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歌手，一生当中最希望的，必是希望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品，供众人传唱。一位作家，一生当中也必然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供更多人分享。记者当然也不例外，一个好的记者，都希望能够经历大的新闻场面，写出有影响力的长篇文字，才不枉费做这份职业。然而，这个浅显的道理，我并不是天生就懂，也不是在工作中慢慢形成的，而是在后来的转职，撰写简历当中，我才发现，在简历上罗列出来的那些所谓的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品，是自己成长的一个个结点，是自己过去那几年没有枉费的证明。这种突然的顿悟，现在写出来，我自己都在质问自己，自己当记者，是不是缺少记者那几根筋，几分热情，几分事业的觉悟，以至于觉悟得那么迟钝。不过所幸的是，报社给了我不少机会，让我有机会通过一些大的新闻策划，或新闻事件，甚至是新闻采写本职工作之外的机会，让我获得了成长，成为自我简历中那数行自认为“灿烂的”经历。
第一次社会调查
刚进入报社不久，虽然分了战线，我自己也跑得很是勤快，但不管是采访还是写作各方面，自己仍是“嫩头青”。所幸，报社常会有一些新闻策划，部门也特别愿意让新人冲锋在前，担起职责，获得成长和锻炼。
记得刚进入《楚天金报》大概两个月之后，报纸的一版“新闻策划”，名曰“永不睡眠的大脑”，要做一个“扫黄打非”之类的新闻调查稿件，最后具体的题目定为“调查中小学周边的非法黄色出版物”。虽然这个题目和经济几乎毫无关系，但我还是非常“幸运”地接到了这个“案子”。不过那个时候，心里直犯嘀咕：这个和经济无关吧。黄色DVD什么的，这个年代还有谁去租碟看？连DVD店应该都没有了吧？再说手头几乎毫无线索，难道要全武汉市一家店一家店地找？
我实在是毫无头绪。
接到这个题目后，当晚我好好地冷静了下自己的脑袋，在头脑中划分出做这个题目的顺序。第一步：先是查找一下武汉一些代表性高中的位置，选出七八所高中，做出行车路线图（那个时候，自己刚进报社，没有想到要利用报社的采访车，头脑里一根筋，觉得社会记者就应该自己去走，去调查，像侦探小说里那样）。第二步：如果果真发现了非法出版物或影音作品，在自己手上又无偷拍机，又无录音笔的情况下，自己该如何取证？（在2009年时，自己还在使用诺基亚的2G手机，自然也无智能拍照功能了）。第三步：调查取证之后，后续应该如何进行？现场拨打电话给警察，还是如何是好？
自己在头脑里大概设想了所有可能会遇到的突发状况。最后“思来想去”的结果是，自己只想通了第一步，做好了调查路线图，在第二步和第三步还是糊里糊涂的情况下，次日一早，我便这样上了路。
次日早上八时许，我便乘坐公交，跨过长江，从武昌来到长江对岸硚口区的一所武汉高中附近“侦查”。在这所高中的对岸，我“竟然如撞了一点运气一般”地发现了一家DVD店里，果真在卖着画面和文字十分裸露的碟片。我简直无法相信，到了2009年，这样的店面竟然还存在着，然后如此露骨的非法出版物，竟这样堂而皇之的摆在店面的墙壁上，而且数量居多，最可叹可气的是这家店就在两所武汉高中大门的正对面。
我先是随意在这家店里逛了逛，只看了个大概，便出门思考该如何是好？我在这家店门外远处仿佛踱步，手上虽有一个索尼的卡片机，但基本上不可能在店内拍照。而作为都市类的媒体，在新闻写作时，又需要比较有引人入胜的细节和现场感，如果最后的稿件呈现中，只是模糊地写道“记者在一家店里发现有大量的非法出版物”，估计稿件很难过编辑关，而且呈现事实的力道也会很欠缺，到时候极有可能自己苦也吃了，钱也花了，还发不了稿，这是最坏的结果。
思忖再三，自己定了定神，便义无反顾地再次走入店中。之前第一次进店时，只是随意瞟了瞟墙壁，这次进店时，为了看个究竟，自己开始取下碟片，正反面看个究竟。
