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太宗在长春殿宴请北伐将帅，亲自向潘美等人授以战争方略，告知潘美等先行出发，御驾将随后亲征。宴后，潘美率久经演练的宋师，在初春的寒气中，浩浩荡荡开出东京汴梁，北上，兵马雄壮。大宋伐北汉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杨村军演
漳泉、吴越之后，大宋开始盘算攻取北汉。
太宗赵炅即位之初，就对四弟齐王赵廷美说：
“太原，我必取之！”
赵炅将很大精力集中在军事方向上。经常在早朝之后，就到便殿或后苑去检阅禁兵，从中挑选健壮的充任亲军，疲软老迈体弱的，都罢去充任外州地方部队。他的这一做法，延续了赵匡胤以来的禁军制度，也即正规野战部队集中于京师，禁军即相当于野战军。采用这个办法之后，史称“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从此京师禁军的士兵更加精壮强大。
赵炅还在东京城西的杨村筑起一个讲武台，有时，就带着文武大臣到这个台上去观看大宋野战部队的军事演习。
最初，演习部队由殿前都指挥使、野战军司令杨信，调度、指挥。
杨信将大宋野战军在训练场上训练为一支服从号令听指挥的部队。演习的规则大部由他制定。
杨信在太祖时是一员低级军官，有功，不断晋升。太祖亲郊，也即到城外举办祭祀仪式时，杨信出任仪仗都部署，仪仗队总领队。开宝年间曾奉旨捉拿谋反武将，部署缜密，一举擒获，有功，做到了殿前都指挥使，领建武军（今广西南宁）节度使。领，是遥领，虚衔，不赴任。太祖曾经在宫禁外的后池训练水军，大兵乘军舰往来，不免击鼓呐喊，声震半个东京城。当时杨信在玄武门外居住，此地乃是汴梁内城的北门，距离后池不远。杨信不知道是在演练，听到声音疑心有外敌入侵，来不及换衣服，穿了一身家居皂绨袍，匆匆闯入后池来“护驾”。太祖对他说：“我正在教习禁军水战，不是有非常之事。”
杨信退出。太祖目送他离去，对左右说：“这人真是一个忠臣！”
太宗践祚，强化军事演习，继续由杨信部署。
杨信患有哑疾，发音困难。但就是这样，仍然可以指挥士卒。他调教出的将士，纪律严明，如臂使指。他帐下常有一个童仆名叫田玉，这个少年特别能揣度他的意思。所以杨信在皇上面前奏事、与宾客谈论，乃至于指挥部下，常常将田玉带在身边，想说话时，就回顾田玉，偶尔在手掌上写几个字，田玉马上就能领会他的意思，代替他说出来，几乎不会失去他的本意。
杨村军事演习，田玉也是他必不可少的小跟班。
有一天，杨信生病，忽然能说话了！太宗闻言大吃一惊，知道“回光返照”的故事，马上到杨府来看望这位将军。杨信自言受到两朝恩宠，很是感慨，一时涕泗横流。太宗安慰他一番后，赏赐丰厚。第二天，杨信病逝。
杨信病重时，杨村演习照常举行，太宗命令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代替杨信指挥。崔瀚部署演习，加进了一些表演的内容。历史记录中的说法是：“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崔翰分布演习将士，南北绵连近二十里。指挥官手持五色旗作为号令，将士们都要看着不同颜色的旗帜，根据旗帜的偃仰前后方向，作为进退的节制。常常是按照旗帜的指向，千乘万骑，进退周旋犹如一个整体。甲兵的强盛，近代以来无人可比。
太宗看着这样号令严整的战斗部队，非常高兴。他派出近臣秘密地送给崔翰一条金带，转他的话说：“这条带子，是朕在藩邸时用过的。”藩邸，就是赵炅践祚之前的晋王府邸。将一条旧物赠送将士，有体己、亲切的意味。太宗对崔翰的才干非常赏识，对左右说：“像崔翰这样的武将，一定是不会在晋朝出仕的！”意思是：崔翰这么有才干，但后晋时军政如此昏乱，用人不得法，有出息的人是不会为它卖力的。
赵炅也知道当初周世宗、宋太祖多次对北汉用兵，契丹往往来援。于是开始制定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包围太原城，阻击契丹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先在太原周遭布局，并尽力在太原附近州郡解决攻城器械和战备粮草问题——这些笨重物资全部由东京汴梁或其他州郡转运，成本过高。于是下令，晋（今山西临汾）、潞（今山西长治）、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镇（今河北正定）、冀（今河北冀县）等距离太原较近的州郡，都要按规定备好制造兵器和攻城战具，没有，就要制造，需要的时候，随时听候调遣。此外，这些州郡，必须储备未来大军北上的足够粮草。攻城、打援，几十万人，大部分物资要从这些州郡调运。当然，不足部分也开始从外部漕运辇送，一时间，河北、山西两道，车船不断。
