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个李卓吾（李贽），同时的人，几乎把他当做圣人，他对于孔子，显然攻击，著《藏书》六十八卷，自序有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数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未尝有是非耳。”又曰：“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观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他生在明朝，思想有这样的自由，真令人惊诧，他因为创出这样的议论，闹得书被焚毁，身被逮捕，下场至自刚而死，始终持其说不变。其自信力有这样的坚强，独对苏子由非常佩服，万历二年，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题其后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乃独得微言于残篇断简之中，宜其善发老子之蕴，使五千余言，烂然如皎日，学者断断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或示道全，当道全意，寄子瞻，又当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余年，不意复见此奇特。”卓吾这样地推崇子由，子由的学问也就可知了。
苏子由在学术上，有了这样的成就，何以谈及宋学，一般人只知道有程朱，不知道苏子由呢？其原因：（一）子由书成年已老，子由死于政和二年壬辰，年七十四岁，此书是几经改删，至大观二年戊子十二月方才告成。程明道死于元丰八年乙丑，年五十四岁，伊川死于大观元年丁亥，年七十五岁，子由成书时，在明道死后二十三年。伊川死后一年，那个时候，程氏门徒遍天下，子由的学说，出来得迟，自不能与他争胜，子由书成后四年即死，也就无人宣传他的学说了。（二）那时党禁方严，禁人学习元祐学术，伊川谢绝门徒道：“尊所闻，行所知可也，不必及吾门也。”连伊川都不敢宣传他的学问，子由何能宣传？伊川死时，门人不敢送丧，党禁之严可想。史称子由“筑室颍滨，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据此，则子由此书，能传于世，已算侥幸，何敢望其能行？（三）后来朱子承继伊川之学，专修洛蜀之怨，二苏与伊川不合，朱子对于东坡所著《易传》，子由所著《老子解》，均痛加诋毁，其诋子由曰：“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然其自许甚高，至谓当世无一人可以语此者，而其兄东坡公，亦以为‘不意晚年见此奇特’。以予观之，其可谓无忌惮者欤！因为之辩。”（见《宋元学案》）中庸有“大人而无忌惮”之语，朱子说他无忌惮，即是说他是小人。此段文字，几于破口大骂。朱子又把子由之说，逐一批驳，大都故意挑剔，其书俱在，可以复按。朱子是历代帝王尊崇的人，他既这样攻击子由，所以子由的学说，也就若存若亡，无人知道了。（四）最大原因，则孔子自汉武帝而后，取得学术界正统的地盘，程子做融合三教的工作，表面上仍推尊孔子，故其说受人欢迎，子由则赤裸裸地说出来，欠了程明道的技术，所以大受朱子的攻击，而成为异端邪说，朱子痛诋子由，痛诋佛老，是出于门户之见，我们不必管，只看学术演进的情形就是了。
八、学术之演进
我们从进化趋势上看去，觉得到了北宋的时候，三教应该融合为一，程明道和苏子由，都是受了天然趋势的驱迫。程子读了许多书，来到四川加以研究，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苏子由在四川读了许多书，又到颍滨闭门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二者都与四川有关。我们从进化趋势上看去，觉得到了北宋的时候，三教应该融合为一，这都是由于五代时，中原大乱，三教名流，齐集成都，三大河流，同时流入最隘一个峡口的缘故。子由少时在蜀，习闻诸名流绪论，研究多年，得出的结果，也是融合三教，也是出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与大程如出一辙。可见宇宙真理，实是如此。从前佛教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生冲突，历南北隋唐以至五代，朝廷明令天下毁佛寺，焚佛经，诛僧尼之事凡数见，自宋儒之学说出，而此等冲突之事遂无，不过讲学家文字上小有攻讦而已，何也？根本上已融合故也。
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纷争不已者，学说分歧使之然也。现在国府迁移重庆，各种学派之第一流人物，与夫留学欧美之各种专门家，大都齐集重庆，俨如孟蜀时，三教九流齐集成都一样，也都是无数河流，趋入一个最隘之峡口。我希望产生一种新学说，融合中西印三方学术而一之，而世界纷争之祸，于焉可免。（著者按：初版时，国府尚未迁移重庆，则只言。现在交通便利，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接触，相推相荡，也是三大河流，趋入最隘的峡口，中西印三大文化，也该融合为一。）
宋儒之道统
一、道统之来源
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在门户之见太深，以致发生许多纠葛。其门户之见，共有二点：
（1）孔子说的就对，佛老和周秦诸子说的就不对。（2）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说的就对，别人说的就不对。合此两点，就生道统之说。
宋儒所说的道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唐朝的韩愈。韩愈为人很倔强，富于反抗现实的性质。唐初文体，沿袭陈隋余习，他就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唐时佛老之道盛行，他就提倡孔孟之学。他取的方式，与欧洲文艺复兴所取的方式是相同的。二者俱是反对现代学术，恢复古代学术，是一种革新运动，所以欧洲文艺复兴，是一种惊人事业，韩愈在唐时，负泰山北斗之地位，也是一种惊人事业。
