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是北魏时期的大臣，官至中书令，曾先后辅佐五位帝王（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声名显赫，位高权重。但他从不恃权自重，贪赃枉法，倒是以清贫自守，为官清正廉洁，非常受人尊重。
1、关注民生，为民请愿
东晋时期，北方五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匈奴、氐、鲜卑、羌、羯等族纷纷起而反抗晋朝，整个北方陷入战乱，他们在我国北部及蜀地建立的政权有十六个，故史称“五胡十六国”。北魏消灭北凉，入主中原后，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但战争创伤严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北魏太武帝基于本民族鲜卑族的传统观念，仍然大量禁封良田以供狩猎放牧。史书上记载：当时“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如此一来，当地百姓虽然免遭了战乱之苦，但仍无休养生息之地，不得不继续四处逃难。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在太武帝时代被征召的汉族官员高允心急如焚。
有一天，太武帝问高允：“在国家日常纷繁的政务中，你认为首先应当抓什么？”高允详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建议废除田禁，允许耕作，让百姓重返家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说：“我从小卑贱，只知道农家琐事，请让我谈谈农业方面的事。古人说：‘方圆一里就能垦田370亩，100里就是37000顷。如果勤奋耕种，每亩可增产3斗，相反就要减产3斗。方圆百里增产或减产的比率，计为222万斛，何况天地非常广大。如果官府和人民都有粮食储备，就是遇到灾年，也用不着担心了。”太武帝深以为然，遂下令“废除禁田，悉以抚民”，把良田全都归还给百姓耕种，使北魏的农业生产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不久，高允又发现王室婚丧、嫁娶奢侈浪费，上行下效，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同时，太子也听信小人之言，营立私田，畜养鸡犬，甚至让人拿到集市上去卖。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也都变着花样与民争利，使百姓深受其害。于是，他又多次进谏，力主“简婚嫁，薄丧葬”；将太子“所在园田，分给贫下，畜产贱卖”，不再与民争利。
鉴于文成帝大起宫室，高允也进谏劝阻。他说：“太祖开始兴建城池宫殿时，考虑到不误农时，施工一律用农闲时节。况且，我们建国的时间已很久，现有的宫殿足够使用。退一步说，即使要扩建宫室殿阁，也应逐步实施，而不能仓促行事。照现在的建筑规模，初步核算，共需征调民夫差役两万人，而需供应饮食的老弱妇女，又得增加一倍。规模大，要求严，预计半年才能竣工。一个农夫不下田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竟然动用六万多人，劳力和费用，实在难以计算！这是陛下最应留心的事情。”文成帝认为高允所言甚是，接受了他的进谏。高允好直言进谏，朝廷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高允总是恳求皇帝召见。文成帝也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接见并与之面谈。有时从早晨一直谈到黄昏，或者一连数日不出宫。高允有时动情激论，言辞切中时弊，文成帝虽有些生气，却深知高允的直节劲气和激谏无忌的良苦用心，依然信任无疑，礼遇而善待之。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抨击朝政，文成帝看后说：“君主有了过失，臣僚不肯当面直言进谏，反而上书公开指责，这无非是想借张扬君主的过失来显示他们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所应做的吗？像高允那样公而忘私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错，他总是惴惴不安地当面批评，有些言辞甚至直触痛处，使我难以忍受，但高允始终无所避讳。我也因耳旁警钟长鸣，而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并有所改正。”高允的谏言几乎全都被皇帝采纳，使百姓从中受益很多。
2、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在个人仕途发展上，高允看得很淡。最初和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均官运亨通并且封侯，高允的部下前后有百余人曾官至刺史，而高允一直做了二十七年郎官没有提升，但是他从不计较，也不厚颜伸手要官要钱。高允为官，执义守法，气节正直，操守刚劲，犯颜直谏，曾救护了许多人才。尤其是处理编修《国记》案，深受时人敬仰。
