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我们向太后报告各种情况，太后也会问很多问题。在今天的宾客中，有一位女士（我想她应该是英国人），身穿笨重的花呢旅行服装，衣服上有很多口袋，她双手始终插在口袋里，好像非常怕冷的样子，头戴一顶相同布料的帽子。太后问我，有没有注意到这位身穿“米袋”布料衣服的人。太后还问，穿着这样的服装出现在宫里是不是显得有些惊世骇俗。太后想知道这位女子是谁，来自哪里。我告诉太后，这位女子一定不是来自公使馆，因为那里的人我全部都认识。太后说，不管她是什么人，穿成这样出入上流社交场合都是说不过去的。即使是在欧洲宫廷，在这种场合穿成这样也是不允许的。“我一看就知道，”太后接着补充说，“哪些人想向我表达敬意，哪些人对我不够尊重。这些外国人似乎认为我们中国人很无知，觉得她们不必像在欧洲社会那样重视礼节。将来，我想最好让他们明白，在不同的宫廷仪式，该穿什么服装。此外，在发布邀请贴的时候，我们也好斟酌一下，这样，我们就能把教会分子和其他一些不受欢迎的人排除出去。我愿意接见任何来访的高贵外国友人，但我不愿意在我的皇宫见到任何一个平头百姓。”
我说日本的风俗可以效仿，也就是说适当地发布请帖，并在请帖的末尾注明特定场合该穿的服装。太后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决定在中国应用类似规则。
只要天气不坏，太后就会在户外待很长时间，看太监们在花园里干活儿。一般在早春的时候移栽荷花，太后对这项工作颇感兴趣。移栽荷花需要将老根砍掉，再把新生的球茎栽到新的泥土里。尽管荷花生长在浅水处（湖的西边），但有时太监们也需要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将水里的老茎清除，植入新根。太后会坐在她最喜欢的玉带桥上，指挥太监们工作，一坐就是几小时。对于如何栽植球茎，太后也会时不时地提点建议。这项工作通常会持续三到四天，当值的女官站在一边，会为太后的垫子编制各种穗子，借此打发时光。事实上，只要不这样闲着，干什么都行。
这个春天，袁世凯再次觐见太后。这次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日俄战争。他告诉太后，如今事态越发严重，他担心长此以往，中国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太后听闻这个消息后很是心烦意乱，她提到一位御史曾建议送一些大米给日本作为礼物，但是她已经决定暂不采取任何行动。袁世凯对此表示强烈支持。
每天早上，我依旧会把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新闻报道和镜报消息翻译给太后听。一天早上，我看到一则消息，大概是说康有为（中国维新运动领导者）已经从八达维亚抵达新加坡。我想太后对这则消息一定感兴趣，于是就连同其他消息一起翻译给太后听。没想到太后听后情绪突然激昂，我也吓了一跳，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太后告诉我，就是这个人，给中国惹来各种麻烦。在见到康有为之前，皇上对祖上留下来的传统一直热心追随，但自从见到康有为，便开始热衷对中国进行改革，甚至打算将基督教引进中国。“有一次，”太后说，“他竟怂恿皇上下诏，兵围颐和园，打算将我囚禁，直到新政得以实施。幸亏军机大臣荣禄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忠诚护卫，这场阴谋才被挫败。那时皇上正在紫禁城，我即刻前往，在与皇后讨论过这个问题之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请求我继续代他执掌朝政。”
（这件事的结果，当然是皇帝一八九八年颁布诏书，恭请太后训政。）
太后立即下令逮捕康有为及其同党，但他设法逃脱了，从此太后再未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直到我今天把这则消息读给太后听。得知康有为正在国外，太后似乎放松很多，但她似乎很想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忽然，太后变得非常气愤，问我，为什么外国政府为中国的政治煽动者和罪犯提供庇护，为什么这群洋人要插手中国事务，为什么他们不多花点时间去管好自己的事情。太后吩咐我多留意这个男人的消息，随时向她报告。但我打定主意不会再提有关这个人的任何事情。渐渐地，这件事情就悄无声息地不了了之了。
有一次，我们在游览西苑时，太后指着一大块荒地说，那里就是西苑大殿的遗址。拳贼叛乱那年被烧毁了。太后解释说，这纯属意外，洋兵并不是故意烧毁它的。她说自己一直都不太喜欢那座烧毁的大殿，因为它太难看了。现在她已经决定在旧址上重建一座大殿，因为目前的大殿太小了，每到新年庆典，就有些不够用。因此，她让工部按照她的想法预备新建筑的模型，然后提交给她审核。宫里的建筑全部是中国传统式样，但这座新殿或多或少都参照国外设计，每个方面都做到最新。
