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他们可能是安陆和咸宁待不下了，才来宜昌，万一情况不妙，可进四川或经老河口去河南，这些人在重庆不过是泛泛之交，现在不知深浅，纵不出卖我，也要防抓一个招出一大片。这是个危险地方，像个火山口。我一夜未眠，思考如何办，一横心想倒不如折回涪陵，城区政府那位王主任很好说话，找他说明情况冒充是廖忠玉的表弟，到濯水投靠他们设法住下。主意已定，正好民康轮由宜驶渝，我买好到涪陵船票立即上船，找个僻静处打好铺位蒙头便睡。半夜里一阵铁链碰撞仓板的响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是六个解放军、两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年约四十的人，除上了手铐之外，还上了脚镣，镣链拖在仓板上发出哐啷的响声。夜深人静才押上船来，必是重要人犯。走在最后的一个解放军像是领队人，手里拎一只大旅行袋。我注意一看，上面拴的签子是铁路局的，标着“广州——汉口”，我心里琢磨可能是在深圳偷越国境被逮捕的。广州我是不能去的了，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去濯水，一切听天由命吧，不能再像游魂一样不落根了，生死在此一举。
我在涪陵下船，他们未动，想是解回重庆的了，但我不认识此二人。
我仍去柴码头原住客栈住下，然后去城区政府找王主任，向他说：“到宜昌一问才知道师傅病死了，师母回了娘家，只好返回，我无处可去，只有去贵州濯水投靠表姐一条路了。”王主任很同情我的遭遇，给我换了去濯水投亲的证明。叫我去派出所签字加章，很顺利办好了迁移手续。
第二天我乘小火轮到羊角碛，经武隆、棉花坝，在江口遇到回濯水的背脚夫姚明清，结伴同行，不几日便到了濯水。
山沟里的“杂货客”
“表姐”廖忠玉夫妇既然回山东去了，我来濯水当然见不到他们，“投亲”的奥妙只有自己一人知道，就是廖忠玉夫妇也不知道我这个“表弟”要来濯水投靠他们。
濯水是一个只有两百来户人家的川黔接壤的山区集镇，民风淳朴。一时间我来“投亲”的信息传遍了全镇，许多人都为我着急：“投亲不遇，又无钱财，怎样生活下去！”老乡们与廖忠玉夫妇关系较好，七嘴八舌安慰我：“有迁移证就不要紧，这地，四川人多，做个小生意求生活算了。”好心的何大娘很慷慨地说：“我家是栈房，你住下再说，出门人多困难的。”我听了之后正中下怀，称谢不已。
我落脚在何大娘家，有了食宿，心里安定起来。何大爷在税务所当交易员，第二天同他去区里上户口，又在税务所办了百货摊贩执照。开始赶场的第一次，我清出离涪陵时买的针线、梳篦等小百货，数量不多，不够摆个摊子，何大娘给我一个小圆筛子摆上，端起串街，这地方有个习惯，宁愿价高点也买熟人的。我初来乍到，一副生面孔，一文钱未卖到。在玉皇阁街口被人一挤，筛子里的二十几盒火柴掉在水沟里，我一气返回何大娘家倒头便睡。何大娘说：“你咋不把火柴捡起来？放在灶头上烘干，一样可用的。”我准备去捡回来，她说：“不去了，别人早拿走了，只怪你不懂，要慢慢学才行。”
何大爷将我介绍给这里的几个外省人，他们是老杂货客，我同他们一起赶溜溜场。各场的道路渐渐熟悉了，最初一段时间生意不好，不敢去饭店吃饭，用针线换鸡蛋和包谷粑充饥。现在同他们一起在栈房吃饭了，来这里做买卖的涪陵客商有十多人，认识之后，他们赊货物给我卖，临走时结账付钱，很得照顾。何大爷夫妇为人极好，关心我视为家人。
山里人好客，逢年过节都邀我去家里过年节，热情厚道，回忆起来十分感激。
我庆幸在这里定根下来。到1951年，土改、清匪反霸、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农会和群众以我是贫民小贩，给我和一个姓张的合伙分了一份田地，有七背谷子和十五背包谷土。我二人只赶场做生意，田地给了一个姓雷的老贫农种。
我在濯水既是贫民成分，又做小生意，人地越来越熟，安安稳稳混到1958年……
不是冤家不碰头
