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当17世纪中叶西方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兴起于东北的女真后裔叩开了山海关的大门，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政权。
传说中顺治帝因为爱妃的香消玉殒而出家为僧；继他之后，康熙登基，作为一个有道明君，他开创了康乾盛世的百年基业；雍正是个褒贬皆有的皇帝；乾隆号称“十全老人”，但他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为中国种下了祸根；嘉庆一生就做了一件事，铲除和珅；道光除了节俭，爱穿补丁裤子外毫无可取之处，鸦片战争彻底暴露他的无能；咸丰胆怯无略，死后政权落在慈禧手中；慈禧治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爆发，洋务运动破产，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纷纷侵华，是这个女人，迅速抽走了大清的国本；同治帝在母亲的压制下短命而亡，死因沸沸扬扬；光绪有意振作，百日维新的失败终结了他的希望；末代皇帝溥仪，即位三年后，便在内忧外患中宣告退位，住进了颐和园。
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也正像卢沟晓月一般，虽寒冷，却不乏等待黎明的勇气。终有清一世，有大败明军、消灭闯王、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征服噶尔丹、大战雅克萨、横扫大小和卓的慷慨悲歌、叱咤风云，也有《 广州和约 》《 南京条约 》《 望厦条约 》《 黄埔条约 》《 北京条约 》《 瑷珲条约 》《 马关条约 》《 辛丑条约 》等一千一百个条约的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有《 四库全书 》《 红楼梦 》《 聊斋志异 》等辉煌灿烂的文化业绩，也有“明史案”、“《 南山集 》案”、“吕留良案”等昏天黑地的文字大狱。有圆明烈焰的耻辱，也有虎门销烟的壮烈，有言之丑也的宫闱秘事，也有大义凛然的一代英杰……林林总总，百怪千奇，交错纷呈，不一而足。
清朝的民族压迫
大清帝国疆土的辽阔可与汉唐盛世相比拟。关外各地先后统一，入主中国后又向西北发展，乾隆时代清朝的领土达到最广的限度。
满人虽在关外时就受了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但初入关后对汉族极力压迫，强迫汉人剃发改装，表示他们被征服的地位。清军初进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即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一律剃发，圣人之后也不能例外。剃发易服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民族感情，直隶三河县首先发难，起而反抗，各州县随即响应。多尔衮迫于形势，只得取消剃发令。第二年，南明福王被俘，李自成也已败亡，多尔衮以为大局已定，再次降旨剃发。江南士民大愤，苏州、嘉兴、松江等已降州县纷纷击杀清朝官吏，起兵抗清。著名的江阴抗战亦起于剃发令的颁布。清军围攻江阴，遭到顽强抵抗，历时三月。城破后，清军屠城三日，“满城杀尽，然后封刀”。
同时当然也有人特别殷勤地赶先改从满俗。弘文院大学士冯铨、礼部侍郎李若琳没等剃发令下，就抢先剃发，以示效忠。有同僚攻击冯铨曾是阉宦魏忠贤党羽，冯铨便攻击对方曾归顺“反贼”李自成，一时丑态百出。
随着八旗军民进入北京，清朝下达了圈地令。圈占的土地统称为“旗地”。旗地在理论上是明朝的官田与无主的田地，但实际民房以及茔地也往往被圈。民田被占的也不少，并且圈占的目的不见得都为耕种，很多人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处境困苦不堪。历代被外族征服时所必有的汉奸又助纣为虐，有主的民田被占的因而更多。
清朝虽在关内关外都曾得明朝降臣的助力不少，但降臣有罪必受重刑。陈名夏降清后，任吏部侍郎。顺治八年（1651年），张煊弹劾他“结党营私”，陈之遴奏劾他“谄事睿亲王（多尔衮）”。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又被宁完我弹劾，顺治帝亲自讯问，侍臣当众宣读宁完我的劾奏，不等侍臣读毕，名夏极力辩白。帝大怒：“即使要辩解，为何不等宣读完毕？”命陈名夏跪着与宁完我对质。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替名夏缓颊，双方争执不下。刘余谟喋喋不休，帝为之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继续进行。陈名夏被转押吏部，吏部主张论斩。后又改绞死。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放东北。
后来乾隆皇帝又在国史中特立《 贰臣传 》一项，专门去侮辱已死的降臣与降臣的子孙。《 贰臣传 》分甲乙两编，共收入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如祖大寿等，是当时清朝花了很多工夫争取过来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百年之后，会被列入《 贰臣传 》中。
因文人对先朝不能完全忘情，所以清初也对他们压迫得最烈。一切结社都被禁止，科场中也屡次借题威吓。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大学士范文程等言：“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命革中式，并治考官罪。（ 蒋良骐《 东华录 》）