模型很快就按照太后的要求做好并提交审核。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型的木质模型，但每个细节都很完整，就连窗户、天花板及镶嵌板上的雕刻都清晰可见。然而，我知道，任何东西都不能完全符合太后的要求，这次也不例外。这件模型方方面面都被太后批评了一番，然后吩咐，这个房间要大一点，那个房间要小一些，这扇窗户移到那个位置等等等等。于是，模型返回去重做。模型再被拿来审核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比第一次的模型有很大进步，就连太后也表示非常满意。接下来就是为大殿选名字，深思熟虑后，决定取名“海云堂”。
建筑很快就动工了，太后对工程进度非常关切。殿内的陈设，除宝座仍旧要保留满洲的特色外，其余全部采用西式，这是早就定好的。太后根据我们从法国带回来的图录，对家具款式一一作比，最后她决定采用路易十五式，但是家具颜色一律采用皇家的明黄色，配之以相同颜色的窗帘、地毯之类。一切按照太后的心意选定之后，我母亲请求太后恩准，由她来支付家具的费用，作为送给太后的礼物。太后恩准。于是，订单便被寄到一家有名的法国公司，我们从前也在那里定制过家具。大殿完工后，正好家具也做好了，很快，一切安顿就绪。太后过来检查工作，并且一如既往地挑出很多毛病。对于这次新的尝试，太后似乎并不满意。她说，毕竟是中式建筑，还是保留它原来的样子，更庄重一些才好。但是，事已至此，再怎么挑剔，也于事无补。
夏天的几个月里，我有很多空闲时间，每天拿出一个小时来帮助皇上学习英文。他非常聪明，记忆超群，学得也很快。但是，他的发音不太准确。很快，他就能读一些普通英文学校的短篇故事读本了，听写也相当不错，他的英文写得更是卓绝，尤其是在描摹古体英语和花饰英语方面，他简直就是专家。看到皇上如此专心学习，太后似乎非常满意。太后还说自己也想学，她相信如果她学的话，一定很快就能学会。但是只上了两节课，她就失去了耐心，并且再没提过这事。
当然，这些课程也让我有了更多机会和皇上讲话。有一次，皇上冒险和我谈起维新的事，他说我似乎并没有在推行新政方面规劝太后。我告诉他，自打我进宫后，也完成了很多事情，并且以新大殿的事作为例子。他对此显然不屑一顾，并且告诉我不用再为此费心了。他说，总有一天会用到我的，但前提是得有这一天，但连他自己都怀疑这一天是不是真的会到来。他还询问了我父亲的情况，我告诉他，如果我父亲的病情近期没有好转，我们恐怕会暂时离开皇宫一段时间。他说尽管他对这事深感遗憾，但他还是觉得这样最好。他还说，他认为我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肯定不会安于宫里的这种生活。但是，如果我想离开皇宫的话，他绝不会阻拦的。
太后已经准许我每月出宫两次去探望我的父亲，一切倒也顺心如意。直到有一天，太后的一个宫女告诉我，太后正在为我安排另一桩婚事。起先，我不以为意，但很快，太后就通知我，她已经为我选好一位亲王，婚事已经安排妥当。我知道太后在等我的回复。于是，我告诉太后，我非常担心父亲的病情，希望太后能暂时将婚事推迟。太后听后，非常生气，她说我对她为我做的一切毫不领情。我没有说话，太后也不再说什么。我努力想把这事忘掉。
在我回家看望父亲的时候，我把这事告诉他。像以前一样，父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他告诉我，回宫之后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太监李莲英，向他讲明我目前的处境。因为只有他能让太后改变主意。因此，我一回到宫里就去拜访他。起先，他对插手这件事有些犹豫，还说我应该服从太后安排。但我一再陈明我不想结婚，但想继续留在宫中的意愿，他才答应尽力帮我想想办法。后来，我再没听太后或者李莲英提过此事，于是我推测或许李总管已经将此事平息。
这个夏天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这样过去了。
八月，竹子被砍下来。我们这些女官又被叫去帮忙。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竹子上刻文字和图案，太后也来帮忙。这些雕刻后的竹子会被制成桌子、椅子等各种家具，摆放在太后的茶室里。漫长的秋夜，太后会教我们一些诗词和中国历史知识，每十天考试一次，检查我们学会了多少，成绩好的会给予奖励。年轻的太监们也会过来上课，他们回答太后的问题时，常常会闹出笑话。如果恰逢太后心情不错，她就会与我们大家一起大笑；但赶上太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便会因为愚笨、无知受到责罚。但是，他们对于惩罚已经习以为常，很快就会将这种事忘得一干二净。
太后七十大寿将至，皇上提议举办一次盛大庆典。但太后说国家不太平，举办庆典恐遭百姓怨言，因此没有同意皇上的提议。因此这次寿典与往年唯一的不同就是除收送礼物外，太后还要给大家晋级、加饷、封衔。在太后授予的头衔中，我和妹妹被授予郡主衔。这种头衔只有皇室成员才能得到，是太后的特殊恩典。外臣的进官加爵都是由皇上封赏的。大典原打算在紫禁城举行，因为那里更适宜举办重要的庆典活动。但太后不喜欢那样，谕令要等到大典举办前的三天再搬到那里去。这样一来，颐和园及紫禁城两个地方都要装扮，平添许多额外工作，到处都忙忙碌碌的。添乱的是，在初十的前几天竟然下了一场大雪。太后心情大好。她最喜欢雪天外出，并且希望这次能在山上拍几张照片。于是，我哥哥奉旨带着相机前来，给太后照了几张很好的照片。
