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正史记载其乃高皇后马氏所出，是为太祖嫡长子。当时虽仍处乱世，但其父早已是一方诸侯，并凭藉其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很快完成了建国大业，使他在十三岁尚未成年时，便已贵为太子。既没有经受戎马倥偬、生活磨难，亦未身陷宫闱惊变，他的一生似乎完全是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
朱标出生在攻占太平府的军旅之中，长子的出世，给酣战中的朱元璋带来了莫大的欣喜。得报后，元璋兴奋地在当地的一座山上刻石曰：“到此山者，不患无嗣。”兴奋之馀，也对儿子抱以极大的希望。稍长，便让其拜宋濂等名儒为师，接受教育。一三六七年，太祖自称吴王，并立其为世子。同年，令朱标赴临濠祭拜祖墓，希望藉机训练他将来为人君的本领，临行前，元璋教导说：“古代像商高宗、周成王，都知道小民的疾苦，所以在位勤俭，成为守成的好君主。你生长富贵，习于安乐。现在外出，沿途浏览，可以知道鞍马勤劳，要好好观察百姓的生业以知衣食艰难，体察民情的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到老家后，要认真访求父老，以知我创业的不易。”
翌年，即一三六八年，大明王朝建立，朱标亦被立为太子，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五年的储君生涯。为了训练出理想的继承人，能干的守成之君，朱元璋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建国后，广聘名儒，在宫中特设大本堂，贮藏各种古今图书，让诸名儒轮班为太子和诸王讲课，并挑选才俊青年伴读。在教学中，太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要求按礼法行事。太祖自己也时常赐宴赋诗，商榷古今。他曾特地对教育太子和诸王等人的儒臣说：“我的孩子们将来是要治国管事的，……教育的方法，要紧的是正心，心一正万事就办得了，心不正，诸欲交攻，大大的要不得。你要用实学教导，用不着学一般文士，光是记诵辞章，一无好处。”故此，除了让太子诵习儒家经典，又专门选了一批德行高雅的端人正士，作太子宾客和太子谕德，让他们把“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向太子讲授。太祖还常常以自己的经历训导太子，要他明白创业的不易，守成的艰辛。同时，为了避免前代经常出现的东宫官僚自成体系，与朝廷大臣闹意见，甚至宫廷对立的弊端，太祖就命李善长、徐达等朝廷重臣兼任东宫官僚。
朱元璋朱标尽管生于安乐，但并无纨绔之习，应该说，他没有辜负乃父的寄托。他生性聪颖、忠厚，颇能领会，而且还尽心受教，对宋濂等人言必称师父。长大后，温文儒雅，慈仁殷勤，颇具儒者风范。史籍中多称他：“为人友爱”、“孝友仁慈，出于至性”。方孝孺曾称颂他：“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婴孩。”“懿文光典册，善美过昭明。”虽不无溢美，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朱标二十二岁，朱元璋见他年纪已长，遂令今后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有意让太子“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并告诫说：“我所以要你每日和群臣见面，听断和批阅各衙门报告，学习办事，要记住几个原则：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失于疏暴；一是明，能明才不会惑于奸佞；一是勤，只有勤勤恳恳，才不会溺于安逸；一是断，有决断，便不致牵于文法。我从作皇帝以来，从没偷过懒，一切事务，惟恐处理得有毫发不当，有负上天付托。天不亮就起床，到半夜才得安息，这是你天天看见的。你能够学我，照着办，才能保得住天下。”
从此，朱标开始学习并协助其父处理日常政务。在这过程中，他每每希望实行“宽通平易之政”，但终多因与太祖意趣不合而难行其道，作为储君，他的任务只能是学习和协助，最终的权柄无疑都操之于太祖之手。
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朱标受命巡视陕西，一方面想让他看看西安是否适合作为都城。当时，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又推荐以西安为都，认为“举天下莫关中若也”。
另一方面，时秦王朱樉以多过失，被召回京师，也要他趁机调查一下秦王的言行。朱标巡视归来后，献陕西地图，又替秦王说了一些好话，朱元璋才放朱樉回西安。但不料，他本人归来后不久就开始生病，最终于次年四月撒手尘寰。
作为一代未及享国的储君，正史中对他的记载，大致不过如此。而且，就是这点内容，也基本都是围绕着太祖而予以记录的，几乎看不到他独立的生活经历。若仅仅立足于以上正史所载，我们除了感叹他一生的平淡无奇和年寿不永外，实在很难说他有什麽不幸，相反，似乎还可能艳羡他生于富贵，天生就位极人臣。