拜浸染大学校园的AV文化所赐，自己当然看过成人作品，但基本上是在室友的电脑上看“现成”，自己从来也没有购买或成功地下载过这方面的作品。所以，当自己第一次在店里拿下这些赤骨的DVD封套时，我立即感到一股热流红到了耳根，觉得很是肮脏，同时心里也老在疑神疑鬼，猜想店老板一定也在偷瞄自己。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早就变得“无耻”起来，但那是刚出社会，各方面还是十分青涩。
为了为写作准备细节，我反复地在心里默背这些违法出版品的片名，以及故事情节，“翻来覆去”地在店内背了好几次。最后，我挑选了几张碟，准备干脆买几张回去，顺便知晓价格，看是否是特供学生的“学生价位”。那时内心里十分不情愿买，觉得封套尘螨很大，十分不洁，内容也怪怪，最重要的是狐疑报社能不能给予报销，最后我和老板假惺惺地讨价还价，在价格谈不成的情况下，我双手一摊，不买了，以此来进一步装出“自己真是一个顾客”的感觉。
走出店外，我连忙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拿出纸笔，将自己刚才的所见所闻一一记下。这篇调查稿，算是总有了一点可以交差的东西。
接下来，我又走访了几家音像店，没有收获。中午在一处飞沙走石的路边摊吃完午饭后，来到一所学校旁的书店，发现这家书店里，贩卖着不少光怪陆离的恐怖类故事书籍，而且有许多没有出版编号，甚至连出版社名也没有。
和早上的流程一样，我在店内以一名购书者的样子反复查阅那些书，心里反复捣鼓着，深怕自己看起来不正常。最后，我实在是难以记下书中的一些过度描写，索性买了两本。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的我自己特别讨厌这些违法出版物，买后就像扔垃圾一样丢进书包里，不愿再碰，也不愿再拿出来。
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公交换的士，的士换摩托，跑了七八所学校，终于掌握了一些证据。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炙热的阳光炙烤着武汉三镇。在没有车，没有智能地图，没有录音和偷拍设备的情况下，采访所获得的果实，终没有枉费汗流浃背的自己。
写新闻这件事事不宜迟。当日晚上，我便回到办公室写稿。有细节，有事实，洋洋洒洒两千字左右，次日成功见报。
第二日一早我便来到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第一版时，心情很是激动，这应该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将自己的名字印刷在头版。虽然可能对于读者来说，永远不会去关心这篇稿件是谁写的。
既然蛹已被戳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按照报社之前的“推演”，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联系政府管理部门去“端窝”。部门一位前辈记者给了我一个某工商分局负责人的电话，要我去联系该局，看是否按照“非法出版物出版”方面的由头去查处。
次日一早，我兴冲冲地跑去该局。结果，工商分局一位负责人言明：“这个应该是找文化稽查大队”。一番辗转，最后公安局的两名公安联系到我，于是我便随着这两名公安一起去现场“端窝”。
当再次来到那家碟店时，我心里很担心被老板认出，于是带了一顶帽子遮掩。老板的女儿慌慌忙忙地跑来，连声给公安说：“我们看到了消息，我们错了。”而昨日还是满满一墙的违法音像制品多被收起，不见踪影。不过这并没有逃过公安民警的火眼金金，他们从老板的后房里还是查获了一些色情DVD。公安民警对这家店进行了关门歇业处理，并带走了老板。
随后，公安民警又来到学校旁那家书店，没收了那些无出版号码的恐怖类书籍。
