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搞错了，你必须为自己的血统付出代价。
迪莫图尔丝·克里斯帝阿基一心想讨好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个棉花进口商，他的表链上总挂着100里拉的金币。那是五十年前他们家从斯坦姆布尔逃往伦敦时带出来的。父子俩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分歧，但幸运的是，两人对于迪米的职业选择看法一致。迪米在伦敦跟着鲁克·费尔德兹学绘画，在巴黎则师从热奥马。克里斯帝阿基家的人都雄心勃勃，但他们绝不是物质享受主义者。1880年，迪米20岁了，父亲便要他到斯坦姆布尔给他的婶婶画像。
克里奥普婶婶（事实上是一个祖婶婶的表妹）属于家庭的另一分支。动乱结束后，他们选择留在土耳其。在希腊区—芬纳—她一个人独居。身边只有几个仆人和一个侄女。而今她一定已70多岁了，听说身体很不好。迪米的父亲收藏了一套极好的家庭成员的肖像画，它们都是由瓦茨创作的。他打算把它们赠给南垦星顿博物馆，条件是让公众永远免费地欣赏这些画作。这套收藏基本上齐了，老一辈的都在这里，只差克里奥普婶婶了。
“我不明白瓦茨为何不肯去，”迪米说，“他现在一定在威尼斯。”
“他没有说不去，我还没有问过他呢。不过他消化功能很差，他大老远地跑去准是疯了。”
“可是他画得很像！”
“你都学了三年了。”父亲说道，“难道你害怕了？”
“是的。”迪米说。
老克里斯帝阿基不理会他，继续说：“好吧，在信里，我不会提你的绘画，你得亲自去说明我的意愿。注意礼貌，别忘了你是去芬纳，而不是亚历山大。”
“也许婶婶并不想让我给她画像。”
“那是你的事了，你得让她相信你完全可以胜任。”
“我的意思是，她可能根本不喜欢这整个想法。”
“不管怎么样，她还是会欢迎一个亲戚去的。”
自从十岁那年他放假去过，迪米就再没有到过斯坦姆布尔，那儿的有些东西，他至今历历在目，而有些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十岁时，芬纳令人沮丧的肃穆和寂静，还有乘船航行到黑海口时的那种慰藉，这时又都一一涌上心头。他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婶婶家有一口井，也许是一眼泉水，那是四百年前由圣洁者—圣阿卡奇奥斯—赐福过的。那时，迪米还满怀崇敬地喝了那里的水，深信这会帮他通过学业的考试。
迪米搭乘信使号海船穿过马西里斯海峡，在夜幕降临前到了斯坦姆布尔。只要地球上有人，这座城市就不会消亡。此时的斯坦姆布尔看上去景致绝伦，其轮廓即将隐入那珍珠般灰色的天空，任何雕琢均属多余。然而，随着船的靠近，就会发现卡瑞考码头，甚至是它附近的叶尼清真寺，都已被渡轮上的煤烟熏成了黑色，整个水域轮船林云，拥挤不堪，超乎想象。污物和垃圾沿着格拉卡大桥的木桥墩涌了上来。成群的鱼聚集到这里吃垃圾、粪便，然后就被钓了上来，宰好，炸熟，最后在厨船上出售，让顾客消费。
迪米想，也许他应该选择一种更体面的旅行方式。但是，他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肖像画家，斯坦姆布尔家族奉行一条原则：不是自己赚的钱不能花。小的时候，如果有来访的商人给了他们六便士或者一先令的小费，他们必须马上把钱退还，并解释说：“我无功不受禄。”如果这些好心的客人已经转过身不再理会，孩子们还得拉拉他们的袖子，再大声重复一遍。当然，后来生活中再没有什么责任比那更令人尴尬了。迪米的思想开起小差。他要迟到了，但是他知道有时候，算得准时间本身就是浪费时间。渡船行了半程，来到金号时，发动机开始颤抖。当船在芬纳·伊斯卡勒斯的防波堤胡乱漂流时，天已经很黑了。在他高高的头顶上空，在城市海堤的上方，他能看到芬纳朦胧的灯光。
迪米的双脚熟悉这些街道。他背着毯制旅行包，穿过皮特瑞。高处的云飘散开去，脚下的人行路也宽了起来。他来到一个广场，那儿，两座穹顶教堂相对而立，因年久而有些塌陷。一盏灯从面包房的栅栏窗户射了出来。面包师正在为教堂准备面包。迪米在拐角处转了个弯，走下三级台阶，台阶弯向一扇门，门道深掩在石凹处。