韩愈的学问，传至宋朝，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欧苏曾王的文学，一派是程朱的道学。宋儒所谓道统的“道”字，就是从昌黎（韩愈）《原道篇》“斯道也，何道也”那个“道”字生出来的。孟子在从前，只算儒学中之一种，其书价格，与荀墨相等，昌黎才把他表章出来，他读《荀子》说：“始吾得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以为圣人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信孟氏，因雄书而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经昌黎这样的推称，孟氏才崭然露头角。
宋儒承继昌黎之说，把孟子益加推崇，而以自己直发其传，伊川作明道行状，说道：“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史迁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数十字，于所历邹膝任薛鲁宋之事，不一书，朱子纲目，始于适魏之齐，大书特书。宋淳熙时，朱子才将《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子书，至元延祐时，始悬为令甲。我们自幼读四子书，把孟子看做孔子化身，及细加考察，才知是程朱诸人，有了道统之见，才把他特别尊崇的。
昌黎是文学中人，立意改革文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他读孔子孟荀的书，初意本是研究文学，因而也略窥见大道，无奈所得不深，他为文主张辞必己出，字法句法，喜欢戛戛独造，因而论理论事，也要独造。他说：“斯道也，何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不得其传。”这个说法，不知他何所见而云然。程伊川曰：“轲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蹈袭前人，非凿空撰出，必有所见。”这几句话的来历，连程伊川都寻不出，非杜撰而何？
宋儒读了昌黎这段文字，见历代传授，犹如传国玺一般，尧舜禹直接传授，文、武、周公、孔子、孟轲则隔数百年，都可传授，心想我们生在一千几百年之后，难道不能得着这个东西吗？于是立志要把这传国玺寻出，经过许久，果然被他寻出来了，在《论语》上寻出“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恰好伪古文《尚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尧传舜，舜传禹，有了实据，他们就认定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西，究禹汤文武周公，所谓授文者安在？又中间相隔数百年，何以能够传授？又孔子以前，何以独传开国之君，平民中并无一人能得其传？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加研究。
宋儒因为昌黎说孟子是得了孔子真传的，就把《孟子》一书，从诸子中提出来，上配《论语》。又从《礼记》中，提出《大学》、《中庸》二篇，硬说《大学》是曾子著的。又说《中庸》是子思亲笔写出，交与孟子，于是就成了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一代传一代，与传国玺一般无二。孟子以后，忽然断绝。隔了千几百年，到宋朝，这传国玺又出现，被濂洛关闽诸儒得着，又递相传授，这就是所谓道统了。
道统的“统”字，就是从“帝王创业垂统”那个“统”字窃取来，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那时禅宗风行天下，禅宗本是衣钵相传，一代传一代，由释迦传至达摩，达摩传入中国，达摩传六祖，六祖以后，虽是不传衣钵，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干代名称，某为嫡派，某为旁支。宋儒生当其间，染有此等习气，特创出道统之名，与之对抗。“道统”二字，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
请问：濂洛关闽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么能够传授呢？于是创出“心传”之说。说我与孔孟，心心相传，禅宗有“以心传心”的说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说法，这“心传”二字，也是模仿禅宗来的。
本来禅宗传授，也就可疑，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俱是他们自相推定的。其学简易，最合中国人习好，故禅宗风行天下。其徒自称“教外别传”，谓不必研究经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见人每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为程子受业之人，横渠是程子戚属，朱子绍述程氏，所谓濂洛关闽，本是几个私人讲学的团体，后来愈传愈盛，因创出道统之名。私相推走，
自夸孔孟真传，其方式与禅宗完全相同。
朱子争这个道统，尤为出力，他注《孟子》，于末后一章，结句说道：“……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中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所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旨深哉。”提出“统”字“传”字，又说“神会心得”。即为宋学中所谓“心传”和“道统”伏根。最奇的，于“其旨深哉”四字之后，突然写出一段文字，说道：“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醇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此段文字写毕，即截然而止，不再著一语，真是没头没尾的。见得程子即是“后圣”。朱子于《大学》章句序，又说道：“河南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关焉。”“著”、“闻”字，俨然自附于“闻而知之”之列，于是就把道统一肩担上。