世宗时，猜忌更深，文字狱愈烈。雍正六年（1728年）的曾静、吕留良之狱，致使早已作古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的学生也受到株连，或斩或流放。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 大义觉迷录 》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人带领曾静、张熙到各地宣讲。乾隆帝继位后，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凌迟处死，并列《 大义觉迷录 》为禁书。
雍正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又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后来高宗编纂《 四库全书 》在消极方面可说是一个彻底澄清的大文字狱。乾隆借纂修《 四库全书 》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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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屠杀与奴化统治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5165万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0万，净减三分之二。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明朝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明清蠹吏
“衙蠹”，是明清时期官绅们对那些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胥吏公人的一种蔑称，即将其视为政府机构中的蛀虫。这很形象地揭示了胥吏为弊的方式和特点，表明了人们对这批人的憎恶。
胥吏大概包括两类人：一是大小官员的私人仆从，如家丁、长随之类；一是各级衙门的公差、衙役，如门丁、皂隶、听差、捕快、禁卒、仵作、粮差等等。这些人在封建等级制度中，身份低下，大都属于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以召良民充当，但一入此行，也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籍”，通过考试或捐纳做官，连家谱都得削名，死后也不得入祠。社会上常常是“倡优隶卒”并称，被目之为“不足齿数之列”。
胥吏虽地位卑微，但“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因此，他们手上都掌握着某种或大或小的权力。于是，他们就利用这种权力，敲诈勒索，滥肆搜刮。而且正由于他们身份低贱，连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为非作歹时就更加无所顾忌，胆大妄为。
有研究者认为，古代中国的行政管理其实是这些处于基层的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人们想象。南宋叶适就曾说过，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
在古代，老百姓一旦涉及诉讼，不论是作为原告、被告甚至证人，也不管涉及的是盗案、命案还是普通的民事案件，便时时、处处会受到胥吏的盘剥勒索。告状要写状纸，需出代书费；将状纸送官，要交传呈费；此外还有路费、盘费、送牌费、盘子费、检卷费、值党费、散班费、听刑费、具结费等，即使撤诉或和解了，还要交一笔“和息费”才能了事。这还算是有名目的费用，至于名目之外，种种勒索钱财的黑幕，简直匪夷所思。发生了窃案，随便找一殷实之家，指为“窝户”，就可以“拘押索钱”，只有把胥吏喂饱了，他才会放人，美其名曰“洗贼名”。涉案者如果钱没有给足，胥吏们就把案件无限期地拖下去，弄得原、被告双方都家破人亡也是常事。
?摇再拿赈济灾荒来说，“荒政”本来也是封建统治的一项重要政务。为了防止弊端，清王朝原规定勘灾、查赈“不得假手胥役”，但实际上官员们贪图安逸，大都交给胥役去办，任其随意放给，府县并不过问，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胥吏肆无忌惮，每每私将灾票售卖，名曰“卖灾”；小民用钱买票，名曰“买灾”；或推情转给亲友，名曰“送灾”；或恃强坐分陋规，名曰“吃灾”。朝廷的赈济根本发不到真正灾民的手里。
胥吏虽然身份低贱，却实在是个肥差。很多人拼命钻营请托，甚至花大价钱去买这样一个职位。清王朝对各衙门的胥吏数额，本有严格限制，但实际上总是大大突破。到晚清，大的州县胥吏不下数千人，小的州县也有几百。如此多的胥吏欲壑难填，老百姓哪里还有什么安稳日子好过。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胥吏败政呢？
首先，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看。那些下层百姓来说，他们渴望获得权力和财富，但没有充分的途径进入上层社会。虽说有科举，但下层百姓受教育的机会相对少，他们处于不利的位置，社会并不公正。怎么办呢？做小吏是一条途径。充吏不仅可以得利，还可以有权，而且吏职可以世袭继承，故充吏者越来越多，以致吏员队伍日益扩大。尽管人们受过吏的敲榨和压迫，吏在他们的眼中仍然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这正仿佛自耕农深受地主之害，却仍希望自己能发家成为地主一样。由于他们充吏的目的很明确，所以在任职之后，享受陋规，额外需索，把持文书档案等，也就成为正常的职业行为。这里，我们看到了普通劳动者被扭曲了的心灵：他们渴望幸福，但制度又几乎把他们的正常致富之路堵死，于是他们通过充吏去揽权牟利。所以归根到底，吏员们贪污作弊的过程，乃是他们被扭曲了的追求幸福之路。
