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的磨难磨炼了我，
感谢那些让我重归幸福和自由的好心人。
我希望从今以后过上一种平凡但是积极向上的生活，
百年之后能永远安息在我父亲长眠的教堂墓地里。
抵达新奥尔良——瞥见弗里曼的奴隶场——书记员杰诺伊斯先生——书记员对所罗门的描述——到达查尔斯顿——被海关官员问题打断——经过里士满——到达华盛顿——伯奇被抓——他们的证词——伯奇被无罪释放——倒打一耙，逮捕所罗门——伯奇撤诉——更高的审判——离开华盛顿——到达桑迪希尔——旧日的朋友，熟悉的风景——前往格林佛斯——见到安妮、玛格丽特和伊丽莎白——所罗门·诺萨普·斯汤顿——各自的经历——总结
汽船驶向新奥尔良时，我似乎并没有喜出望外——我并没有高兴得在甲板上手舞足蹈——也许我也没有对这位千里迢迢赶来救我的人感恩戴德——没有给他点上烟斗，恭候着听他发号施令，为他跑腿。也许我没有……算了，这也都无关紧要了。
我们在新奥尔良逗留了两天。在这期间，我指给诺萨普先生看了弗里曼的奴隶场以及福特买下我的那间屋子。我们在街上碰巧遇到了西奥菲勒斯·弗里曼，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和他有任何联系了。我们从一些正派人士那里得知，他已经声名狼藉，变成了一个卑贱、粗暴的恶棍。
我们还拜访了书记员杰诺伊斯先生，苏尔参议员的信就是写给他的。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可敬之人。他很爽快地给我们办了合法通行证明，并在上面签了字、盖上办公室的章。因为那上面含有书记员对我相貌的描述，所以附在这里也不算多余。以下摘自副本：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
第二区书记办事处：
敬启者：
兹确认，纽约州华盛顿县的亨利·B·诺萨普先生在此充分证明所罗门·诺萨普的自由。所罗门·诺萨普：生于纽约州，黑白混血儿，大约42岁，身高576英尺，蓬松卷发，栗色眼睛。上述的亨利·诺萨普将带上述的所罗门从南方带回其出生地。各机关当按要求以正当方式和态度为上述的黑人所罗门放行。望妥善处理。
该文件于1853年1月7日经我亲手操办并加盖新奥尔良市章。
盖章处
书记员：杰诺伊斯
1月8日，我们乘坐火车来到了庞恰特雷恩湖，后来又按照常规路线准时抵达查尔斯顿。我们上了汽船正准备付船费的时候，诺萨普被一位海关官员叫了过去，问他为何不给他的仆人登记。他回答说自己没有仆人，他是纽约州政府的代理人，正陪同一位刚刚挣脱奴隶制压迫的纽约自由公民返回故里，因此不愿意，也不打算做什么登记。从他说话的态度和行为举止来看，无论我们怎样花费精力、准备周全，也无法躲避查尔斯顿官员们的阻挠和刁难——当然，也许是我弄错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获准通行。经过里士满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古德因的奴隶场。1853年1月17日我们抵达华盛顿。
我们得知伯奇和拉德本还住在华盛顿，于是很快就将一纸诉状投递到华盛顿治安法官那里，状告詹姆斯·H·伯奇非法绑架并贩卖我为奴。戈达德法官签发了逮捕命令，交给了曼泽尔法官，伯奇花了三千美元才获得保释。被捕之初，伯奇无比恐惧，十分慌张，还没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大街的法官办公室了解诉状的具体详情，就恳求警官允许他见一见本杰明·谢克尔斯。本杰明是伯奇以前的一个合伙人，做了十七年的奴隶贩子。他做了伯奇的保释人。
1月18日上午10点，双方当事人出席了庭审。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蔡斯先生、桑迪希尔的奥维尔·克拉克阁下和诺萨普先生充当我的辩护律师，约瑟夫·布拉德利为被告辩护律师。
奥维尔·克拉克宣誓证明他与我自小相识，我和我父亲都是自由人。然后，诺萨普先生再次证明了克拉克的话，陈述了一些和他奉命前往埃文耶尔斯的相关事实。
埃比尼泽·拉德本也宣誓证明他是一名48岁的华盛顿公民，认识伯奇十四年；1841年他曾是威廉奴隶监牢的看管人，还记得当年我被囚禁的事情。此时被告律师承认1841年春天我被伯奇关在奴隶监牢的事实。之后法庭宣布休庭。
重新开庭后，本杰明·谢克尔斯为被关押犯人伯奇作证。本杰明·谢克尔斯是一个肥硕、粗俗的家伙。读者从他回答被告律师的第一个问题所用的言语中就能多少对他有些了解。当问到他的出生地时，他用一种粗暴的方式嚷着：
“我出生在纽约州的安大略县，我生下来时重十四磅！”
