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屋常年是阴暗潮湿的，受不到一点阳光的照射。北平人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真是经验之谈。我虽然把两明一暗的三间南屋布置成很好的客厅——缎面的沙发，硬木的矮几，墙角的宫灯，仿古花纹的窗帘，脚下是软软的地毯；但是我们都没有兴趣到南屋去，熟识的朋友来了，也还是习惯到我们起居饮食的北屋来坐。
就这样，我们整年地把南屋冷落着。小三合院中心一棵好大的槐树，像一座天棚，整个夏天遮盖着这院子，但是南屋更阴暗了。秋天槐花落了满院子，地上像铺了一层雪。我一簸箕一簸箕地扫着，心里就打着南屋的算盘；煤这样贵，今年冬天我不打算在南屋装洋炉子了。把去年留下的两个炉子的烟筒挑一挑，用在北屋的一个炉子上大概够了。铁皮暴涨，烟筒省一节是一节，大家都尽量把炉子装得移近窗户，这叫做“缩短防线”。我又想，为什么不把南屋租出去呢？既节流，又开源。
这个主意说开了去，大嫂很快就引来了一位房客，她给我介绍说：“咱们南京老亲端木家的三太太，你仿佛说过，中学里教过你地理的，就是三先生。”
我说：“是呀！端木老师不容易被人忘记，他的……”
“他的眼镜。”端木太太立刻微笑着接腔。
回忆到学校的生活，我很开心，我大笑着说：“是的，眼镜，还有冬天那条长长的围巾，脖子后面总拖着那么长的一大截，飘荡着。”
据说端木家这门老亲，和我们攀来巴去，算是平辈表亲。端木朴生老师已经死了十多年了。这位端木太太因为一直在外面做事，所以大家都称呼她一声“朱先生”。我对端木老师的印象，也只是那掉在鼻梁中间的眼镜和长围巾这一点点而已，他实在只教了我连一学期都不到。
说是平辈，朱先生比我年纪大多了，已经两鬓花白，她虽憔悴，但很稳重，也整洁，眉目间藏着年轻时代的风韵。这样的形容似乎很矛盾，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确是这样。
她是从东城她的亲戚家搬出来的，因为她在师大的图书馆工作，住亲戚家虽然方便，只是离学校太远，往返不便，我们家可离师大很近。
“老胳膊老腿儿啦！让我来来去去地赶电车，我也追不上，到了冬天，骨头节儿就仿佛泡在醋里，那么酸痛，真不是滋味儿。”她苦笑着说。
但是我想到阴暗的南屋，租给这样一个独身而患着风湿的老女人住，而我这年轻健康的却住着阳光普照的北屋，倒有点不自在，我只好说：“只要朱先生不嫌房子小，不嫌我三个孩子吵闹。”
朱先生搬来的时候，槐树叶已经掉完了，光秃秃的枝子在冷风里挺着。南屋里我们原来的那一套家具，都移到北屋来，北屋显得拥挤，但是却像暖和了些。太阳从宽大的玻璃窗透进来，照到紫红色的沙发上，发着亮光，摸摸是热的。我很喜欢这种气氛，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望着南屋朱先生在忙碌；盆儿呀，罐儿呀，煤球呀，都堆在南屋房檐下的石阶上。那地方原来我都摆着菊花，现在这么一来，原有的一点儿艺术气氛就没了。
宋妈和朱先生的一个侄女在帮着整理，中午我当然邀她来我家吃饭，她进屋来先在洋炉子旁烤着搓着她的冻得发僵的两手，看着墙上挂的我和凡带着三个孩子的照片说：“一个人也是一个家，什么都扔不下，就像蜗牛壳似的，再简单，也得把它背在身上，带来带去。”
她没有生育过，体态较少变化，也可想见她年轻时的轻盈。她如今穿着青哔叽的罩袍，平平贴贴，一点褶痕都没有，我只觉得她太整洁了。听了她的话，不知是出于安慰还是真的感觉，我说：
“我现在就觉着一个人最舒服，三个孩子加一个丈夫，真乱死我了，我常对凡说，要咱能离开你们清净几天才好。要知道伺候大人也不比伺候孩子省事。”我最初是为了安慰她的孤寂，而故意说出羡慕她的话，但说来说去，也说出了我的牢骚。
“别这么说！”她笑着止住我。
“这是真话呀！”我也笑着说。
“真的离开你，你又不放心了。”她说着拍拍我的手背，仿佛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她搬来后，每天早出晚归，冬天日短，回来后，天都快黑了，大家都缩在屋里过日子。窗帘拉上，探到炉中去的尾巴壶的水滚开着，孩子的吵闹欢笑声，使我应付这三间北屋里的生活，已经来不及了，这晚上的几小时简直就和屋外隔绝了一样。有时我会猛想起，对面还有一家新街坊呢！我想着到朱先生屋里去谈谈，像拜访朋友似的。但是等到夜静后，我也疲乏了，掀开窗帘一角向南屋看去，外屋的灯已经熄了，里面是她的卧室，低烛光的灯亮着，怕她已经就寝了，也就不好去打扰。有一两次也仿佛听到乐器的声音，但被孩子或客人的说笑声遮盖了，就没有注意。
