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儒家推崇王道与三代盛世，但其提出和解决问题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具有平和实际的特点。对此，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过分析，如李泽厚提出著名的“实用理性”加以概括，牟宗三称之为“常道性格”，是“家常便饭‘一般’普遍于全人类”的道理。这种实用理性决定着儒家思想始终对现实政治保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承认现实，对现实具有妥协性，－方面又力求在此基础上去改造现实，超越现实。所以肖公权先生说，儒家是“承认时君之政权，又非以现状力满足”；徐复观先生说儒家“不是以打倒现实去改造现实，而是钻入到现实之中，采用脱胎换骨的方法去改造现实。”
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后世儒家对于现实政治的包容性，使之不仅有可能接受嫡长子继承制，而且有可能接受君主专制制度。其次，儒家思想中的“孝道”和“亲亲”观念本身就与嫡长制的精神具有内在联系。儒家可以说是一种关于常情常理的思想体系，它十分重视人类社会亲情、伦理等原始感情联系，并将这种情感联系视力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视为“人道”，即人之为人、人与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儒家的“人道”观看来，最值得重视的“亲亲”、“尊尊”的家庭关系，是纵向人际关系上的“孝”与横向的“佛”。为此，必然会十分重视用以区分尊卑长幼、增强家族认同意识的宗族之法。正如钱穆先生曾分析说的那佯，中国人的“终极目标是父母子女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于长生命。
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从这一意义上看，嫡长制可谓儒家亲情伦理、家族延续观念在政冶领域中的自然延伸。汉高祖刘邦有一次不无得意地说，这种世袭制是“父有体系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在儒家的观念中，“亲亲”、“尊尊”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仁”，就是“行仁”的必由之路。因为，“仁者，人也”，从根本L说就是要象人一样地活着。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知道“亲亲”、“尊尊”，懂得“孝梯”，由重视家族的尊卑长幼之序，亲亲尊尊之情，推广为对他人之爱，即由爱有差等到“泛爱众”。而嫡长制出现的直接目的，就在于通过制定某种较为客观化的“天定”法则，实现权力的和千继承，避免兄弟骨肉相残，维护家庭亲情仁爱，以期收到“笃于亲”的功效。实现了这种层次的“亲亲”、“尊曹”，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起码的仁爱。这和儒家“为仁由己”、“亲亲，仁也”的观念是一致的。
另外，从儒家所预设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来看，嫡长制虽是“家天下”的传子之法，却是通往“官天下”的现实起点。如儒家公羊“三世说”就认为，在孔子的意识中，人类社会将依次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小康世），再到太平世（大同世）、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周政不行，周礼崩坏，各立嗣者也有之。王位继承方式的混乱加剧了臣拭君、子歉父、父杀子的政治动荡，使父子、君臣等“亲亲”、“尊尊”关系受到严重破坏。
因此，孔子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周礼，重建起码的社会政治秩序，其中就包括恢复周代的王位嫡长子继承制，减少由立嗣所引起的纷争，而非空想地、不切实际地急于实现大同社会的“立贤”之制。所以，在坚持公羊学派立场的学者看来，嫡长制虽然不甚理想，不甚美善，但这在“小康之世人性尚欠完满的情况下则是不得已的事，因而也是必要的制度。”孔子也曾说过，夏商周三代是“大人世及以力礼”。
按照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解释，这句话就是在谈“家大下之意”：大人即指天子诸侯，世及即子孙世袭相承也。传子曰世，传弟曰及。就此而言，则是说政权在私，三代只能为小康之局。
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由低到高、由小康到大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只不过他将大同理想社会置于三代以前的历史开端而已。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嫡长制的世袭制虽属小康之制，但具有“息争”、“笃亲”之功，是由乱返治的起点。