本杰明出生时真是一个“巨型婴儿”！他随后作证说，1841年他在华盛顿经营汽船饭店，那年春天在那儿见过我，他准备接着说他听到过两个人的谈话。这时蔡斯参议员提出反对，称第三方的说辞不能充当有效证据。法官驳回了他的反对请求。谢克尔斯接着说，那两个人来到了他的饭店说他们有一个黑奴要卖。他们和伯奇会面说他们来自乔治亚州，但是具体是哪个县的，谢克尔斯也记不清了。那两个人详细介绍了一下这个黑人，说他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砖瓦匠。伯奇说他们愿卖他就愿买，于是他们出去把那个黑人带了进来。那个黑人就是我。谢克尔斯继续说着，也不管自己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我当时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佐治亚人，和我一起的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是我的主人，还称我极不情愿离开主人，照他的话说是“哭得稀里哗啦”。但当时我坚持说主人有权卖我，而且应该卖我。根据谢克尔斯的说法，是因为我的主人“在赌场上挥金如土”。
根据法庭记录，他接着说了这些话：“伯奇按照惯例问了那个黑人一些问题。伯奇告诉他，如果买了他就把他送到南方去。黑人说他没有异议，实际上他愿意去南方。据我所知，伯奇付了650美元把他买下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应该不叫所罗门。我也不知道那两个人的名字。他们只在我的饭店里待了两三个小时，在这期间，这个黑人还拉了小提琴。买卖合同是在我的酒吧间里签订的。那是一张打印的空白表格，内容是伯奇填的。在1838年以前，伯奇是我的合伙人。我们的生意就是买卖奴隶。1838年之后，他成了新奥尔良的西奥菲勒斯·弗里曼的合伙人。伯奇在这边买进，弗里曼在那边卖出。”
谢克尔斯在出庭作证之前已经听到了我在法庭上对与布朗、汉密尔顿一起到华盛顿前因后果的陈述。所以他无疑会说到“两个人”，还有我拉小提琴的事。这些都是他捏造出来的，全是一派胡言。但是华盛顿却有一个人为他作证。
本杰明·索恩作证称，1841年他在谢克尔斯的饭店里看到一个黑人在拉小提琴。“谢克尔斯说他是待售的奴隶。我听到他主人对他说要把他给卖了。那个黑人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奴隶。付款的时候我不在场，不敢确定是不是他。他的主人几近落泪地说：‘我认为他值这个数！’我做将奴隶卖到南方的生意，断断续续有二十年了，没有奴隶的时候我就做其他的事。”
接下来，我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遭到了反对，法庭决议我的证据无效，否决了我，理由是我是一个黑人，但我是纽约州的一名自由公民，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据谢克尔斯说，当时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法庭要求伯奇出示合同，因为此文件会证实索恩和谢克尔斯的证词是否属实。被告的辩护律师也认为有必要出示或者给出不出示的合理解释。为了给出合理解释，伯奇充当自己的证人，为自己辩护。此举引起了争议，这样的证词是不允许存在的——它违背了所有的证据法，允许他这样做有悖于司法公正。但是，他的证词居然被法庭接受了！他发誓说当时起草并签署了一份合同，但是被他弄丢了，不知道放哪儿了。我方要求警察去伯奇的住处取来他1841年奴隶买卖合同的诸多账册。法官同意了。在他们采取阻止措施之前，警官找到了这些账册并把它们带到了法庭上。他们找到了1841年的买卖记录，经过仔细检查却没有找到有我名字的交易记录！
在此证据下，法庭认为此事实成立，伯奇是无罪的、诚实的。所以他被释放了。
伯奇和他的同伙们随即控告我与两位白人合谋欺诈他。他小人得志，审判结束后的一两天《纽约时报》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摘录如下：“被告在被释放之前，被告律师起草了一份宣誓书。伯奇签字控告这个黑人与那两个白人合谋诈骗他625美元。法庭受理了此案，黑人被逮捕交到戈达德法官那里。伯奇和他的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亨利·诺萨普为这个黑人辩护，陈述说他愿意为被告当辩护律师，要求即刻开庭处理此案。伯奇和谢克尔斯私下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向法官请求撤诉，他不想再继续打官司。被告辩护律师表示，撤回诉讼必须要被告无异议。伯奇随后请求法官让他保管起诉书和逮捕令。被告律师拒绝接受此做法，坚持说这些是法庭记录的一部分，法庭应该继续已经开始的程序。伯奇向法庭上交了文件。因为起诉人要求撤诉，法院将搁置此案将它归档。”