最后，我以为就这样结束。谁知警察也将我带到警局，要录口供。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录口供。虽然现在想起来这没什么，但那时刚初出茅庐，任何学生时代不曾经历的体验，对我的冲击都是极大的。况且我在泰国度过了一年浪漫安稳的生活，现在自己竟然从事着满武汉独自一人“扫黄打非”的工作，反差着实剧烈。
第二天我便写了一个后续报道。媒体十分关注自身的影响力。一般选题策划，都是找得那些“报了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报了也解决不了”，这种选题一般不会被报社的编委会通过。
这篇我人生中第一次的社会调查类稿件，获得了当年的湖北省新闻奖二等奖，成了我个人十分看重的一个“荣誉”。
潜入胡润富豪晚宴
2010年10月，胡润来到武汉发布华中地区的富豪榜。这是胡润首次就中部地区的富豪状况进行调查排名。当日下午，是所有媒体都能参加的新闻发布会，胡润接受媒体记者群访。不过，我所在的经济部似乎对此并不满意，“一个所有媒体都能参加的发布会，最后成型的稿件内容估计也是一样的，无意义。”这是原因之一，“2010年那个4万亿的泡沫年代，全民关注财富，关注富豪”是原因之二。
当日晚间，胡润在武汉的一处名为“东湖复地”的高档楼盘，举行富豪晚宴。部门觉得“揭秘富豪晚宴”更有意思，更受读者关注，于是便探讨潜入采访的可能。部门一众记者当中，只有我在武汉媒体界属于那种“较新鲜面孔”，不会轻易被同行认出，于是部门决定派我潜入晚宴现场进行调查。当日，报社为这场晚宴准备的版面是整整一个版。部门领导跟我说：“要是搞不到内容，这个版面就要开天窗，因为不可能晚上再从哪里拉来广告填版面，所以你必须得完成任务。”自从当了记者之后，“必须”这两个字简直就成了我的紧箍咒，一听到这个词，就压力巨大。
就这样压力巨大的我，在“自己根本不是007，全得像007去战斗那样”，拿着一个HTC的手机，就这样赤条条地去到了现场。
富豪晚宴是当日晚间7点开始。我于下午4时多就乘坐的士来到了现场。富豪排行榜的公开新闻发布会是4点多开始，近6点结束。因为我无受邀的证件，只好在场地外徘徊。由另一位部门的前辈记者，进场参加发布会。
到了近6时许，发布会结束。记者散去，胡润等一批人走出会场，去参观东湖复地楼盘。只见他周围有不少西装革履的保安，颇有阵仗。我本想混迹队中，刺探情报，但又怕被主办方怀疑，被赶出现场，这样一来，暴露身份，晚上的晚宴无法参加，一切都将功亏一篑。没法，我只好继续在晚间富豪晚宴的现场大门远处继续徘徊，躲躲藏藏。10月的武汉，到了晚间，已经寒风习习。在夜幕下鬼鬼祟祟徘徊的我，自感相当狼狈。
就在6时到7时的这一个小时内，载着各路富豪，贴着各种“牛号”的豪车接踵而至。奔驰宝马为大宗，偶有卡迪拉克等品牌，其实那时的我对豪车品牌并不十分认识，到了现在也同样如此。后来，我将这条讯息告诉部门时，部门领导说：“果然武汉富豪与北上广差很大，奔驰宝马太普通了。”
到了7时零5分，富豪晚宴的钟声已经响起。而我还在门外远处徘徊，心里就想着怎么突破门口检查证件的保安。
那日，我穿着美特斯邦威的一套旧黑色西装，裤子大概是佐丹奴品牌，如此一身“寒酸”，心里还在怪罪报社，要我潜入，至少也跟我拉一点服装上的赞助，让我穿着得体，然后派辆豪车，让我扮成富豪吧，这样潜入也有5分胜算。
时间一分一秒地前进，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只有“搏命演出”。心一定，我便挺胸抬头，硬是摆出“公子哥”架势，气宇轩昂，大步流星地走到门口。门口安保见我，欲言又止，并未拦我，奇迹发生，我成功闯过第一关。
进入大厅，摸索会场，楼梯间，另一位安保见我，心起疑，问：“您？”还未语毕，我便继续箭步流星向前，继续摆出“我是富豪公子，岂由你问”的气场，就这样顺利绕过第二道关，终于来到了二楼的富豪晚宴现场。
说是富豪晚宴现场，其实是售楼处二楼。现场为长方形，会场中央铺着白布的长桌十数张，各种佳肴端得满满，唯有大闸蟹是我能一眼认出地菜肴。