然而，如果我们能透过这些记载的表象，进入历史具体情境之中，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他的生活，就不难想见，他相对短暂的一生，其实无时无刻不处于其父朱元璋的阴影笼罩之下。身为几无可能远离历来凄厉残忍的政治斗争漩涡的太子，他生活应不会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更是如此。
朱元璋虽雄才大略，但生性猜忌，权力欲望极强。吴晗曾指出：“全国大大小小的政事，（朱元璋）都要亲自处理。交给别人办，当然可以节省精力、时间，但是第一他不放心，不只怕别人不如他的尽心，也怕别人徇私舞弊；第二更重要的，这样做就慢慢会大权旁落，而他这个人不只是要大权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的。”（《朱元璋传》）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太祖不惜大兴党狱，大肆屠戮功臣。
洪武十三年以后，太祖屡兴大狱，特别是胡惟庸和蓝玉两案，株连残杀更多达三万和一万五千馀人，诛杀之惨烈，恐为历史之最。太子是自家人，固与外人不同，但在皇位的争夺上，以往骨肉相残之事并不罕见，于此，朱元璋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以他的为人处事，就是对太子，恐怕也不会全然无所顾虑和防范。特别是洪武十年後，太子对一些政事处理，常常与元璋意见相左，这必然更会促成他的猜忌。据《明史·袁凯传》记载：朱元璋曾在审决刑囚後，让御史袁凯交太子覆审，朱标多所矜减。太祖便问袁凯，谁批决得对？袁不得已对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太祖的这一发问，未始不含有考察一下臣子究竟是对己还是对太子忠心的心机。另一些史籍记载，太祖欲诛朱标老师宋濂，太子为他求情，太祖竟怒言：“等你当了皇帝再赦免他吧！”显然已具有鞭策他要摆正自己位置的意味。而尤为明显的是，太子自巡视陕西归来後，元璋让其审决刑囚，并令吏部尚书詹徽佐之，在审批中，太子欲宽，而詹徽欲重，太祖则明确支持徽，太子就争辩说：“立国应以仁为本。”太祖盛怒，道：“孺子难道欲自己当皇帝，来教导我吗？”顿令太子悸骇不已，不知所措。《明书》（邓元锡撰）和《名山藏》等一些史书认为，正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懿文的早逝。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之位，历来都是政权斗争的焦点，朱标的太子地位虽未见受到明显的威胁，不过他弟弟众多，被立为太子时，已是十三岁的少年，而太祖不过四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这就预示着，他必须经受不知何日是终点的漫长等待。俗话说，夜长梦多，因此，在对人人觊觎的皇位继承的漫漫等待中，朱标也不大可能完全安之若素，无所用心。事实上，随着同太祖矛盾的加剧，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防备。据《名山藏》记载，朱元璋在征战中，尝为敌兵追击，高皇后马氏背着他逃命。马皇后死後，太子可能是考虑从此失去与其父缓冲的馀地，便将这一事件绘作图像，藏在怀中，以备不测。後来果真发挥了作用。一日太祖又大开杀戒，太子劝谏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元璋不作声。第二天故意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太子面有难色，元璋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内部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皇太子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怎麽样的皇帝，就有怎麽样的臣民，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他掼，并继续追打，他就有意把图掉在地上，太祖看到图，终因感念马氏的旧情而宽恕了他。此外，朱标虽忠厚仁慈，但并不是没有主见和原则的逆来顺受之辈。
朱棣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然看到，他明明知道太祖喜好严猛之政，但仍始终不改自己凡事宽仁的主张，甚至不顾冒犯龙颜的危险，屡屡据理力争。实际上，他的这一个性，在尚未被要求帮助处理政事以前，就表现出来了。洪武七年，孙贵妃去世，太祖令太子服齐衰杖期，太子以其不合礼法而拒绝执行，气得太祖要用剑击他。後来在众人的劝解下，事态虽得以平息，但父子君臣间的嫌隙还是由此形成了。（傅维鳞《明书·懿文太子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