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耳聋：“笑骂由他矣骂，好官我自为之。”但，聋子中包含有瞎子的意义，文字上的诋骂，闭着眼睛不看。
——李宗吾《厚黑学》
笑骂由人，我自为之
古谚有云：“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即无论别人怎样讥笑辱骂，我还是做我的快活官儿。窃国大盗、贪官污吏、走狗奴才亦往往引此为自我解嘲。
袁世凯实行帝制以前，想了解一下社会舆论是如何看待帝制之举的，便令内史监阮忠枢将每日各地报纸呈览。
为讨好袁世凯，阮忠枢特意挑选了京津沪几家御用报纸送给他看。袁世凯看后问：“为什么这几份报纸都是一个声调的拥护我行帝制呢？上海那两种著名的报纸为什么不见？”
阮忠枢弓腰回答：“因为您欲行帝制深得民心，所以这几份报纸都拥护您。至于上海那两份报，它们反对您称帝，所以，我命令部下将其封禁了，其余有几家也因经费困难也一律停刊了。”
袁世凯不知是阮忠枢为讨好他而谎言小报，摸了摸胡子，狂笑起来，说：“忠枢，你这人也太小肚鸡肠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嘛，看来当宰相你是没有份了，我则不以为然，笑骂由他笑骂，皇帝我自为之。”
袁世凯老脸厚皮，他的御用文人，为他行帝制张声势，造舆论的所谓筹安会“六君子”，与之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筹安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一天“六君子”聚餐，酒至酣处，胡瑛摇摇晃晃地说：“外界都喊我们六人是‘走狗’，我们究竟是不是走狗呢？”
口舌敏捷的杨度首先回答道：“我们倡助帝制，实行救国，扪心自问，并不感到这是过失，对于别人的‘起哄’，自然应当置若罔闻。既然以‘走狗’二字来夸耀我们，我是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毓筠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不这样认为，我啊，就是出生入死也要捍卫帝制，我是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是学界大名流。袁世凯欲行帝制，非常需要大名流做开路先锋，故曾鼓动梁启超，但未果，便想找严复来递补。杨度奉袁氏命令与严复联系，然严复对此事不甚感兴趣，但当杨度收他列为筹安会发起人时，他也未加否认，被杨度拉着一起上了贼船。这时，闻杨、孙二人之自解，严复便接着说：“我折中一下你们俩人的说法，我是狗也不狗，走也要走。”
胡瑛然后又说：“既然这样说，那我应当是狗也要狗，走也不走。”
筹安会六君子，居然把人们对自己的骂名，当成谈资，进行论辩，真正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第二天，“四狗”论辩言志，传遍京津，天津《广智报》特绘《走狗图》一幅：四狗东西南北排列，如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则人首犬身，立而不动；如狗也要狗，走也要走，则傲犬昂首，四足奔腾；如狗也不狗，走也要走，则人首犬身，怒如骏马；如狗也要狗，走也不走，则一犬长顾，四足柱立。画的正中，坐着袁世凯。
《走狗图》中各走狗，别具情态，栩栩如生。此图对四走狗予以入木三分的讽刺嘲笑，从此，词林掌故又获一名典，曰：“走狗言志”。
走狗们不管他人冷嘲热讽，协同主子袁世凯终将帝制又重新搬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1916年元旦，袁世凯决定用“洪宪”纪元，以示正式登基。随即下令，凡是与外国交涉的文件亦用“洪宪元年某月某日”字样。
然而，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列强鉴于中国人民反帝制运动的不断高涨，便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要他“暂缓改变国体”，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也拒绝接受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世凯一时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外称“中华民国”，仍用中华民国纪年；对内则强令用“洪宪”纪年、称帝国，由此，当时的中国，出现了民国与帝国，总统与皇帝同时并存的局面。
面对此况，袁世凯一位谋士进言道：“对内对外不归一律，恐有失国体之尊严。”
袁世凯有恃无恐地回答：“不管它，横竖外交上之文件，老百姓瞧不见，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去算了，反正我做的是中国的皇帝而不是外国的君主，外国人不承认洪宪国号也不要紧。”
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某日，政事堂适发两种文件，一件送给外交部，一件送给内务部，而国号和纪年截然不一。此事被一好事者探知，遂撰对联一副，予以讽刺，内容为：“两封书真够奇，一边标民国，一边标洪宪；四个字我要问，问到底是总统，到底是皇帝。”
但，袁世凯却本着“好官我自为之”的心态，准备美美地去享受他的皇帝梦了。
古往今来，宦海无边，清者能有几许，浊者却多如牛毛。
