的生活本可以过得更好。”
因此，有理由相信，那些重复的画面是对人生仅此一次的无奈叹惋，是对第二次生命的哀婉希冀。
二
《蓝》中失去丈夫和女儿的朱莉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敢直面亲人已逝的事实，变卖财产逃往异地租住进一栋没有小孩出入的公寓里。可总有那么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会勾起她的记忆，女儿吃过的糖果，女儿喜欢的风铃……朱莉常常去游泳，希望在跃入水池的一刹那将什么都遗忘。但是不能，每当她浮出水面跃上池壁的时候，过去也会随着乐曲浮出水面。导演在这个时候会用几秒钟的黑场来处理朱莉在此时的感受。这样的方式让观众始终沉浸在朱莉的感觉里。
当她看见储物间老鼠和几个小鼠仔时，她吓慌了，她走进养老院寻找自己的母亲。朱莉的母亲有点老年痴呆，她将朱莉当作早年已经死去的另外一个女儿。当朱莉说自己是朱莉时。母亲说她知道是朱莉。朱莉并非来看望母亲，而是要一个答案：“我小时候怕老鼠吗？”朱莉问。母亲回答：“你怕，朱莉不怕。”看起来，母亲还是没搞清楚是谁来看望自己。或者，准确地说，母亲更希望是那个早已逝去的女儿来看望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母亲常常在幻觉中跟那个早已逝去的女儿对话。她是个孤独的母亲。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提及这种亲情缺失的遗憾。朱莉告别时说：“我现在怕了。”朱莉是自私的，她那时一点也没有考虑母亲的感受，问得直接，走得决绝。朱莉怕什么了呢？她并不怕老鼠，但她看见的不是老鼠本身，而是一种健康完满的关系———母子。而朱莉刚刚痛失爱女。所以她说怕，她怕看见过去。朱莉跟母亲说现在她想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她想跟过去一刀两断，但人生是一条河流，不会倒流，不能切割。
《蓝》的结尾处分别表现了几位人物的结局，其中朱莉的母亲在看电视时不知不觉离开了人世。影片中朱莉的妈妈始终坐在椅子里，没有起身，即使她转身跟朱莉对话时，她的注意力还是停留在电视画面上，中间有几秒，导演曾将画面切换至朱莉妈妈的电视上，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项蹦极运动，当画面切近的时候，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年男子。对年轻人而言蹦极是一项极富刺激性的运动，可是当那个老者站在那里的时候这项运动是多么凶险。遥控器掌握在朱莉妈妈的手心里，看起来她非常喜欢看这个节目。影片中朱莉妈妈始终在看这类节目，比如朱莉第二次去的时候，妈妈正在看一项老年男子高空走钢丝的节目，直至她不知不觉中走向生命的终结。
安内特·因斯多夫在解读这些情景时认为导演“看重的或许正是它那循环往复性和弹性，这正预示了朱莉的生活最终也会恢复如常”。但电视里的惊险画面与朱莉妈妈在养老院这种“安全”空间———养在里面等死的地方相交织的时候，更容易让人想起吕约的诗歌《一生》：从人两岁写起直到八十九岁，诗歌写了人要经历的诸如成长、成业、成家等集体性生存模式，最后诗人说：
一生中
我们弱小的心灵
要面临多少选择
我们村里的疯子在从一棵树
跳到另一棵树时
都没这么惊险
一位坐在椅子里静静等待生命终结的老妇人在看一项危险刺激的运动，这本身让人触目惊心。
然而，每个人都要独自去面对自己人生中遇到的种种幸与不幸，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宿命不是死亡，是孤独。
三
《红》在“三色”里是构思最精巧的一部。不同的人、陌生的人们，因为一些偶然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例如，结尾英吉利海峡的那场风暴中警方从失事的轮渡上救出的几个幸存者中有《红》的女主人公瓦伦蒂娜、还有一个瓦伦蒂娜曾经看见过、曾经和老法官一起窃听其电话但从未与其谈过话的年轻法官。此外，竟然还有《蓝》中的朱莉和她的男友，《白》中的卡罗尔和多米尼克。这个联系不是出自命运之手，完全出自导演之手。“是谁导演这场戏？”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你、我、他，我们是陌生人吗？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吗？我们是。但我们又被那种神秘的力量扭结在一起。基耶斯洛夫斯基好像并不相信神秘力量。他只承认微妙的联系。陌生人啊，当我们处在这个生命构成的世界里时，不要说我们互不相干，我们被那些微妙的关系扭结在一起。比如瓦伦蒂娜和老法官，他们被称为是错过的恋人。老法官说他曾经梦见过瓦伦蒂娜，梦见清晨她醒来对着边上的丈夫微微地笑。那个人是谁呢？瓦伦蒂娜问。老法官说没有看清，但确定是一个年轻法官。呵呵，所有的叙述都仿佛要在影片结束后让观众猜想瓦伦蒂娜和在英吉利海峡上一同患难的年轻法官实现老法官的旧梦。当瓦伦蒂娜经过那场劫难时现出忧郁的神情，那个神情跟她为某口香糖做广告时拍的神情叠映起来。做广告时是不是命运的预演呢？我们这一生中很多时候曾经将自己的命运预演。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解释《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时说该片的主题是“小心地生活”，因为你不知道你行为的结果。你周围人的康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行为。“这些人的道路和命运，一直都彼此交汇，不管我们是否注意到。”因此，“小心地，在意地生活”。
翻开波兰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情感千疮百孔的波兰。几乎整个十八世纪处于被几国瓜分的分裂状态，接下来的一又五分之一个世纪里波兰从欧洲的版图上消失，1919年复国后又在邻邦的虎视眈眈、国内经济的凋敝、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内政治矛盾中如履薄冰。基耶斯洛夫斯基出生于1941年的波兰。世界战争，祖国不幸，家庭贫病，意识形态的矛盾等等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彻的感悟，其一生创作的电影作品映射出波兰民族重新寻找自我的历程，也为陷于孤独、沮丧、无望、焦虑等现代性精神绝境的人类寻找出路。那出路就是通过爱获得救赎。
“三色”的色彩来自法国国旗的颜色，分别代表着自由、平等与博爱。《蓝》中的朱莉想以忘却的方式获得内心的自由，可无论她如何逃避都得不到那份自由。直到最后，她原谅了背叛自己的已逝的丈夫，给予丈夫的情人以宽容并同意她腹中的孩子姓丈夫的姓，她才得以从那场灾难中走出，才像弗洛伊德“哀悼”理论中所讲的那样“杀死死者”，获得了生者的心灵自由。《白》中的卡罗尔和妻子多米尼克直到抛却了金钱、身份、地位、身体缺陷等外在因素之后才得到了彼此平等的真爱。《红》中的老法官最终因瓦伦蒂娜纯净的爱心而感动，走出了恨的牢笼。因为有了爱，人才获得了意义。正如他电影中始终回荡着的旋律《新约·格林多前书》中的合唱部分那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接受《电视博览》的采访时说“世界不仅仅是明亮的光线、高速的生活节奏、插着吸管的可口可乐、崭新的汽车……存在着另一个真实———某种来世？对，没错。”
什么是来世呢？《蓝》中街头卖艺的大胡子艺人用木笛吹奏出的乐曲和朱莉丈夫生前创作的乐曲惊人地一致。导演说：“每个音符都是真实存在着的，它们等待着某人去给他们下命令。两个身处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想到同样的音乐，这正是人类互相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例子。”《红》中年轻的法官不正在完成老法官此生无法完成的夙愿么？如果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来解释来世，来世就存在于彼此交织的关系之中，人在人中间老去，人在人中间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