我是一个贪睡的人，冬夜起来弄孩子，真是一件苦恼的事，我常想恢复我的职业生活，然后多雇一个女仆，把孩子交给她去管，我就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是多么舒服！实在我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已经有六年不知道整夜觉的滋味了。
那天我夜半醒来，给孩子换好尿布吃过奶，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忽然哪里传来低低的音乐声，我仔细地听，才觉出是南屋朱先生在吹箫。夜静静的，那箫声就仿佛是从山间来，从海边来，从长街来，幽幽的，钻进了人的心底。我竟幻想着朱先生吹箫的姿态，像是她坐在半空中，又像是远远地从海边走过来。迷离中我感到寒冷，原来是因纸白天被小猫抓破了一个洞，冷风钻进来，吹到脸上。我翻身理好棉被，向里面钻了钻，用被蒙住半个脸，才觉得暖和些。那南屋里的女主人是多么寂寞！我不禁关心起朱先生来。“闲夜寂以清，长笛亮且鸣。”不记得在哪儿看过这么两句诗，箫声低于笛声，但是在清寂的闲夜，就仿佛是一步步地逼进耳朵来。过了好久，我才睡去，不知是她的箫声先停，还是我先入梦乡的。
第二天晚上，我惦记着过去找朱先生谈谈，便把孩子们早早弄上床。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闲聊，很想把毛线也带过去织（织着毛线谈话是最快乐的），又怕那样显得是要在她屋里待很久，结果从缸里拿了两棵腌白菜，送给她就早点吃，算是以此为题。
南屋里靠窗子摆了一张八仙桌，她工作、吃饭、会客都就着这张桌子，所以上面摆了茶具，也摆了文具，电灯便从屋中拉到窗前的桌子上面。炉子刚添上硬煤块吧，劈劈剥剥地响着，炉子上炖了一壶茶，她喜欢喝茶，搬来的头一天我就知道了。我推门进屋时，她正一个人坐在桌前擦箫，这情景很安静。我从自己乱哄哄的屋子过来，格外觉得舒适，昨夜那种替她孤寂的感觉没有了。但是我却仍要把那种感觉告诉她，我说：
“昨夜是您吹来吧？”
“罪过，吵了你了。”
“哪里，”我赶紧接口说，“我睡觉大炮也轰不醒，是昨夜起来给孩子冲奶听见的。那调子听得人心酸，只觉得像没了着落。说实话，好一会儿我才睡着，不然每天我扔下奶瓶就睡着了。”
“以后夜里可不能再吹了，你带孩子害你睡不够。”她抱歉地说。
“不，”我赶忙阻止她，“也只是碰巧我那时醒来，否则再大声音也听不见的。我觉得有时也应当听孩子吵闹以外的声音，陶冶一下我的心情，让这声音带着我的思想到更广阔的境界，您的箫声使我想想这，想想那，也是很有趣的。”
“那么昨夜你想到什么了？”她直看着我的脸，认真地问我，我倒不好意思了，说：“想得很多呢！”
她起身又去墙上取下一支笛子来，也在擦拭着。我说：“也吹笛子吗？”
“不，我吹不好，是朴生吹的。”
对于这种箫啦笛啦的乐器，我知道得太少了，她不说话，我就没话可接了。我心想送了腌白菜已经完成了人情，可以站起身回屋去了，幸亏没把毛线带过来，正这么想着，朱先生又说话了：
“想不到朴生那样子粗心大意的人会吹笛子吧？他吹得好着呢！”
“是的，从表面看起来，端木先生是不拘小节的，也许玩起乐器来很细心吧？”
“他在这方面是满细心的，我却是个粗人。”
“您要是粗人，我更不用提了。”我说着笑了，又问她，“端木先生活着的时候，你们一定常常箫笛合奏吧？”
她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中国的乐器有几种是适合夜阑人静时独自演奏的，箫或笛便都是。以前夏天晚上我们常常在北海的小划子上吹奏，那才有意思。”
我可以想象得出那种情趣来，因为夏夜在北海划船，常可以听见从水面传过来的口琴声，留声机声，以及情侣们的低吟浅唱。这种生活的享受，我和朱先生都没份儿了，她是失去了伴侣，我是因为增加了累赘。我对朱先生说出了我的感触，她也有同感。
我又问，她和端木先生，是谁先对这种乐器发生兴趣的？
她今夜很兴奋，听我这样问，便擦拭着那根笛子说：
“说来话长呢！你问问南京的老亲都知道一点儿，当年先父是不赞成我和朴生这门亲事的。原来我们两家都住在北京，而且是世交。朴生在北大，我在女高师，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毕业以后又同在一个学校教书，虽然接近的机会多了，并没什么密切的来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忽然给我写起信来……”
“情书吗？”我听得有趣便插嘴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