那些独断专横、巧取豪夺、贪赃枉法者，引得千夫指、万夫骂，却能以“笑骂由他去，好官我自为”来为自己的罪恶进行辩解。可见，得辩护之法确有妙处。
人云亦云，模棱两可
唐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苏味道，是个生前、死后名气都很大的人物。他的名气，首先是因其才华，“代以文章相称”。在未入士之前，他就与同乡李娇“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刚一成年，他就被本州岛举为进士。苏味道善吟诗作文，并且是“援笔而成，辞理精密，盛传于代”。后人称其为唐代文学的“一代之雄”。
然而，苏味道最终却不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知名后世的。在我国历史上，他是庸人政治家的典型。他虽然“文章资历”十分深厚，又“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政务熟习，但检诸史籍，却看不到他这个堂堂宰相为安邦治国贡献出什么策略，也看不见他在理财治生方面有什么才能。可以看到的，多是他战战兢兢侍奉君主，卑躬屈膝谄媚权贵的事实。例如，当时横行一时的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广招文学之士，苏味道以宰臣之重用“以文才降节事之”。大概是他很能讨张氏兄弟的欢心，所以曾被张氏兄弟画人“高士图”中，与武三思等人为伍。《全唐书·苏味道传》说他“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当时的另一宰相狄仁杰非常鄙视苏味道，将他蔑称为不足以“成天下之务”的超越“文吏”。
那么，苏味道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与宰相之位相称的为政能力呢？非也。他之所以久居相位而无所作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其中原因，苏味道本人曾有一段绝妙的解释，他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苏味道是心甘情愿地、自觉主动地去当一个没有个性特点，没有原则主见，没有责任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糊涂官。因此给自己挣来了“苏模棱”、“模棱手”的不雅之号，也因而生前为人所讥，死后也不断受到人们的唾弃和鞭挞。不过有失必有得，他之所以能够无所作为而久居相位，也正是靠了这本“模棱两可”的混世经。
萧至忠（？一713年）出身于“九世卿族”之家，是个“内无守，观时轻重而去就之”的投机老手，无赖厚黑人士。武则天时期，他见武三思权势过人，便一头拜倒在武三思的门下，由一个小小的吏部员外郎升为御史中丞。他“恃武三思势，掌选无所忌惮，请退杜绝，威风大行。”渐渐有了一些名气，“见推为名臣”。谁知武三思突然被中宗太子李重俊所杀，萧至忠一下子成了丧家之犬，不得不重新寻找靠山。他利用自己与武三思的深交旧情，极力向韦皇后讨好。并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与韦后结成“冥婚”之亲的妙计。
所谓“冥婚”，即是将已经死去的未婚男女同穴合葬，使其在阴间结为夫妻，又称“鬼婚”，“幽婚”。这是一种起源甚古的陋俗，在唐代曾经盛行一时。韦后的弟弟韦询死时未娶，而萧至忠恰好有一个女儿未嫁而终。于是萧至忠便去和韦后商量，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韦询为妻，韦皇后满心欢喜，一口答应了下来。到了某一吉日良辰，萧至忠便将自己亡女的棺柩从老坟中起出，吹吹打打送入韦询的墓穴，完成了“冥婚合葬”之礼。死人虽然无知，但活人却大获收益。萧至忠靠着这层冥婚之亲，迅速密切了与韦后的关系，很快就官至宰相。他用女儿的清白之骨为自己换回了权势、荣耀，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升官有术。
但时隔不久，李隆基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了专权的韦皇后并追究其党羽。萧至忠唯恐自己受到牵连，便急急忙忙地重新发掘开韦询的墓穴，将自己女儿的棺柩起出，还葬家坟。以此来表示自己与韦氏恩断义绝、再无瓜葛。他的这种见风使舵的无耻行径，立刻遭到了当时人的广泛指责。只可怜他那死去的女儿，因为有了这么一位寡廉鲜耻的父亲而屡被惊扰，以致芳魂不安于九泉。
王錤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幸人之一。当他权威最盛之时，曾身兼二十余职，玄宗每天都要派专使到他府上赠食赠物。李林甫虽然炙手可热，但对他也敬畏三分，他人则更不在话下。王錤何以能够挣来如此威风？用史臣的话说，他是“以剥下获宠”。
天宝四载，王錤出任御史中丞，兼任勾当户口色役使，成为负责监察百官和财政赋税的政府要员。他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唐玄宗骄奢淫逸生活的需要，不惜用种种手段聚宝敛财。
庸调是唐朝的正税，征丝、麻织物。玄宗天宝初年，全国库藏绢布堆积如山，而宫廷所需的珠宝等“轻货”则相对不足。王烘于是指使有关部门，故意对交纳来的各种绢布大加挑剔，或言其有水溃，或言其有伤破，再不就说颜色不匀，以各种借口将它们退还各州县，转而高价征收钱币。然后再用这笔钱低价征购轻货，如此反复折腾，官府大获暴利，而民众则倍受其苦。