十年前，有个黑女人负责在这儿看守大门，她绝不容忍任何荒唐行为。当迪米在格栅处听出她的声音时，想起了她的名字，于是喊道：“费拉希狄欧，我是迪莫图尔斯，从英国来的，迪莫图尔斯。”
“你的仆人呢？”
“我旅行不带仆人，”他说，“我是画家。”
费拉希狄欧打开一道道门栓。迪米跟着她穿过前院。她提着一盏灯，上面的圣像闪着金光。他辨别出了那口圣井的位置。费拉希狄欧只把他领到前屋。然后，她点亮了另一盏灯，撇下迪米，去拿咖啡。他想，这至少说明他们把他当客人接待了。
然而，端着托盘出来的却是一个年轻姑娘。银盘上面放着两杯水和两勺果酱。她身着土耳其式服饰，裸露的双脚穿着红皮希腊传统鞋（tsarouchia），仿佛—时值凌晨两点—这是一场宴会。在筋疲力尽的迪米看来，她如此光彩照人，简直是太不公平了。他知道，她必定是艾芙珍妮亚表妹。那时，她约莫五岁，像只青蛙一样平淡无奇。他曾借助集市上买来的糖果教她用英语数数。
“你怎么不在床上睡觉呢？”迪米问。
“坦汀已经睡了。我在熬夜等你。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我们吩咐一位哈马尔在卡瑞考帮你拿行李。他已经在那里等了两天。”
“我没什么行李，”迪米说，“我希望他不要等得更久。”艾芙珍妮亚先是坐在一把椅子上，后来就坐在垫子上。她时而用希腊语，时而用土耳其语，时而又用法语和英语侃侃而谈，但在她口中，这些语言听上去没什么大区别。况且，她还发不出英语中的“j”这个音，所以她总是把“jam”发成“zham”，把“journey”发成“zhourney”。这倒让迪米感到一丝轻松。到这里后，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并没有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天一大早，他被叫到大厅里去问候他婶婶。对这个房间，他也只有模糊的印象。它是依土耳其风格装饰的，六对窗户将花格子样的光影投射到房间的贵宾椅上。但是家具却是法国式的，视线被一架巨大的钢琴遮住了。它是柏林制造的，上面堆满了艺术玻璃、旧杂志，还有一尊由阿尔弗兹·莱格罗斯创作的格朗斯通青铜头像。克里奥普婶婶比他想象的还要瘦小。就在右手边窗户下，她朝迪米伸出了她的手。
“欢迎，欢迎，你终于来了。”
“欢迎，我终于找到您了。”迪米机械地答道，但他觉得自己一点也没有说真心话。她看上去那么憔悴。克里奥普开始聊起迪米的父亲，还不忘轻轻地加上一句：“哎，我们在这里快与世隔绝了。你从英国来这儿，是想帮我们回归到正轨的吧。”
“你为何认为我想这么做呢？”迪米痛苦地喊道，“难道你认为父亲让我到这儿是来侮辱您的吗？”
他婶婶笑了。“你在喊叫，你们英国朋友会怎么说呢？”
迪米迟疑了一下。“他们会说‘沉着坚定，老朋友！’”
“沉着坚定，老朋友！”她满腹狐疑地用英语重复了一遍。
由于想表现一下他所学的价值和严肃性，迪米开始讲起了格朗斯通的雕像。他经常见到莱格罗斯，可以说很了解他。
“他住在伦敦，但他是法国人，是不是？”克里奥普婶婶问。
“是勃艮第人。”
“他不会读，也不会写，是真的吗？”
“可能是吧，”迪米说，“但谁知道呢？”
他觉得自己没能抓住她的注意力，因为他刚开始时没有讲什么艺术的精神价值。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对她来说都有更深刻的意义，就连钢琴上的那些垃圾也是如此。很明显，克里奥普婶婶很容易疲倦。她对迪米说，她很抱歉，白天她必须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一些老朋友当天晚上会专门来看迪米。
“还有，亲爱的，这里你什么都不缺，感觉像在家一样吧？”
迪米细细思量。“我现在也许还不是很自在。昨天晚上到这儿时，自生闷气，因为我还一直觉得表妹仍然应该只有五岁呢。”
“你不喜欢变化吗？”
“我喜欢进步，坦汀。我喜欢的是进步。”
“嗯，”她说，“我的艾芙珍妮亚还在上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