晚宴正好即将开始。我无法上桌，只好找到会场靠近厨房处有一排凳子。为了掩人耳目，我只好又把自己的“少爷气质”，转换成“等待老大吃完饭载老大回家”的助理或司机，拿出手机，假装漫不经心得等待。
胡润开始发言，他先是对以武汉为首的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称赞了一番，接着就高谈阔论起自己制作这次华中富豪榜的想法与方法。不过，我盯了睛看，现场富豪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虽然我手里握有一份事先准备的可能到场的富豪照片册。而当日最大级的来宾为三一重工副总裁何真临。
胡润发言结束，现场就开始吃吃喝喝，“富豪们”相互敬酒交谈，尤其是“美女富豪们”，各个都围在胡润四周，喜笑颜开。宴会过三分之一，然后开始大抽奖。三等奖为价值6999元的某品牌白酒。二等奖为香港某洋服品牌赞助的10000元购物券。一等奖为胡润亲笔签名的“无价”法国红酒。
这一切我在现场看到的，听到的，我都通过手机短信发回编辑部，实现“短信直播”。
其实现场的各路工作人员都对我表现出“有点疑问”的眼神，每当有人通过我身边，我便随即假装通话，躲避交谈机会。
一个多小时后，富豪晚宴即将结束。不料“总部”来信，要我搞一份“晚宴菜单”。天，这难道是真心要在“黄色小报”路上一条路走到黑吗？况且现场都只剩残羹冷炙，我如何看出菜名。我心里嘀咕着。没法，我四处张望，发现现场一张桌上还有一份残留的白色菜单。见现场富豪们道别混乱之际，我连忙跑到长桌边，屏住慌乱的呼吸，拿起菜单端看起来，大闸蟹，石斑，鲍鱼，烤鸭等，洋洋洒洒十几道菜，根本无法记住。于是我便又“假装高大上”地问起一旁的服务员，“你们这个菜是哪个馆子做的啊？”答案是武汉一家颇有名气的海鲜酒楼。
没法还是记不住，我便拿起菜单，往洗手间里走。一旁服务员在背后叫我：“哎，那个菜单不能拿。”我头也不回，说道“我看看。”
进入洗手间后，我连忙拿出相机，拍摄菜单，手止不住的抖。心里又十分恐慌，万一出去被通风报信的服务员逮个正着，“人赃俱获”，该如何是好？想完，于是取下相机的内存卡，放入内裆，心想如果事情败露，无论如何也不会查到那种份上。
走出洗手间，见无人查身，便强压住自己慌乱地双脚，下楼奔出会场。东湖复地虽然是高端楼盘，但还未完工，现场到楼盘大门口还有一段黑漆漆的马路，我又没车，也无的士，只好在黑夜里朝着大门狂跑，还一脚踩进了泥地，真是狼狈透顶。
回到报社办公室，留守值班人员都挺兴奋，我迅速写稿，与发布会新闻组合，副主任编辑，整整一版，大功告成。
第二日，敝报当之无愧，全城独家。而主办此次富豪晚宴的公关公司则恼羞成路，扬言封杀我媒。
现在来看，揭秘富豪晚宴的内容，凸显的是“小报气质”。所谓的“中国式富豪”，到了2014年的今天，也早已祛魅，不再值得如此书写。但当时，为了完成那个任务，自己的确是花了不少精力与功夫，惊异发现，自己还能做到这一步。2012年，我转职到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有机会来到胡润总部，面对面专访胡润先生，问他是否还对华中富豪榜的前后有印象，他对此“一无所知”，一脸茫然。
联系福布斯
2011年11月的一天，我来到上海出差。刚来到酒店不久，便接到来自“湖北总部”的电话——部门电话。
自从当了记者以来，我常常自嘲，从早上6点到晚上1点，都是接电话的时间区间，各种突然的任务，永远让人措手不及。
这不，刚到酒店，我便接到了“既然去了上海，就顺便联系下福布斯上海分社”的任务。
此前，的确听部门领导们说过一个创意，就是要是否能在一些议题上与福布斯等国际传媒进行业务交流和合作。但当时说完之后，一时再无讨论。谁知此次来上海出差，突然这个任务就这样从天而降，落在了我头上。
不是不能谈，只是事出突然，我手上又无合作想法或书面的方案，也无预约，就是连对方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况且福布斯是国际大媒体，而自己所在的报纸是一张知名度不太高的小报，而且还不是“区域老大”，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我对此缺乏信心。