先圣周公已经通过这类制度建立过统治秩序，为后圣孔子树立了榜样。所以，在“从周”与“复礼”的大前提下，儒家肯定嫡长制恰恰反映出其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寄托。总之，就儒家的立场上看，嫡长制符合家族本位的伦理要求，也具有“成仁”的道义基础，是孔子“王心”、“王义”和政治理想所托。从而，作为一种政治继承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传统，嫡长制在历史中获得了“百王不易之制”和“万世正法”的地位，具有了神圣的、“卡里斯玛”（Chrisma）合法炉、这样一来，本来只是基于利弊权衡、适应统治者私利最大化需求、最大限度实现权力独占的嫡长制，便在儒家政治文化的“厦化”或“磁化”作用下，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般地获得了文化上的意义。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儒家肯定嫡长子继承制，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尚贤的理念。在不能从继承制度上保证君主质量的情况下，事实上儒家是采取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补救办法。如倡导君主尊师重道、研习儒家经典等等，借以充实君主的政治智慧，提高其政治素质。自宋朝以致明清专为皇帝举办的经史讲座一经筵制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制度化体现。另外，也正因为无法保证君主的贤明，儒家也就格外重视在选官用人方面贯彻尚贤任能要求。科举制度在中国获得成熟的发展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的政治功能与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已不难看出，嫡长制确实为专制政体的皇位继承提供了起码的、基本的规则与秩序，标志着我国君主制度在制度化水平方面确实才在当时世界各国前列，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位继承方面的政治动荡，发挥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同时，它也是在充分权衡各种继承制度利弊优劣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种不失明智冷静的选择，表现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较高理性成分。嫡长子继承制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具体运行方式更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嫡长制本身还是它的各种变态形式，在专制政治这一大前提下，都只能流了一种非智能的选择方式，都必然导致君主在权力和实际能力之问发生严重的脱节和矛盾。
因此，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出全智全能、三头六臂式的人物来胜任君主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人类的无数经验业已证明，面对无限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政治世界，任何君主个人都注定不能胜任，都注定是“无能”的，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设计“才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更何况在嫡长制为主干的皇位继承制度下，经常会把幼儿、白痴、昏庸之乃至性格变态者推上皇位，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君主、伟人政治更是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势必需要某种机制，以便对君主制度的这种内在矛盾和缺陷加以适当调节和弥补，如利用儒家伦理规范对君主加以熏陶约束，同时借助组织和制度的力量，即利用官僚制度的理性和智能因素弥补君主才智上的不足。
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君主制度的一个奇特现象：在制度的规定层面上，君主被赋予无限的权力，并且随着中国历史的延续，这种“制度化”的权力似有不断加强之势；而在制度的运行层面上，则往往由于君主事实上的“无能”而使君主的专制权力流于“象征化”的状态。从中，正可以看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复杂性格和内部矛盾运动的轨迹。同时，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使专制君权有可能突破“家夭下”的、“私”的格局，在客观上成为一种代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公共权力”。
皇太子不好当，谁当谁知道，通过史书的记载，我们能够体会到废太子的愤懑和无奈。当太子，平庸了可能会被废，因为皇帝认为你不适合带领当朝臣民奔小康，弄不好你接班后丢了江山，换成别人领着奔小康，那就更没法向列祖列宗交代了。优秀了也可能会被废，因为皇帝会忌惮你，认为你收买人心，居心叵测，有另立中央、抢班夺权的潜力。更倒霉的是，你太子正当的意气风发的时候，不幸你妈失宠于皇帝，皇帝一怒之下，恨屋及乌，就把你也给废了，反正皇帝儿子多着呢，不差儿，有的数量多的都能搞海选。比更倒霉还惨的是，明明都是一个妈的儿，兄弟们却把你竖起来当靶子，弄得你浑身是筛子，让皇帝怎么看都是窟窿和缺点，觉得你真是不可救药，于是把你废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的过程，也是充满着血腥和阴谋，即使千百年后的我们读起来，也不免感觉脊背发冷，不寒而栗。
古今历史上被废掉的皇太子们究其根源，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政权的问题，代表：那些乱世短命王朝的继承人；
二，父母的问题，生母不是父亲正妻、父母感情不好，代表：李治李显他们立的庶子；
三，朝中大臣的问题，权臣当道又一心跟太子做对，代表：刘彻那倒霉的戾太子刘据；
四，生不逢时，父亲兄弟比自己强，代表：康熙太子胤礽；
五，不是****无能，是****太狡猾——对手太强大的问题，代表自然是悲情的李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