这类战略准备工作从太宗践祚之初就开始了。
冬狩之礼
北汉也不是颟顸之辈，很快就知悉了来自南国的动作。按照北汉君臣的理解，在如此近距离地区准备大战物资，只能是针对北汉的。史称“北汉主甚恐”，于是在转年开春，北汉主刘继元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押在契丹，又送去“重币”，也即厚重的礼物，向草原帝国求援。但是契丹首领景宗耶律贤认为，从宋太祖以来，两国一直在友好睦邻，不应该有战事，因此没有特别上心。
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的冬天，大宋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契丹国的一位使者耶律呼图从大宋返回，见到耶律贤说：“宋必取河东，当先为之备。”耶律贤此时只有三十岁，身体状况不佳，一直由皇后萧绰执掌朝纲。耶律贤和萧绰闻言，来问大臣韩匡嗣。韩匡嗣问耶律呼图：“你怎么知道宋国要北上？”呼图说：“这事不难知道啊。你想想，大宋四方僭越之国，一个个都被吞并了，现在只有河东还没有被他们收复。宋朝皇上又总是讲武习战，这是干吗？必定是针对河东嘛！”韩匡嗣听后根本不信，认为呼图所言无非瞎猜，没有任何根据，对他说：“宁有是邪！”会有这事吗？嘁！萧绰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大宋帝国最难对付的女人，但此时还是相信了韩匡嗣，“卒不设备”，最后没有对大宋可能的北上做任何准备。
韩匡嗣，乃是一个精通医术的汉人，他父亲被契丹掳往草原，最后居然成为契丹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的佐命功臣，所以他也得到契丹的信任。据说阿保机的太太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耶律贤没有践祚之前，与他也是好友；践祚后，即提拔他做了大官，此时的韩匡嗣，乃是契丹国的南京（今北京）留守，封燕王，也是萧绰和耶律贤非常信任的人物。
后来韩匡嗣做了枢密使，南京留守就由他的儿子韩德让代领。父子二人都做契丹南部大都的留守，很为时人羡慕。
北汉多山，太宗开始组建自带机弩重兵器的山地部队，史称“飞山军”。他在讲武台就多次观看“飞山军”发机石射连弩。史称“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皇上要伐北汉，先训练军伍之事。
赵炅甚至还在太平兴国三年（978）腊月做过一次“冬狩之礼”，冬天打猎的君王之礼。过去，按礼法，古代帝王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礼制，四季出城到郊外打猎，是“示武于天下”。但随着文明的推演，这类田猎活动毕竟劳民伤财，渐渐被有些君王废弃。这一次，有关部门向太宗汇报，认为应该有“冬狩”活动，太宗没有拒绝。他对左右说：“《老子》有言，田猎让人心发狂；《尚书》有言，田猎让国政荒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为人君者不得不戒。历观前代往事，很多君王迷惑于田猎的快乐，往往导致国家败亡。这是事实。但朕今天所以狩猎，是因为要‘顺时搜狩，为民除害’，不是要自己杀生取乐啊！”显然，“顺时搜狩，为民除害”八字所指，就是要顺天应人，剪灭北汉，以此造福大宋士庶的意思。太宗一直在准备打仗。
就在这年冬天，按例诸州贡举人应该集会于京师，但太宗正在准备亲征河东，下诏暂停贡举。从此以后，这个贡举活动改为间隔一年或两年才正式举办。
也在这年冬天，契丹派遣使者提前来到京师，准备等到来年正月初一，庆贺正旦。契丹没有料到大宋会北伐。
决意北伐
兵机贵密，不可先传。故兵书有言：兵以静胜。宋太宗隐忍三年，除了跟自家兄弟赵廷美说过要征讨河东的话头之外，几乎不提北伐之事。他注意到军事信息要保密、要安全，就不可过于声张，以至于瞒过了契丹主管军事的枢密使韩匡嗣。除此之外，宋师三年静默，除了演习之外，几乎不对外用兵，赵炅也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一鼓作气，收复河东。
现在，藩镇惯性基本得到遏制；南部两个大藩，漳泉与吴越，也纳入大宋版图；剪除贪腐官员，国家秩序有了改善；大宋二十年的积蓄已经足以支撑一场大战；赵炅“三年不鸣”，似乎可以“一鸣惊人”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开春，赵炅召来大宋第一名将曹彬，问他：