初七那天，宫中所有人员都搬到紫禁城，庆典活动开始了。紫禁城装饰得非常漂亮，院子上为挡雪装上了玻璃顶，戏院里也是日日笙歌。初十的庆典与之前的庆典活动各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同。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我们又搬回西苑。
在西苑，我们得到父亲病情危急的消息，父亲再次向太后递交辞呈。太后派她的一位太监前往打探虚实，当她得知我的父亲果真病重的时候，恩准了父亲的请辞。这次，太后同意我父亲前往上海去找外国医生看看。她说，她认为我母亲陪我的父亲去上海还是有必要的，但我们两姐妹就没有必要了，她认为我父亲的病还没严重到那种地步。我努力向太后解释，服侍父亲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如果父亲病情转危，我们不在父亲身边很可能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我极力请求太后恩准我与父亲同行。太后起先提出各种拒绝的理由，但最后，她见我去意已决，说：“好吧，那是你的父亲，我想你也一定非常希望陪在他身边。但你们一定要记住，尽快回宫。”直到十一月中旬，我们才得以离开，因为太后坚持又为我们做了些衣服，为我们此行打点好一切。当然，我们只能等到太后高兴放行的时候。
一切就绪后，太后拿出黄历，为我们离开选了一个吉日，离开的日子就定在了十三日。因此，我们十二号离开皇宫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临行前，我们叩头与太后道别，感谢她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大恩大德。大家都留下眼泪，太后自己也哭了。然后我们与皇上和皇后告别。皇上只是和我们握了握手，并用英语祝福我们好运。看我们离开，大家似乎都很伤心。呆立良久，太后说，多等也没什么益处，还是及早动身吧。在门口，李总管也过来送别。我们坐上马车径直回到家中，我们的太监也一直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到家的时候，我发现行李已经准备好，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火车到达天津，在那里坐上了这个季节最后一趟开往上海的轮船。但结果，水位太浅，我们的轮船在大沽口就搁浅了。
一到上海，我父亲就立刻去见他的医生，检查病情，抓药。这次行程对父亲的病似乎很有益处，但我很快开始怀念宫里的生活。尽管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经常参加宴会、舞会，但这似乎并不能让我高兴起来。我已经适应了京城的生活，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我格格不入。我一心想着能尽快回到太后身边。我们到达上海两周后，太后就派了一位特使来上海看望我们。他为我们带来很多精美的礼物，也为我的父亲带来大量药物。我们见到他很高兴，他告诉我们，大家都很想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回宫。见我的父亲病情已经好转，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留在上海，我最好能够即刻动身回北京复职。
因此，新年的一大早我就动身了。河流已经封冻，我只能乘船到达秦皇岛，然后乘火车到达北京。这趟行程非常艰辛，因此到达北京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太后已经派我的太监来接我，一下车我们就直奔皇宫。见到太后的时候，我们都高兴得哭起来。我告诉太后，我父亲的病情已经好转，我希望能永远陪侍在太后身边。
我又恢复了以前的职位，但是这次，既没有妹妹的陪伴，又没有母亲聊天，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尽管太后还像原来一样对我很好，但我还是不快乐，并且很快就热切地想回上海。
在宫里，我做着和原来一样的工作，日复一日地过了很多天。直到我来北京的第二个月（一九○五年三月），我收到一封电报，叫我速回上海，父亲病危，处在弥留之际，很想见我。我把电报拿给太后，等待她的决定。太后说：“你父亲年事已高，不比年轻时候，能很快恢复。”太后恩准我即刻动身回到上海。我再次向宫里人道别，他们希望我能再次很快回来，但这次不可能了。父亲生命垂危，一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与世长辞。我们因为要为父亲守孝百日，不能再回到宫中。
在上海，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并且我渐渐意识到，对宫中生活的向往不能根除我在欧洲受到的影响。我自小接受国外教育，从内心讲，我是洋人。并且我遇到了我的丈夫，这些注定使我成为一位美国公民。然而，我常常想起我在宫中与太后一起度过的两年，我少女时代最重要，也是最快乐的两年幸福时光。
尽管在改革维新方面，我没有给太后太多积极影响，但我仍然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觉醒，看到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