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有人说我不懂历史了，那眼瞅着曾国藩不就是办团练办出名堂，然后归拢了太平军吗？怎么还说团练不顶用呢？同志们，曾国藩的那支湘军是有团练的影子——确实是在地方拉壮丁凑起来的，但是这支部队可不是零敲碎打做点小本买卖只能欺负小老百姓的传统意义上的团练。湘军是啥？湘军是以湘勇为基础组建的正规军，这不是一支基层武装，而是拥有很强战斗力的主力军。但是咸丰皇帝明明给曾国藩下达的是协办团练的诏令啊，曾国藩何以如此牛逼，敢把协办团练的诏令私自改为组建军队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清廷最大的敌人是太平天国，就算曾国藩现在组织的湘军以后可能给清廷带来麻烦，但总归还是将来时，现在眼前这关过了再说吧。所以，咸丰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你是民兵还是军队，能打败太平军就是硬道理！
最终，曾国藩还真成功了，为清廷立下大功。但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既然湘军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你的使命，那这支基本上可以说是属于曾国藩个人的私人武装是不是就该在历史中消失了呢？没错，湘军最终解散了，曾国藩的弟弟，湘军的主要将领曾国荃也功成身退了——不管他到底愿不愿意，反正自己的兄长想当忠臣，不想冒风险，所以也就只能如此了。
那么如此说来，属于汉族官僚的时代是不是也是昙花一现呢？当然不是，尽管湘军确实是威胁，但是朝廷也不能没有可用之兵啊？清廷当然也想力挺自家人，但是无奈清朝官僚在鸦片战争以来的表现就是遇事开溜，惨败奏称大胜，想靠他们来撑起清朝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确实是不太现实——清廷现在开始为无原则的崇满抑汉付出代价了，满族官僚这么没用说到底还不是被清廷给惯坏的。于是，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顺理成章地开始蹿升了。他依靠的，是和湘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脱胎于湘军的淮军，裁湘留淮一方面保证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能够继续保证强势，另一方面这也是清廷的正规武装成为摆设后的无奈之举，抓大放小也只是权宜之计。
作为汉族官僚集团的第二代领袖，李鸿章是慈禧时代晚清的顶梁柱——尽管这个顶梁柱的唯一能耐就是在洋人面前哭穷。如果说曾国藩还是个道学先生，那么李鸿章其人的修为就跟其师相去甚远，湘军剿灭了太平军，而花大钱打造的淮军却在日本人面前输了个精光，北洋水师还没有驶离军港就全军覆灭。性格决定命运，汉族官僚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虽然出自曾门，却丝毫没有曾国藩的识人慧眼和宽阔胸襟，也缺乏曾国藩贯彻始终的谦虚和隐忍精神，仕途得意就忘乎所以，最终在日本人面前输得一干二净。尽管甲午战争的失败有很多原因，但是北洋水师的失败却是属于李鸿章个人的耻辱。如果说曾国藩能做到遇事不怕事，那么认为恩师曾国藩性情懦缓的李鸿章却在遇到劲敌时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这个眼高于顶的意气书生也只不过是个庸才，其师曾国藩在清廷倾覆之际拉了一把，那么他就在清廷坠落的过程中又狠狠地推了一把，最终万劫不复。
请神容易送神难
在封建王朝的统治矛盾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是主要矛盾，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高峰——唐朝就亡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这个矛盾开始进入潜伏期。即便如此，也无法避免其间歇性的发作，比如明朝初年燕王朱棣的反叛，清朝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
这个矛盾就跟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一样，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适当地加以控制。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形容一下这种状态，最近挺火的漫画《火影忍者》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鸣人体内封印着九尾妖狐，一般情况下九尾的力量不会显示出来，但是当鸣人受到强烈刺激之后，九尾的力量就会爆发出来。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就是这么个状态，适当的控制相当于封印，而重大的政治事件就相当于强烈的刺激。在晚清，这个强烈的刺激就是太平天国。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儿，大家都对三国比较熟，其中司马懿有段时间被曹睿弃用了，那么他怎么又会被起用，并最终让司马家族取魏而代之的呢？这个机遇就是诸葛亮率蜀军北伐讨魏。同样，清廷平时对地方搞小团伙也是非常注意的，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小王国，毕竟三藩之乱的打击还是挺大的。但是，太平天国一闹腾，机会就出现了，本来督抚和地方士绅之间眉来眼去还挺让中央忌讳，这回不一样了，为了剿匪，中央下旨要搞团练，搞团练就需要官府和地方豪族之间的配合，这样一来，督抚不就可以和士绅公开恋爱了吗？而且，大难当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了剿匪，中央就得给地方充分的自主权，总不能绑着我的手让我帮你剿匪吧？大家想想，在地方搞小团伙靠什么？一个是靠士绅集团的支持，另一个就是自主权。现在太平天国一闹腾，这些条件都齐了，所以地方势力自然而然地就膨胀了。
