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参与到全球化语境的结果是，文学创作、阅读与传播不再主要是个体行为或地域行为、民族行为，而可能构成一种全球性的行为。全球化语境使得文学经验也可能变得全球化。就儿童文学而言，参与到全球化语境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文学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加，国际性的文学研讨会和作家互访越来越多，各国文学创作出版资讯不再是相对封闭的，而在互联网上随时可以获得，而且中国原创文学的输出和欧美文学图书的引进也成为当前出版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如《哈利·波特》系列图书成为世界性畅销书，与其本身的类型化创作模式有关，也与欧美儿童图书出版界完全商业化的营销策略有关，当然也正好契合了儿童图书出版和文化的全球化走势。但需要警惕的是，伴随全球化浪潮而来，可能就是西方文化的殖民。在国际文学交流中，可能出现的不是经典文学的交流与互动，而可能是流行的、通俗的读物的大肆涌入。所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学创作和出版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而且欧美文学读物的引进如何扭转“一边倒”的局势，也是我国当前出版界需要思考的课题。
§§§第二节电子媒介与文学娱乐化
近年来，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界多次就文学娱乐化或大众化进行过一些争论，一些评论家和作家把文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纯文学的写作、精英写作，或朝向经典的写作；另一部分是大众化写作，或娱乐化写作，或朝向市场的写作。这种划分，当然不是很科学的，甚至显得有些过于简单。这种“二元论”的划分，也不可能很准确地分析当前文学创作的多样性艺术表演和多元化美学追求。事实上，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任何文学类别的创作态势都不可能仅是“二元论”可以给予明确规定或准确划分的，而且文学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作为出版物和可销售的商品，只要作家发表就意味着和金钱或利润挂起钩来，文学和市场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是纠缠一体的朋友，所以把文学与市场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也是漠视了文学的生存方式。况且，文学史和文学的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作家在其较长的创作时期里，可能有多种探索，可能有多方面的艺术变异，甚至在不断地冲击自己，调整自己，打破自己固有的艺术样态，使自己的创作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艺术特色。不过，我们还是比较理解那种“二元论”思维，因为把艺术追求和价值关怀简单划分为自有话语的便利性，而且也能够满足很多不假思索就轻易认同他人的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过，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二元论”模式很显然有遮蔽问题深刻性的可能，而且“二元论”模式其实最终走向了“一元论”模式，即非此即彼，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这里，不想过多地就“二元论”模式进行批评或论述。但“二元论”模式也好，对文学市场化、大众化或娱乐化的批评也好，说到底还是归结于今天的文学的确出现了娱乐化的取向，而且那些对大众化文学或市场化文学持批评态度的人，其出发点和总体愿望是好的，他们期待文学在人的精神建构中扮演更加突出的角色，甚至是扮演低迷的人的精神世界的拯救者。而且文化的娱乐化在今天越来越厉害，艺术娱乐化，文学娱乐化，甚至批评和学术也越来越娱乐化，似乎娱乐化文学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和主潮——这确实让人担心。就当前文学创作而言，娱乐化倾向也是很明显的。2007年夏天，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儿童文学作家班的学员在讨论课上就对儿童文学娱乐化和市场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而朱自强也撰文认为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图像化的作品，他认为“孩子们喜欢看杨红樱的书，因为轻松，而且就像看电视一样‘娱乐’”。姑且不论其理论阐述和作品分析是否对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自觉不自觉地和市场贴近，尽量地迎合读者对娱乐化阅读的需求，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伪幽默”儿童文学作品。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文学会出现这种娱乐化趋势呢？或作家为什么会越来越走向娱乐化创作之路呢？