太武帝时，高允奉诏与司徒崔浩等同修《国记》。因崔浩公务繁忙，具体著述事宜，实际上是由高允主持的。高允对于鲜卑族有许多不合中原礼教（尚未进步、落后于中原的行为）之处，却并未掩饰美化，而是据实而写。《国记》修成后，崔浩将它刻石立于魏都平城的郊外大道上，公布于众。结果，有些章节被人认为是“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这大大触怒了鲜卑贵族，他们上奏太武帝，太武帝十分恼火，当即定为“暴扬国恶”之罪，下旨将有关人员处死、灭族。
太子为了替其老师高允开脱，决定和高允一起觐见太武帝，并再三嘱咐他：“至尊如有询问，你尽管顺着我的话说。”待见到太武帝，太子首先奏道：“高允在臣宫，相处多年，为人小心谨慎。他虽与崔浩同撰《国记》，但损益褒贬，均系崔浩总裁。”高允没等太子将话说完，马上据实承担了责任。太武帝大怒，决定立斩高允。太子又急忙解释道：“高允这是惧怕父皇天威，一时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儿臣曾私下问过他事实真相，他已承认全系崔浩所为。”高允一听，连连摇头，再三表示：这是太子哀怜他，为他乞命；事实上，太子从未问过他，他也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还强调说：“臣罪该万死，不敢妄言！”太武帝见他如此勇于承担罪责，不由得动了心，感叹道：“临死不移诚实之性，人之所难；宁死不欺君卖友，不愧忠贞之道。应赦其罪。”随后，命高允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但高允却“持疑不为”，又冒死为崔浩争辩。最后，经太子反复说情，只杀了崔浩及其姻亲族人，其他人仅自己被处死，家人、亲人、族人免于死罪。高允对太子说：“我原是东野的一个平凡书生，本来就没有做官的打算，巧遇太平盛世，才脱下粗布衣服，官位显荣而尸位素餐，妨碍贤能之人已经很久了。崔浩几代受到特殊礼遇，却辜负皇帝的恩德，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和立场原则，他今日受到惩处当然是咎由自取。但是对崔浩如实记载皇帝的言行事迹，谈论国家的施政得失，却得修史的原则，不应扣上过多的罪名。《国记》一事，确实是我跟崔浩共同完成的，生死荣辱，在道理上不应该有区别。但是承蒙殿下的恩德，让我苟且偷生，这不是我的心愿。”太子对高允公正无私的品德非常钦佩，连声称赞。
多年后，太武帝与人谈及此事，还颇为感慨地说：当初，假如没有高允力争，要多死数千人。高允冒死进谏，功不可没。
3、德高望重，待人宽和
高允自太武帝至孝文帝，出入三省，参与枢密五十多年。太武帝与他同定律令，共商朝政；文成帝对他礼敬更甚，不呼其名，而尊称“令公”。高允到了暮年，仍时时处处想着他人。高允虽然德高望重，又深得皇帝恩宠，可他从来不摆架子以势压人。
有一次，孝文帝到西郊祭天，命令用宫廷马车迎接年老的高允到郊外离宫观摩，不料途中马受惊狂奔，造成人仰车翻，使他面部三处受伤。孝文帝大怒，决定将驾车人先打四十大板，然后斩首示众。高允知道后，力言无恙，再三说明小伤无碍，再三恳请孝文帝免去驾车人的罪。孝文帝看在老臣的面子上，只好收回成命。
此后不久，孝文帝命令中黄门苏兴寿照顾高允，当苏兴寿搀扶着高允在雪地行走时，突然蹿出了一条狗，把高允惊倒在地。苏兴寿害怕皇帝怪罪，顿时吓得嘴唇发青，浑身打战，而高允却一再安慰他，还让周围的人不要将此事传出去。苏兴寿对此非常感动，称誉高允说，同他共事三年，从未见到他发怒过。
对于有困难的人，哪怕是罪人的亲属，高允也给予帮助。有一位名叫窦瑾的大臣，因犯罪被杀，他的儿子逃到山里隐藏起来，他的妻子焦氏年老无依无靠，无人赡养，窦瑾昔日的亲朋故友，唯恐受到连累，谁也不肯救助她。高允听说后，立即派人悄悄将焦氏接回自己家中，并养护她六年之久。
4、操守刚劲，自奉清廉
在北魏官场上，贪污腐化之风盛行，一些官吏以权谋私，搜刮民财。而高允却不随波逐流，出淤泥而不染，自奉清廉。在他官拜中书令时，虽蒙皇宠，却依然“家贫布衣”。他常常让儿子们上山打柴，靠卖柴的微薄收入养活全家。一天，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承蒙皇上宠爱礼遇，但家中却一贫如洗。妻子儿女们也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有时米罐空空，连饭都吃不上。”文成帝不信，当天就亲临高允家，见其家只有几间茅草房子，几条破棉被，家人穿的棉袍里面塞的竟然是乱麻丝，厨房的灶台上仅有一点咸菜而已。文成帝内心深受触动，感叹没有比高允再清贫的了，说：“古代所谓清贫之人，竟至于此乎！”于是，一回宫便下令立即赐给他五百匹帛，千斛粟。但是，高允却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高允曾多次以年迈为由，奏请还乡，文成帝始终没有同意，准他乘车入殿，朝贺不拜。高允晚年病重时，孝文帝派御医给他看病，并赏给他皇上享用的各种精美食品，从酒、肉、粮到床帐、衣服等，把庭院堆得满满的。高允上表感谢皇恩，将物品都分给了下属和故旧，没过几天就去世了，享年九十八岁，这在历代名臣中，是少有的高寿。在北魏长达5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高允将汉族的许多知识、观念和制度传授给了这个游牧民族，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他操守刚劲，为官一生，一介不取，至死节操不移，以一种超凡脱俗的豁达人生态度忠君爱民，赢得了五位皇帝的信任和尊重。
心中无我，唯有他人最为念；无欲无求，粗茶淡饭自心安。不为贫贱困苦所扰，不为名利权位所缚，高允的直节劲气源自心境澄明，无所求，也无所惧，这就是清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