地方势力一旦形成就很难清除，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放权容易收权难，况且，清朝还得靠督抚们帮他们撑台面。地方势力膨胀确实是威胁，但是那是慢性的，清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反清浪潮的冲击，而剿灭这些起义军是要靠着这些督抚的，所以督抚的强势对脆弱的清廷而言甚至还是有好处的。中央集权有中央集权的好处，当然地方自主也有地方自主的好处，什么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而督抚们一旦权力在握，就再不想送出去，反正晚清的实际控制力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已经大大下降了，地方也有了跟中央叫板的底气，在这个博弈中，督抚们占据了绝对主动，清廷再也没有能力搞集权政治了。
封印终于被解开了，而清廷终将在后面尝到地方势力膨胀的苦果，毕竟慢性毒药也是毒药，药性一到，同样也是致命的。
新时代
在洋人和太平军做足了铺垫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角色将结束清朝的旧时代，开启我们将要讲述的民国史，这个角色就是革命党。
消耗战
革命党和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造反组织都不同，因为以往的造反只是换个皇帝，而这次，则是要废除皇帝。
中国老百姓习惯了有皇帝的日子，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的日子突然结束了，这并不好接受，毕竟，要一个民族改掉已经维持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并不容易。进步总是意味着改变，习惯并不代表正确，但是要让老百姓迅速接受这样的改变，确实也需要一点儿时间。
中国老百姓并不知道革命党将给他们带来什么，这是一个连自由和柿柚都分不清的族群，老百姓关注的是如何活下去，而革命党要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民主人权，就如某足球教练的经典语录：“我要的是一个后卫，主席却说再要一个前锋怎么样？”老百姓谈的是生存权，革命党谈的却是属于精英范畴的民主权力，孙中山也说要平均地权。老百姓不是傻子，知道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你要吹牛，那你自己吹去呗，八字没一撇的事谁愿意相信？中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文化，政治主张太精英化直接可能导致没有市场，为啥共产党内那么多的留洋人士最后要尊一个没喝过洋墨水、政治观也很传统的毛泽东当老大？因为他的意见最能贴合中国实际，搞政治，需要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是否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不知道，但至少实事求是这点，他是绝对理解到了一定境界的。
所以，革命党面前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他们在孤独地前行，路途上除了敌人就是观众。更可悲的是，这些观众对这场厮杀的结局并没有特别的偏好。敌强我弱，还缺乏场外力量的支持，要赢实在太难。事实也证明，刚开始和革命党最亲近的一个词是失败，而且大多是让人绝望的失败，完败。
好在，革命党的领袖是一个最勇于承受失败的人，他对失败这种苦涩滋味的消化能力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正是如此，他一生中的所有对手都无一例外地被他磨死。在政治舞台上，如果没有能力将敌人一击毙命，那就得看谁更有耐力，而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超强耐力的人。孙中山的所有对手看上去都比他强，但是最后的赢家总是孙中山，因为孙中山本人是一个出色的消耗战大师，而他的对手虽然比他有更好的爆发力，但是在政治的长跑中，并不看谁一开始跑得最快，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善于坚持就是孙中山最可贵的地方。
革命党这样一个拥有先天缺陷的组织最终能奇迹般推翻清朝，与孙中山的善于坚持是分不开的。在革命党为了打响第一枪而苦苦奋斗的岁月中，唯有孙公始终未尝放弃，对于清朝而言，他面前的这个对手或许不能一拳将其击倒，但是确实是最难缠的，因为不管局势如何不佳，他都不会放弃。孙中山向我们证明，即便暂时没有能力去击败自己的对手，只要能坚持下去，对手也可能会自乱阵脚，只要活着，就永远会有赢的机会。
就算放到中国历史上，孙中山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个现象，因为他是第一个通过消耗的方式获取胜利的政治人物。军事上的消耗战很常见，但是政治上的消耗战却是属于孙中山个人的专利。他并没有亲手击败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最终都输给了宿命，输给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
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失败了太多次，每一次失败都很壮烈，而且我们在历次失败中并没有看到革命党有什么显著的进步，没有进步的失败是不可能成为成功之母的，紧跟在这样的失败身后的还会是失败。孙中山亲自参与指挥的便有第一次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潮州黄冈起义、安庆起义、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防城起义、钦廉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十余次，其中有大有小——当然大也大不到哪去。黄花岗起义出来七十二烈士就算大规模起义了，但是，结果都一样，落个壮烈二字罢了。