在那些相信贩奴者言辞的人眼里，奴隶贩子的辩解都比我的有分量。我是一个可怜的黑人——一个被蹂躏、贬低的种族。压迫者根本注意不到我们卑微的声音——但是我知道真相，我有责任陈述事实。我在人民面前，在上帝面前庄严地宣誓：任何称我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人合谋贩卖自己的控告或声明，以及我到华盛顿、被囚禁在威廉的奴隶场的其他说法全都是子虚乌有。直到去年一月份，我从来没有在华盛顿拉过小提琴，从来没有去过汽船饭店，也从来没有见过索恩或是谢克尔斯。奴隶贩子们瞎编的故事无凭无据、荒诞可笑。如果他们说的情况属实，我怎么会重返自由后起诉伯奇呢？对于伯奇，我怎么会不避开他反而主动找上门呢？我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举动最终会让我声名狼藉呢？在种种情况下，如果伯奇和他的同伙说的有一句是真话，对于像我这样长期挂念家人、归心似箭的人来说，那将是一件冒险和蒙羞的事，不仅会被曝光而且将面临刑事起诉和定罪。我历经艰难找到他，将他告上法庭，控告他犯下的绑架罪，这么做的唯一动机就是要让他对自己干的坏事负责，让他受到法律公正的制裁。但是，如上文所述，他却被无罪释放了。人类的法庭让他得以逃脱。但是，还有一个伪证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更高级法庭。我愿意到那里去接受最终的审判，至少在那里我的陈述会得到关注。
我们1月20日离开了华盛顿，途经费城、纽约和奥尔巴尼，于21日晚上到达桑迪希尔。看着四周往日熟悉的景色，身处昔日好友之间，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第二天早上，我在几个故交的陪同下前往格林佛斯安妮和孩子们的住处。
我一走进他们舒适的小屋，玛格丽特第一个看到我，但是她没有认出我来。我离开的时候她才七岁，还是一个咿咿呀呀玩玩具的小女孩。现在她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了，身边站着一个有着一双明亮眼睛的小男孩。为了纪念他不幸沦为奴隶的外公，她给他取名叫所罗门·诺萨普·斯汤顿。我告诉玛格丽特我是谁的时候，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不一会儿，伊丽莎白也进了屋，安妮听说我到家了也从酒店赶回来。他们搂着我的脖子拥抱着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到脸颊上。但是我不想过多地描述当时的场景，还是留给读者一些想象的空间比较好。
当我们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化为无比的喜悦，一家人围着炉火，温暖的火光和柴火噼里啪啦的烧响声填满了整个屋子。我们诉说了这么多年来发生的事情，以及在这十二年分别的时光里我们各自经历的希望与恐惧、欢乐与悲伤、审判和灾难。阿朗索去了西部，前不久还写信给他的妈妈说等他赚到足够的钱就赎回我的自由，这是他自孩提时代就有的目标和野心。他们都知道我被困住了。我在船上写的那封信，克莱姆雷也告知了他们。但是在收到巴斯的信之前，大家只能猜测我身处何处。安妮告诉我，有一次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放学回家时哭得很伤心，问她们原因，她们说上地理课的时候，她们在书上看到一张奴隶们正在棉花地里干活，监工手拿皮鞭在后面监督的图画。这让她们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在南方可能受到的折磨。的确如此，在南方我就是这么过的。他们向我讲述了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情，无一不表明我的家人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也许读者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就不在此赘述了。
我的叙述接近尾声了。我不对奴隶制这个话题做出评价。读到这本书的人应该对这一“特别体制”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是很清楚其他州的情况，但是本书所描绘的红河地区的情况是真实确切的。我没有虚构，也没有夸大。如果我有败笔的话，那就是给读者展示了太多光明的一面。我相信无数人像我一样不幸，无数自由公民被绑架卖为奴隶，此时此刻还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里终日受苦，但是我忍住了没有写。
我受的磨难磨炼了我，感谢那些让我重归幸福和自由的好心人。我希望从今以后过上一种平凡但是积极向上的生活，百年之后能永远安息在我父亲长眠的教堂墓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