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9)
如打满洲，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调兵。但是对一个大国来说，从全国各地调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再实际一点来说，天南海北的人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国家的武库里面所藏的兵器衣装，也不知是那一年存贮的。铁也锈了，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哪有政府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几十万军装摆在库里让它霉烂呢。就算是今天的美国，也是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如果没有苏联大敌在前，也不会大力发展军工业。霉烂的军装分发兵众，胖子穿着紧，瘦子穿着肥，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也不容易，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
临出发，军队照例要先祭旗，祭旗的典礼，要杀一条牛，据说明代那时，连条牛都杀不死。因武库的刀太久了，又锈又钝。祭旗杀牛用的刀都是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就可想而知了。
再看对手满洲人，他们生活在气候寒冷的北方，身上的穿戴都格外不同。戴的帽子两边可以到颌下，只露两只眼一张嘴。民国时候的马褂与长袍，也是当时满洲的军装。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两面开袴，骑上马，还可把里襟搭过来盖着两条腿。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出的手指。而中国内地的服装，骑上马，膝盖手都露出来了，冻得没办法。而且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有生以来也没见过冰和雪。骤然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再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沮，还说什么打仗？当时一个叫杜松的军官，就是因为帽子锈了，被满洲兵一箭射死的，总兵官尚且如此，士兵更不用说。
当时徐光启在南方，专门为此事上奏，表示要从头练新兵，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作军衣，又要适合着东北关外的气候。刀枪武器也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做新的。他的计划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没能照办。
军装武器在武库里安详地度过了三百年，全国农民也都习惯了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革。一旦边境出了祸事，这些百姓便要千里迢迢跑到关外去打仗，而军装武器就是军队的生命，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很难持久。几百年的太平消耗了明国的武力，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这种情况，不能归罪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头上。
历史注脚：
徐光启
徐光启最大的贡献主要是在天文学上，他主持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在中国古代，农历是关系到国家生产的大事，历代王朝都很重视。中国古代的历法准确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但到了明末，却不如西方了。明王朝长期执行不准私下学习天文，严禁民间研制历法的政策，导致了我国历法进步的缓慢。成化年间开始，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政府才开始修订历法。
戚继光抗倭
十四世纪初叶，一些日本南朝的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称之为“倭寇”，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明初筑海上16 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取得了一些成效。嘉靖时倭寇又猖獗起来，抗倭名将戚继光成为改变这种情况的关键人物。戚继光是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负责山东御倭兵事。他亲赴“俗称慓悍”的义乌招摹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一支 3000 多人的新军。治军有方，教育将士要杀贼保民，排演自己创制的鸳鸯阵，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他率军在龙山大败倭寇。继之在台州地区 9 战皆捷，扫平浙东。次年率 6000 精兵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的老巢。嘉靖四十二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斩级二千二百”。次年春，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福建倭患遂平。嘉靖四十四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倭患才完全解除。
五 真正的独裁的满清时代
私心的部族政权
钱穆在评价历代政治得失时，对汉、唐、宋、明都抱有他所说的“温情”，也对前贤往圣心怀敬意。但是提到清朝，突然变得“横眉冷对”，将最重的批评都用在了清一朝上。这样的角度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我们现在提倡的多民族国家大团结的宗旨，但是他身在战乱年代，有这样的看法并自圆其说，我们也当同样用心理解他那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首先，钱穆拒绝承认清朝有政治制度。因为“制度是出之于公利，在公益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而法术则出于私心，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虽然他也承认，要建立一项绝对大公无私的制度，不仅古代历史未有，将来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
钱穆说，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
从中国历史来说，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从汉代到明代初，宰相一直起着调节皇权的作用。到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权力大大提升，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里，整个主权都在皇帝，中国皇帝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
到了清朝的部族政权，君王开始用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而这一批人的选拔标准，就是出身。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成了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表面上来说，清代也有读书人，如有名的纪晓岚。但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没有正式反对这种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将满洲部族凌驾于中国读书人之上。“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钱穆的这番话虽然严厉，但也不无道理。清人入关之后，最初的措施就是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强令被征服的汉人一律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
然而，我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而满族的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清军于明崇祯十七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清兵进军江南后，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便发生了嘉定三屠事件。此起彼伏的斗争历经几十年，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了。清朝的文字狱就更是猖狂了，因为一字而全家被杀者，不在少数。这样的政治，实在是另人毛骨悚然。
历史注脚：
部族政权
清代被钱穆称为部族政权，就是指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不是元清两代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他们的身后，是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这个政权。在清朝时设立的满蒙八旗，就是对这两族人的特殊保护。
剃发与留头
张春曾经是四万明军的统帅，在大凌河之战中被后金俘虏。皇太极对劝降很有一套，后来的明将祖大寿、洪承畴这样的大腕都是他劝过来的，对付张春应该有富余。被俘当晚，皇太极就派人送来了佳肴美酒，但为张春拒绝。此后，张春开始绝食，但求一死。三天之后，皇太极出马，亲自给他赐食，张春不知道是被感动还是实在太饿，开始吃饭，这就意味着他愿意效忠了。如果事情照这样发展下去，以张春的能力，他会是一个默默无闻效忠新主的明朝降将。但是张春虽然同意了投降，但是死活不肯剃发，皇太极无奈只好把他安顿在三官庙“恩养”。由于张春始终不愿剃发，最后死于庙中。
秘密政治最可憎恶
我们现在提倡要政务公开，透明办公。钱穆所愤恨最甚者，就在于清代的秘密政治。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始终袒护满洲人，也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在这种私心下，政府就需要一种法术来对付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秘密政治。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很不合历史以往的做法。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明发上谕都是相对来说不关紧要的事，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救荒、人事上的升降、发布给中外的通知等。先是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
前一种方式是常见的，但是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寄信上谕不按程序，而直接由皇帝通过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比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就直接寄给巡抚本人，旁人谁也不知道。如果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内容。
寄信上谕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军事机密，但是后来凡是紧要的事，都用寄信上谕发出。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办理军机处”的印，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了。如果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和皇帝联络，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全国政治都变成了秘密，不再公开。
雍正是有名的专制皇帝，他的上一代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好皇帝，但是到了雍正便太专制了。如今还存留着他的朱批上谕的印章。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
雍正元年，世宗胤禛召王大臣九卿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建储一事，理宜夙定。今朕亲写密封，缄置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诸卿共识之。”雍正驾崩之后，庄亲王允禄等人打开雍正元年预立皇太子的秘密诏书，高宗弘历依诏即皇帝位。从此成为大清王朝不可动摇的基本制度。因为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封建王朝长期难以解决的接班人制度问题，因此人们长期对雍正皇帝的这个做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秘密立储，也是清朝的一个创造。兄弟父子之间为夺王位相互暗算，如此大费周章也是无奈之举。对皇室尚且秘而不宣，更不用说要对黎民百姓交代什么了。
清朝之前，外面呈给皇帝的公事，一般要先送到六部，皇帝交代下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在明代还是如此，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但是清代皇帝私下决定了，就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而直接办理。“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
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这就是一种制度。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这就是一种法术。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能够维持下去，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