按唐朝旧制，各地征收的庸调及折租等物需送至京师的左、右库藏，以供皇室之用。但这些贮于左右藏的财物，支用手续很是严格，“凡出给，先勘木契，然后录其名数，请人姓名，署印送监门，乃听出：若外给者，以墨印印之”。唐玄宗当时沉溺于酒色歌舞之中，“妇御承恩多赏赐，不欲频于左右藏取之”。王錤便巧立名目，擅改成制。他利用职务之便，从州郡上交国库的租赋当中选取出精良美好之物岁进所宝百亿万”，将其送入皇室内库，“以恣主之恩赐”。内库即是大盈库，是皇帝个人的私藏，所藏之物可由皇帝随时任意取用。王錤还生怕玄宗使用起来不敢放开手脚，便对玄宗说：凡是贮于内库的钱物都是“岁租外物二”，是专门供天子私用的额外收入，尽可放开手脚支用。玄宗从此更加“荡心侈欲”，而且还以为王錤“有富国术”，对他“宠遇益厚”。剥下益上的王錤受到皇上的宠遇，而大唐的天下却变得危机四伏了。
明为君子，暗为小人
厚黑人士“耳聋”，本质上是厚黑人士的大脑里不存在道德上的负担，因此能甩开膀子抛开一切道德上的顾虑和束缚，把害人“智慧”发挥到极致。厚黑人士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与解脱，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从而成为彻底的“自由人”。厚黑人士宁愿人们需要他，而不需人们感谢他。
厚黑人士善于伪装，本来是个邪恶小人，却能装出一副君子的形象。本来他在害人，却能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大家在害他。厚黑人士不仅精通厚黑人士逻辑，而且也熟悉君子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当你与其讲大道理的时候，他们露出鄙弃一切大道理的神情。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以无赖逻辑对无赖逻辑时，他们又道貌岸然地递过来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无赖的竟然是你。
晚清时期，湖南有个道台单舟泉。这人善于观察，办起事来面面俱到。所以大小官员都很佩服他。
有一年，一个游历的外国人上街买东西，有些小孩因未看见过洋人，便追随着他。洋人很恼火，手拿棍子打那些孩子。有一孩子躲闪不及，被打中太阳穴，没多久就死了。小孩的父母当然不肯罢休，一齐上来，要扭住那外国人。外国人则举起棍子乱打，连旁边看的人都被打伤几个。这样，激起公愤，大家一齐上前，捉住那外国人，拿绳子将他捆了起来，送到衙门。因为是人命关天，而且又是外国人，所以感到很棘手。
此事落到单道台手里，他不愧是官场老手，又有丰富的办案经验，马上就将卖乖绝招运用自如。一方面他认为湖南阔人很多，而且民风开放，如果办得不好，他们会起来说话，或者聚众为难外国人，到那时，想处治外国人做不到，而不处治又办不到。不如先把官场上为难的情形告诉他们，请他们出来帮忙。只要绅士、百姓动公愤，出面同外国领事硬争，形成僵持局面，外国领事看见老百姓行动起来，就会害怕，因为洋人怕百姓。到这时，再由官府出面，去压服百姓，叫百姓不要闹。因为百姓怕官，所以他们也会听话。而外国领事见他压服了老百姓，也会感谢官府。
主意想好，他马上去拜会几个有权势的乡绅，要他们大家齐心合力与领事争辩。倘若争赢了，不但为百姓申冤，而且为国家争了面子。此话传出去，大家都说单道台是一个好官，能维护百姓利益。他又来到领事处，告诉领事，如果案子判轻了，恐怕百姓不服。外国领事听他这么说，又看着外面聚集的人群，果真感到害怕。单道台又说：“资领事也不必太害怕，只要判决适当，我尽力去做百姓的工作。不会让他们胡闹，案子判了下来，自然也是虎头蛇尾。但单道台却两面得到好处：抚台夸他处理得好，会办事；领事心里感激他弹压百姓，没有闹出事来，于是替他讲好话；而绅士们，也一直认为他是维护百姓的。
单道台这种搅和毕竟是没有坑害百姓，所以算不得厚黑人士，而且还可算是有办法之人。而唐朝的奸臣李义府，则是一个善于搅和君子小人操守的佞臣贼子。
唐朝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出巡。途中，发现一人才学出众，一贯爱才的李大亮立刻将此人荐举给朝廷，很快诏下，补为门下省典仪。此人便是李义府。唐太宗想试试李义府才学深浅。一日，召见他，令他当场以“咏乌”为题，赋诗一首。题目一出，李义府脱口吟道：
日里扬朝彩，
琴中闻夜啼。
上林如许树，
不借一枝栖。
此诗流露出李义府渴求朝官的急切心情。太宗听后倍感满意，便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场授予他监察御史，并侍晋王李治。时李治为太子，旋被授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因其颇有文采，与太子司议郎来济被时人并称为“来李”。
李义府在皇帝面前善于伪装，这个奸佞小人很懂得君子的操守，他曾写《承华箴》奉上，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此言有文有质，冠冕堂皇，不仅太子，就是皇上，面对此言，也说不出什么不好来。
太子李治将《承华箴》上奏父皇，太宗览毕大喜，称：“朕得一栋梁也！”下诏赐予李义府帛四十匹，并令其参与撰写《晋书》。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李义府升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又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