不过那时的我已经在《楚天金报》工作了近两年，经过两年的“摧残”和磨练，早已养成了“有挑战就去做”的惯性习惯。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之后，稍微嘀咕了一下，马上就开始联系。
我发动了自己手上的所有资源，从上海的朋友，到在广东《南方周末》里工作的大学同学，到查询114，打了十几个，终于联系到了《福布斯》杂志社的一个座机。打过去，接电话地刚好是《福布斯》杂志社的中方总编辑，在电话里，我十分诚恳地抱歉了自己的“唐突”，然后又十分诚恳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强烈要求第二天能够一见。可能是自己的说辞起了效，总编辑终于接受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上海阳光明媚，我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浦东一处高档写字楼，心情十分激动。虽然那个时候，一年当中总有一两次来上海出差，但对于上海，内心总是不自觉地将这里的媒体及人放在高处。不过后来，有朝一日自己真来到了这座城市，来到这座城市的媒体工作，一切神秘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围着那栋楼转了一圈又一圈，脑海里不断推演着各种场景，推敲着我的说辞。终于“到点”，上楼，敲门，寒暄，在会议室坐定，稍后进门的总编辑只是一位近四十岁的上海典型男士，皮肤白皙，温文儒雅。
自我介绍，陈述，正反论述。自我感觉，游说属于自己的强项。总编辑人十分和蔼，虽然彼此之间年龄有差，但我感觉我讲得很诚恳，所以总编辑对我没有排斥，一直点头含笑。
总编辑最后说，因为自己只是《福布斯》这本杂志的总编辑，但要谈到媒体交流合作，还得交给福布斯上海分社美国社长定夺。刚好那日社长人在美国，无法见面，所以我请总编辑帮我从中牵线搭桥。
带着这个成果，我终于可以安心回到湖北。约莫一个月后，我和部门一位副主任再次来到上海，拜会了美国社长。大家一起共进午餐。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合作未达成一致，但那近两个小时的交流，还是让我受益匪浅。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那整个过程，虽然有点让我措手不及，但正是在这样那样的突发状况中，我锻炼了自己的应变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
上面三个采访的案例，只是我在《楚天金报》工作的三个有意思的插曲。拜部门领导不断给予各种锻炼机会所赐，我参与了不少部门的大型采访，比如每年的春节过后的十月七日，我曾两次踏上前往东部的绿皮火车，两进浙江江苏福建，采访农民工用工荒问题，第三年我又被派到长沙采访。我曾前后三次参与了报社的大型公益活动《为特困家庭送清凉》和《为特困家庭送温暖》活动。参与了《东湖与中关村的对话》等大型财经专题报道。参与了《武商联重组》等系列报道（只记得为了做这个报道，需要每晚盯深交所和上交所的公告，无论我是在电影院，还是在聚会或饭局上，还是我在出差的旅途中，那近一年的时间，每日夜晚都在不停的刷新公告中度过，着实让我成长进步了不少。）
现在想起来，虽然那时时不时抱怨没有个人的时间，总是被突如其来的各种突发事件搞的焦头烂耳，不知所措，但如今回首，在《楚天金报》的那三年的确是自己青春当中最宝贵的三年。越是被折磨地够呛，现在想起来就越是甜，越是值得与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