一、这与大众文化场域有关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也是在特定的文化风尚和文化场景中生存与发展的。今天的文化场域是一个电子媒介主导的流行文化为主潮的文化场域，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流行化、时尚化和娱乐化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并且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代商业和科技的发展，不仅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也造就了有利于文学艺术流行化的良好社会结构，为文学艺术流行化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如有了电影，就开始有了娱乐明星，人们就开始由崇拜书本里的英雄，转而崇拜电影里的明星。有了广播，就有了轻音乐（流行音乐）和流行歌手；有了电视，人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了电视叙事。电视图像符号和娱乐文化越来越发生很大的影响，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而且电视所导引的娱乐文化、商业文化和类型化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文化品位的重要标准。所以有人批评文学越来越图像化了，这种观点正说明了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电视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把电视时代称为“娱乐至死”的时代。他认为，电视文化导引着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并使之朝着娱乐化的方向前进，甚至是教育也娱乐化了。中国的国情虽然与美国有差异，但就电视文化的影响而言，也有着相同的文化际遇，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走进千家万户以来，电视的确完全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电视娱乐文化以暗示而强有力的力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娱乐化成为一种必然。就儿童来说，现在它也是在电子媒介所导引的娱乐文化中成长的，电子文化、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构成了儿童的童年叙事，因此电子媒介一代的儿童一开始走上成长之路，就自然生成了对“娱乐文化”的接受和认同。那些已经经历过童年期的作家受到娱乐文化的影响和商业文化的影响，他们也自然而然地接受和认同了娱乐文化，那么，文学娱乐化也就成了一种难以避免的结果，因为它首先具备了存在的社会心理性因素。
二、这与文学的自我超越性和变异性有关
这是当代文学娱乐化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西方文学发展和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来看，都存在一个不断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问题。有学者在论述西方文学在当代为什么会走向流行化和娱乐化时，就认为文学艺术近一百年来流行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近代文学艺术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突破中，对于它自身长期贵族化和精英化倾向所作的反省”。的确，长期以来，文学艺术一直被少数专业文化人和精英分子所垄断，而几乎和大众相隔遥远。文学艺术能否长期忍受这种自我禁闭呢？很显然是不可能长期这样的，在经历过长期的演变后，它总是试图超越文学和艺术本身的界限，尤其是要打破传统原则，在一个未涉猎过的领域里进行新的冒险，开辟新的创作领域。20世纪的流行文学、娱乐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部分，也渐渐露出头角并显示它的生命力，与文学的这种自我超越分不开。
而且文学发展到一定时期，自身就会产生变异，因为读者的审美需求本身就有变异性，需要不断调整和挑战自己的阅读胃口。文学进入当代以来，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往文学的生产者是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或文化人，他们和社会大众是属于不同阶层的。而现在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是相互对立或分离的传统社会阶层，而是由相互转化和渗透的阶层组成。也就是说，文学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是交叉重叠的，是模糊化的。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当代社会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髙，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及电子媒介信息的迅速流通，使得各个阶层的生存能力普遍提升，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其文化知识的差异日益模糊或消失。于是，文学与文化不再是某一个独特阶层的专利，而变成了大众共享的精神财富。在这种情势下，文学就会自我调整，在审美追求上实现变异，以满足更多受众的接受心理，使其符合商业化和消费性社会不断求新求变的阅读胃口。如果把两种不同的文学生产和消费关系中的文学相对比的话，以往的纯文学追求的是精神境界，把思想性甚至放在了艺术性之前；而今天的娱乐化文学追求的是信息的新鲜度，追求的是心情愉悦，把阅读快感放到了艺术性之前。
三、这与当下整个文学创作的态势有关
