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权是“五四”运动的主要课题之一。它的涵义无非是说女人应该有和男人同样的人权，应该有和男人同样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无非说明那时以前的女人是屈服在封建道德——旧礼教的束缚之下的某种东西，是她们的父亲，丈夫甚至儿子的附属物（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家庭或闺房的必需品，然而不是一个和男人一样的社会人。不错，“五四”以后，旧礼教的淫威已相当地减低，一部分的女人已得到许多“五四”以前的女人所没有的某种限度的自由——恋爱、婚姻、教育、职业等等；可是不但穷乡僻壤，没有知识，依赖男子为活的女人们的生活，比“五四”以前的女人没有改变什么；就是住在都市上，受过相当教育、独立生活着的女人像阮玲玉也仍旧没有取得社会人的地位，和“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所预期的男女平权还差得很远。在这里，我不想分析何以成为这样的原因，那分析且留待别的机会；我只想指出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旧是种怎样的情形，同时说明阮玲玉没有得到社会的地位，是她不得不寻短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阮玲玉寻短见，以张达民的控告为导因。张达民何以能控告她和唐季珊呢？岂不是因为张达民和唐季珊彼此都各以阮玲玉为自己的东西而发生争夺？岂不是因为张达民和阮玲玉都以为阮玲玉背弃张达民正和奴隶背弃主人一样，所以才一个怀恨，想把背弃的形式转换为贩卖的形式，以保持主人的尊严，因而索价，索价不遂，因而控告；另一个则觉得“人言可畏”（阮玲玉绝命书）不能不以一死谢责的么？从“人言可畏”这句话看来，可知不但张达民、唐季珊、阮玲玉三个人这样看，这样想，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是这样看，这样想；既然社会上一般人和他们三个人都是这样看，这样想，岂不是说明阮玲玉并没有得到社会人的地位，还不过是，或应该是张达民或唐季珊的一件附属品么？不错，阮玲玉已经有了正当的职业，并且享到了不小的荣誉，她对于艺术乃至社会的贡献，决不是衙蠹，市侩的张达民、唐季珊所可望其万一；但尽管这样，一触及另外方面的问题，她在社会、在家庭乃至在她自己的观念里，她始终没有超过附属品的地位。正像伊索先生，哪怕他的文学天才为人所景仰，他的寓言为人所传诵，但他自己仍不过是他的主人的奴隶而已。如果阮玲玉不是一个附属品而是一个社会人，在这样的场合，她不会像被贩卖一样地被张达民索价，纵然被索价，也不会被控告而觉得“人言可畏”的吧。那么，有什么理由会叫她寻短见呢？
然而阮玲玉如果是一个真实意味的奴隶，她也许不会寻短见。因为主人的苛虐是可以被奴隶习惯，被认为正当甚至被认为恩惠的。同时在主人方面，他有充分的权利可以公然处治一个背弃自己的奴隶，也用不着奴隶自己准备的安眠药。
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那情形也会完全不同。我们历来的女艺人的地位的卑下是周知的。过去的且不说，就是现在的那保有最浓厚的封建气氛的旧戏班里的女伶乃至电影界的某几个个别的女明星，仍旧只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公子哥儿们玩弄的侍姬、外室乃至夜度娘。从这一事实可以推知，如果在完全的封建社会里面，阮玲玉的地位，会比现在所有的还要卑下。并不是说如果地位卑下就不会寻短见，只是说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她的知识思想乃至感情，会被蒙蔽被束缚得更厉害，更容易学会屈服，更容易安于卑下，能够感到像阮玲玉现在所感到的矛盾苦闷因以寻短见的机会是少有的。
现在的社会不用说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像前面说过的一样，一部分妇女们已经得到了恋爱、婚姻、教育、职业方面的相当的自由。她们不但不是奴隶，并且也已经不是完全的附属品。她们的知识思想乃至感情上的蒙蔽或束缚，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厉害，比较容易有一个觉醒的或半觉醒的灵魂来感知她们所接触到的社会的一切。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势力还残存着，封建时代的文化思想——道德观、伦理观还或多或少地盘踞在她们的脑子里。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说洗清了人们脑子里的封建残余。那些旧的道德观、伦理观，在大多数民众，也许还是唯一的精神的财产；但对于一部分过着另外一种生活的人，却是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的，甚至是和他们的思想冲突的。平居无事的时候，纵然觉得不调合，却很容易持一种优柔的态度，以为不肃清它，也不足重轻；可是一旦有事，它却冷不防地作起怪来，和你斗争，不是你毁灭它，就是它毁灭你。阮玲玉的短见就是具体的说明。
据接近阮玲玉的人的谈话及她自己的绝命书看来，阮玲玉的脑子里的封建残余是很有力的，但是由于社会情势的变易，她的生活环境的指唆，她已经和旧式女人不同，也不能做一个旧式女人了。如果她的婚姻没有什么纠纷，新和旧的冲突也许会潜伏着的吧。可惜她没有那么好的命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解决的纠纷倒成了她致命的导因。到这时候纵然发现那封建怪物的毒恶，已经迟了。
杀阮玲玉的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张达民、唐季珊某个人，是到现在还残存着的封建势力，是那盘踞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五四”运动没有完成肃清封建文化的伟业，封建的毒焰现在反有日见旺盛之势。阮玲玉是作了这不幸的时代的牺牲，但像阮玲玉的人，“真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她不是最初的一个，也不会是最后的一个的吧。为了纪念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为了拯救传统文化束缚之下的未来的牺牲者，我们对于残存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留下来的任何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太白》第十期，我发表过一篇《谈娜拉》，里面有：“娜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女性会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态而出现”之类的话。但娜拉的时代虽然过去，新时代的女性身上应该同时负有作为反封建的娜拉的任务，也只有通过新女性的势力，娜拉的愿望才能彻底实现。阮玲玉的短见将成为新女性的一个有力的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