然而，毕竟斗争是两个人的事，如果无法显著提升自己，那么想要获胜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坚持下去，并等着对手犯错，对革命党而言，这也是唯一的办法，幸好清朝这个对手已经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了，随时可能犯错。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话说，其实孙中山和黄兴已经领导革命党发动了数次起义，就连暗杀手段也用上了，能团结的力量也团结了，实在不能团结的也没有成为敌人（比如光复会），即便是这样，离革命党人心目中的胜利也还是很遥远。但是，运气这东西，在你没有的时候，确实是干什么都不顺手，但一旦光临，就拦都拦不住。
而运气终于来了，给革命党人带来运气的是我们可敬可亲的四川爱国同胞。
清朝深受洋人之苦，洋人用武力摆平清朝也不是为了显威风，而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铁路权就是洋人最垂涎的权益，因为路修到哪，势力范围就延伸到哪。比如这次清廷本来同意粤汉和川汉两条铁路商办，但是洋人硬要插一杠子，主子看上的东西清廷哪敢说个不字，都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了，这回还不赶紧马屁拍到位。所以，一句话，麻溜地收回铁路权，改商办为官办，说白了，就是洋办。本来清廷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自己的地盘老子还做不了主了？开玩笑嘛！但是，乱子出大了。
中国老百姓确实不懂什么叫民主，但是洋人是什么东西老百姓还是明白的，你清廷可以当奴才，但中国人民不想当奴才。于是自湖南起，全国各地陆续爆发保路运动，而四川则是其中闹得最凶的。本来单纯保路也不要紧，麻烦就麻烦在同盟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四川人闹保路，反清组织就闹起义，火借风势，这回乱子出得非同小可。以往革命党闹起义屡屡失利是因为脱离群众，而这回群众自己就送上门来了，那还说啥，干呗。
不得不说，这次清政府的危机处理确实是相当差劲，危机处理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快刀斩乱麻，大事化小啊。诸位不妨看看要是我会怎么处理这种事，首先要定性，这是一起由四川黑恶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群众所引发的让人遗憾的暴乱；其次要确定责任人，四川的黑恶势力需要对此次事件负责；再次要确定解决方案，那就是对黑恶势力要严惩不贷，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了解当朝的政策方针；最后就是要杀些人做做样子，再找些受害群众全国巡演讲述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让全国人民坚定信念，相信政府。怎么样，可以吧？
再看看清廷是怎么弄的，压根就没想过要进行思想方面的疏导，直接就派了赫赫有名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出任四川总督“从严干涉”此事。敢情清政府是觉得事情还不够乱，或者说对人民的力量缺乏认识，认为光靠吓唬就管事了。但是人家都闹出去了，你现在派个喜欢杀人的主儿过来不是火上浇油吗？处理这种事情的最终奥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惜的是，清政府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子，这就意味着清政府在自寻短见。
结果，事情越闹越大，成都群众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相回应，毕竟四川群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身后是同盟会和哥老会（编者注：四川民间团体），连重点都没抓住的清政府怎么能搞得定这种事？没办法，只能就近征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前去四川助拳平乱，这一调直接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了清朝灭亡的导火索。
武汉守备空虚就给了革命党乘机起事的机会。当然，革命党人也开始筹划开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好事多磨，和历次革命党的起义一样，武昌起义依然没有能按照原计划实施，因为起义又提前暴露了。起由是孙武在俄租界试验炸弹导致爆炸，起义机密文件泄露，清廷马上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捕行动，起义面临流产的危险。这时候，革命党人敢拼命、不惜命的特点开始发挥作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几乎失去外部联络的情况下，武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发联络，提前发动了起义。实际上，革命党人的攻势也就是三板斧，毕竟这次起义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所以只要清廷能够顶住一段时间，还是有希望扑灭的。但是，坏就坏在湖广总督瑞澄弃城而出（满族官僚的老传统了）。老大一走，胜负立判，尽管在司令部还遭到了一定的抵抗，但士气大振的革命党还是于天明前攻占此地，武昌起义宣告胜利。武昌起义是在1911年10月10日，所以亦称双十事变。
武昌起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取得了胜利，从头到尾看起来都像是一出闹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缺乏孙中山、黄兴这样大佬撑场子，组织也是混乱无比的起义居然就成了，可谓天意弄人，造化无常。
墙倒众人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