当下文学的整体走向是娱乐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姑且以儿童文学为例。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来看，它一直是受到成人文化的规约的，也一直是受到成人文学的引导的。“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和后来的教育主义取向，都是在整个文学的风潮影响下的作家自觉的追求。如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正如郑振铎在其序言中所说的，是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这是当时典型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的实践。茅盾发表于《汉学》第6卷第1号（1936年1月11日出刊）的《再谈儿童文学》就说：“我是主张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甚至在“文革”期间，儿童文学创作也受到了“‘文革’文学”的影响。如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所塑造的“小英雄”形象就是符合文革时期样板戏的风格的。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更是没有离开过成人文学的牵引，如上个世纪80年代被儿童文学评论界所称的“回归五四”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是典型地趋附整个文学创作回到启蒙和人道主义的路子上来——文学充当了新时期的人的精神救赎的工具，甚至宣称要“担当起塑造民族未来的重任”。这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稍后儿童文学创作的所谓“新潮与探索”，也是对成人文学新潮和探索性艺术追求的模仿和学习。但进人新世纪，整个文学都涌动着时尚化、娱乐化的潮流，儿童文学也自然如此，这是不容置疑的。
为什么会如此？这与文学传播和接受的结构发生变化有很大关系。国家和政府把文化与文学完全推人市场化轨道后，一切都得依照市场逻辑进行，这就意味着文学的生产、流动和消费都必须在市场标杆下运作，而市场的标杆就是利润，就是挣钱。如果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不挣钱，期刊和出版社都要倒闭，编辑们都就丢了饭碗，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期刊编辑要尽可能地刊登能取悦于更多读者的文学作品，那些单纯的个人化的文字表演式或艺术实验性的作品就不可能成为大众阅读的首选。出版社的编辑都要尽可能地出版能够拥有更多读者的文学图书，那些没有市场或一时难以培育大众市场的文学作品，即使艺术性很高，也很难得到编辑的认可。因此，事实上，文学生产、传播、出版、流通与消费在今天是完全受市场操控的，市场反应是文学晴雨表，市场的消费能力是文学生产的决定性因素，而作家的创作主体性面对市场的力量，往往被有意地收敛与搁置，因此当下文学创作的整体态势就是以市场化写作或娱乐化写作为主潮的。
四、与青少年作为接受主体有关
那么，今天的青少年作家和读者如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和消费的主体的话，就更意味着文学时尚化、娱乐化的到来。今天的青少年是生活在时尚文化和娱乐文化环境里的，他们认同时尚文化和娱乐文化，也具有时尚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创造力，因此他们一旦走上文坛，即使传统的文学阶层想拒绝他们，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青少年一代本身就是文化和文学的消费主体，特别是儿童文学的主要读者就是青少年。再加上，电视、网络的出现，各种选秀文化和娱乐节目的挑逗，使得整个社会都完全参与了一场全民性的娱乐秀。所以，整个文学的娱乐化可以说在劫难逃，注定了要经历一场娱乐化的游戏，至少要经历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文学身处其中，而且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难以避免。
当然，从具体的层面来看，今天的作家很多已经自觉地调整了自己的写作方式和价值追求，把以娱乐化的方式争取读者放到了第一位。以儿童小说为例，现在儿童小说就在经历一个娱乐化叙事的“争强好胜期”。“酷男生”、“炫女生”、“淘气包”、“俏皮小丫”、“开皮豆”、“捣蛋鬼”和“野小子”等明显具有娱乐化色彩的儿童小说形象充斥在童年期阅读的文本里，这一来反映了儿童小说作家跟时尚之风，也跟娱乐之风；二来也反映了儿童小说作家的艺术主体创造性在缺席，或者说，他们在逐渐舍弃过去儿童文学所力倡的精英化立场。近两年，儿童文学创作界也好，评论界也好，对此现象颇有微词，尤其是一些出道比较早的中壮年作家很不以为然，甚至一些年轻的新生代作家也对同龄作家有口诛笔伐的架势。应该说，从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自然的。不过批评并不等于否定，事实上批评也不可能扮演法官的角色。批评是寻求真理、朝向真理，但批评本身并不是真理。无论你多么严厉地去批评儿童小说创作的娱乐化倾向，也是难以制止作家的这种行为的。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批评是为了建设，是通过对话达成沟通，娱乐化写作者对批评性话语不要有过激的反感，而批评家也不要以为娱乐化写作就是祸害读者，祸害民族。至少有一点是不需要担心的，在一个娱乐化时代，人们其实已经对自我的文学口味和文学取向进行了智慧性的调适，今天的儿童读者也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和审美智慧，那些娱乐化的文本里也可能让孩子们在开心的同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份营养。反之，那些非常严肃的、艺术化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一定就能获得儿童读者的认同，并且发挥其应有的作品。这当然就是一个审美错位的问题，而审美错位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况且读者的审美需求也不是单一的，就算是一个文化贵族阶层也不一定完全远离俗文化，而那些所谓的普通读者也不一定就不青睐纯文学或精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