二、道统之内幕
宋儒苦心孤诣，创出一个道统，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统，象山死，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硬派象山作告子，自己就变成宋学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出以前，扬雄声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孙复，号称名儒，他尊扬雄为范模。司马光注《太玄经》说道：“余少之时，闻玄之名，而不获见……于是求之积年。乃得观之，初则溟涬漫漶，略不可人，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遍，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
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真大儒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扬子而谁，荀与孟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司马光这样说法，简直把大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俨然直接孔子之传，道统岂不被扬雄争去吗？孟子且够不上，何况宋儒？宋儒正图谋上接孟子之传，怎能容扬雄得过？适因班固《汉书》说扬雄曾仕新莽，朱子修纲目轻轻与他写一笔：“莽大夫扬雄死。”从此扬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统，无人敢争，濂洛关闽，就直接孟氏之传了。这就像争选举的时候，自料比某人不过，就清查某人的档案，说他亏吞公款，身犯刑事，褫夺他被选权一般。假使莫得司马光这一类称赞扬雄的文字，纲目上何至有莽大夫这种特笔呢？扬雄仕新莽，作《剧秦美新论》。有人说其事不确，我们也不深辩，即使其事果确，一部《紫阳纲目》中，类于扬雄、甚于扬雄的人很多，何以未尽用此种书法呢？这都是司马光诸人把扬雄害了的。
从前扬雄曾入孔庙，后来因他曾仕王莽，就把他请出来；荀子曾入孔庙，因为言性恶，把他请出来；公伯宁曾入孔庙，因为他毁谤子路，也把他请出来。我所不解者，司马光何以该入孔庙？扬雄是逆臣，司马光推尊扬雄，即是逆党。公伯宁不过口头毁谤子路罢了，司马光著《疑孟》一书，反孟子说的话，层层攻讦，对于性善说，公然愤疑，其书流传到今，司马光一身，备具了公伯宁、荀卿、扬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庙，岂非怪事？推其原故，司马光是二程的好友，哲宗即位之初，司马光曾荐明道为宗正寺丞，荐伊川为崇政殿说书。司马光为宰相，连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庙，连及司马光也配享。司马光之人品，本是很好，但律公伯五寮荀、卿扬、雄三人之例，他就莫得入孔庙的资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庙，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日“徇私”。
宋儒口口声声，尊崇孔子，排斥异端，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什么该入孔庙？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乐为曾西所不屑为，孔门羞称五霸，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么该入孔庙？又诸葛亮手写申韩，以教后主，可见他又是申韩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记》，把申韩与老子同传，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乃竟入孔庙，大书特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这个“儒”
字，我不知从何说起？
刘先主临终，命后主读商君书，又不主张行赦，他们君臣要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学说，我们遍读诸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寻不出“孔子”二字，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独与管仲商鞅申韩，发生不少的关系，本传上说他治蜀严，又说他“恶无识而不贬”，与孔子所说“赦小过”，孟子所说“省刑罚”显然违反，假如修个“申韩合庙”请诸葛亮去配享，写一个“先法家诸葛亮之位”倒还名实相符。
宋尽排斥异端，申韩管商之学，岂非异端吗？异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庙中，岂非怪事吗？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遗缺以《史记》上的陈馀补授。《史记》称：“成安君儒者也，自称义兵，不用诈谋。”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着庸懦之敌将，陈馀一战而胜，岂不是“仁者无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先儒陈馀之位”，无奈陈馀运气不好，遇着韩信是千古名将，兵败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