胥吏的社会地位酷似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后者的社会地位同样很低，在传统观念中，商人除了有钱以外，往往是粗俗的，不能入大雅之堂的，他们赚钱的手段也往往被视为不正当的，但与胥吏一样，唐宋以降从商者也是越来越多。明人何良俊认为，明中叶以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正由于此，“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也”。这清楚地说明了下层百姓是在什么情况下从事胥吏和工商职业的。
其次，自唐宋以来，人们对吏弊的指摘批评日益多起来，到明清时期达到高潮。这当然不仅是胥吏集团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日益衰落的表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讲究尊卑等级的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官长被视作父母；当上了官，就可以鱼肉百姓，官民的分野极强。这是以压迫、剥削、不平等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制度，到了明清时候，更是积重难返。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胥吏怎么可能不滥用职权呢？
王亚南先生说得好：“试考察一下历代对付贪污的严厉情形，就可了然今日想从贪污本身去根治贪污的人的设想是何等的天真！”因此，吏弊的产生，不仅是该集团自身的角色行为问题，而且同时也是官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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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入手，结合秦汉至民国的历史，找出官僚政治的产生、形态和特征及其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并从与西方官僚制度的对比中，揭示出官僚政治发展和转化的一般规律，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清代的八旗子弟
清朝统治者能够取得中原，主要凭借的是八旗铁骑。所以有清一代，旗人被统治者视为“国家根本所系”而恩养有加。旗人又称“旗下人”、“在旗的”，他们在行政隶属、权利义务、经济来源、政治地位、文化习俗等方面均有别于民人，甚至所居住的地域，最初也与民人泾渭分明，并由此构成为清代社会中人员最复杂、特点最鲜明、影响最强大的社会群体——八旗子弟。
清朝入关后，为了能够以人数较少的八旗兵丁有效地控制全国，采取了“居重驭轻”重点配置的政策。将八旗精锐集中于北京，平时镇戍中央，有事调集出征。同时为加强对广大地方的控制，又将部分旗兵陆续派往各地驻防。
先说京城的禁旅八旗。清廷在北京城周围的方圆五百里内，用暴力手段强制圈地，原来在内城居住的汉人无论官民一律迁到了外城，内城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居住的地区。八旗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分左右翼，东部四旗即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为左翼，西部四旗即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为右翼。使北京城成了一个大兵营。
再说驻防八旗。驻防八旗屯驻在全国七十余处重要城镇和水陆要冲，根据兵力各设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由此构成控制全国的骨干力量。这些处于汉人社会包围之中的旗营，犹如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为避免驻防旗人“沾染汉俗”而保持八旗传统从而“巩固根本”，清廷在各八旗驻防地兴建“满城”，满城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而且是当地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社区，城内包括军事设施、官衙、居住区、学堂、庙宇，布局则一如京城。清代重要的满城，设立于杭州、西安、成都、荆州、绥远（今呼和浩特）等地。清朝统治者就用这种方式，将驻防旗人和他们的子弟禁锢在满城狭小的天地里，从而形成了驻防旗人特有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其实有点像种族隔离政策。
八旗贵胄子弟享有很多特权。首先是可以承袭父兄的爵位。宗室成员隶属宗人府，按例不用披甲挑缺，但男孩一出生，就有优厚待遇，月享银一两五钱，每季发米一袋，成年后增至三两，米四袋。宗室子女的婚丧，也都有“红事银子”与“白事银子”的补助。而一旦获得封爵，伴随而来的除政治上的权势之外，更有经济上的优厚待遇。
清廷还给予八旗子弟特别广阔和便捷的仕进途径。八旗子弟不必像汉人子弟那样以科举考试为进身的唯一途径。除荫叙之外，世家子弟往往由侍卫出身。侍卫为皇帝扈从值宿。清制内外满洲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选侍卫，侍卫无疑是八旗子弟中的一群骄子，一经入选，往往不数年即擢至要职。此外，笔帖式（汉译作文书）也是满洲子弟进身的一个捷径，中央各部、院、寺、监都设笔帖式一职，人数最多，几乎清一色是满人。笔帖式品级虽低，但升迁快，只要善于奔走攀援，虽目不识丁，十年之内，也可至富贵，甚至外升督抚，内转尚书、侍郎。这便使八旗官员中出现了一大批庸碌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