我这个“杂货客”在濯水一住不知不觉便四易寒暑。因和本地、外地客商都相处较好，生意差强人意，有了点小本钱，便由摊贩改为行商，买点山货、土产去涪陵卖，买回头货到贵州卖。在我跑第四趟时，在蔡家坪与汪恒兴狭路相逢，他原居住重庆厚慈街，互相认识，不知他为何来濯水。我便招呼他，他说：“认都不认识你，你喊我做啥子？”我说：“大家都莫装了，不认识你为什么叫你汪恒兴，不叫你汪三星？既然不落教，这里检举回重庆检举听便，你是明白人，请多方考虑一下就是。”说完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估计他不敢在这里检举，怀疑有同党、有武器要吃亏，必然回重庆去检举。我回到濯水把货打给别人，准备了些修理工具和钢笔电筒零件，做了个木箱背起去搞修理钢笔、电筒、雨伞、钥匙，补胶鞋、脸盆等，去德江、印江、思南，八九个月才返回。听熟人说：“你走之后，来了两个杂货客，货物不对路，卖钱不卖钱无所谓，来了就往区里走，税务所也不过问他们，跟我们赶了几场，尽说外行话，随时问我们：‘你们这里就是你们这些人做生意呢，还是有别人？’……”
我听了心里有数：是侦察人员来了。果然汪恒兴回重庆检举了我。
我因赶场方便，寄住在一个较好的摊贩家里，他突然对我说，要修房子请我到别处去住。我离开他家到河边油榨房草棚羁住宿。不再走了，要捉就来捉，要杀就杀，也不想再跑再躲了，过一天得一天。不久，搞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对个体工商业进行改造，硬要我去县里学习会计，我只好去了。回来在合作食堂当会计，不久又调我去公私合营商店当会计。
1957年肃反开始，要我去县里学习。我一看这个场合是专以我为重点对象，其他那些人不过是“配相堂”的人。我干脆给你个坦白，反正这个地方杀不下我的。我在会上作了一些反动职务的交代。学习组长说：“你愿意交代就好，给我们写书面材料。”
十天学习期满，我去法院问能不能回家，法院叫我回去，需要来时再来。我离开县城时，听说已经派人到重庆去查我的材料。
回濯水后仍干原工作，我听候逮捕到来，用个布口袋将几件换洗衣服装上，随时准备被逮起解。后来我又自忖：我罪大恶极，与其逮回重庆受一枪之苦，不如就此了结利索些。决定去合作食堂顶楼头向下脚向上坠楼自杀，谁料落下时有两个喝酒的人刚放了个稀背篮，我恰好落在上面仅受轻伤。区里急报县里，县公安局李局长亲来濯水要我交代，我仍然顽固地写上“可杀不可辱”几个字给他，李局长耐心地向我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我才开始写了交代材料。
过了几天，交代材料写好了，李局长来拿，临行时李局长对我说：“你好好工作，要你来时会通知你。”
打从这以后，每天晚上我家四周都有民兵巡查，我心想要搞破坏早已搞了，要再逃走也早已走了……
落网
公私合营商店有个代销点在新农乡，距濯水50华里。5月19号我去那里盘点，恰好经销人去茅天赶场没有返回，我在新农场等候。天很热，我去一个熟人家乘凉，晚上才回饭店住宿。第二天黎明我刚起床，正在饭店门口洗脸，看见新农乡政府的李干事端着面盆来打水，他向着我说：“刘叔你早！”我说：“你也早！”突然他从后面用双手抱着我双臂喝声：“不许动！”话音刚落，门口左右两边露出冲锋枪、卡宾枪枪口，我知道今天栽了，回头向李干事说：“你娃娃还有一套，今天栽在你手里，刘叔成全你升个官。”公安局的张股长用手枪抵着我胸膛，李干事才松开手。我说：“张股长，没关系，你铐上就是。”接着又出来四个民警，把我押到乡公所吃饭。临走时给我加上了一根绳子。午后一时才叫到濯水街上，民兵早已戒严，将我押到玉皇阁街口宣布逮捕，给我照了相。第二天早餐后交账，公方经理余成富给我作了“日账日清，账目清楚，表现积极，工作认真，曾获奖金三次，奖品五次”的工作鉴定。重庆来的工作人员在门市部和会计室内外用金属探测仪探测有无武器，然后到家里搜查，同样使用探测仪探测，我的两支手枪早已丢到沱江了，哪里有什么武器！
第三天赶早起解，当晚宿镇南，民兵在饭店周围布岗，民警分班看守，第四天解到县城，适逢大雨，道路难行，过了约定时间还未见解到，县里派出四名武装民警来接。这时正修建洋岗河险峰桥，他们到藏风崖才接到我们。进东门至看守所一路布有岗哨，经十字街时熟人们见到十分惊讶，县里捕人从来不像这样戒备森严，刘正刚是什么人，这样兴师动众地逮捕呢？
从此我结束了9年的潜伏，等待我的是17年的铁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