“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周世宗柴荣、我大宋太祖，都多次亲征太原，没有攻克。难道是他们的城墙太坚固太完善，拿不下来吗？
曹彬似乎胸有成算，他回答道：
“周世宗攻取太原时，主要因为大将史彦超在石岭关一役兵败被杀，周师人情震恐，不得已，还师。太祖时，因为阴雨连绵，大兵困在甘草地，军人染上腹疾，因此只好退师。现在看，都不是因为太原城垒坚固啊！”
史彦超乃是攻取太原时的先锋都指挥使，柴荣麾下一员猛将，当时带着二十骑为前锋，探路时，遇到契丹大军，激战中，大将李筠又带兵来援，杀契丹两千人。史彦超有了轻敌之意，史称“恃勇轻进”，独自带着几个骑士追击败寇，渐渐离开大军更远，最后在契丹的回身反战中，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
石岭关，则是晋北一处要隘，位于阳曲县北，东、西有山，谷底开阔，地势险峻，是太原往北，通往代县、大同等地的交通要冲。北汉与契丹联系，必走此地。周世宗、宋太祖，要收复河东，一定要在此地隔断太原与契丹的联系。史彦超在此战败，导致战局一变。
太祖时曾派出大将何继筠为石岭关都部署，成功地阻击了契丹援军。
太宗心里有数，又问曹彬：“我今举兵，卿以为何如？”
曹彬回答：“我大宋邦国兵甲精锐，人心都拥戴皇朝，如果此时施行吊民伐罪之举，如摧枯拉朽耳！”
曹彬的意见很重要，对赵炅有一种“定心丸”的功能。君臣一番对话后，史称“帝意遂决”，皇上赵炅北伐的决心最终定了下来。
但宰相薛居正反对。他对皇上说：
“过去周世宗举兵北伐，太原倚靠契丹的军援，坚壁不战，结果导致周师疲惫，退兵。到太祖时，在雁门关南之地，击破契丹，将河东人民迁徙到黄河、洛水之间。现在，河东巢穴虽然还在，但危困已甚。我们大宋得到它，开辟这点贫穷之地，都算不上开疆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请陛下深思熟虑。”
薛居正乃是一代名相，但这番话说得实在欠水平，逻辑都不通。北汉，作为多年敌国，“危困已甚”，正是大宋用兵良机。且燕云十六州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治理华夏，必在完我金瓯。北汉与契丹沆瀣一气，直接影响到中原失地之收复，如何说“舍之不足以为患”？
但薛相意见可取之处在于：此时，平北汉，时机、程序或有问题。
在周世宗、王朴时代，在“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中，北汉，都是应该最后平定的割据势力。按照后周战略，必先取幽燕，而后北汉失去外援，那就是囊中之物，几乎可以传檄而定，仗都不必打。北汉必当取，但必当乘兵锋之锐，直取幽燕，而后取北汉。太宗等人先取北汉，后取幽燕，违背当年柴荣、王朴的成熟画策，所以最后有“高梁河之战”的失利。太宗此际决计平北汉失误在此。这是一番大议论，其中自有直达兵机隐微之道的远猷宏谟，容后慢表。
且说太宗赵炅听了薛相“歪论”，也不爽，反驳他说：
“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现在北伐，虽然与世宗、太祖的北伐事情一样，但形势已经大有不同。况且，先帝当初破契丹后，迁徙北汉人民到内地，虚空那一片土地，正是为了今天的北伐。朕北伐之意已经定了，不可变更。
随后，赵炅派出了大臣出使高丽，告诉东北边部这个邦国大宋北伐。按太宗的意思，是期待高丽能够牵制一下契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高丽没有动。五代以来，高丽始终依违于中原帝国和草原帝国之间，就像后来的西夏，始终依违于契丹和大宋之间一样。小国要生存，在两大国夹缝中闪展腾挪，可以理解。春秋时郑国就在晋、楚两大国的压力下，不断变换身姿，两头下注。正常。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赵炅又派出朝廷官员到各个州郡去督运军储物资，限期赶赴太原城下。
一切安排妥当，开始组建北伐指挥机关。
藩镇旧习
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北伐总司令。宣徽院，掌管并总领宫禁之内诸司及殿直工作，举凡官员核定、祭祀大典、日常朝会、宴享仪式、内外供奉等，都在其管辖范围内，略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礼宾司司长职务之和，但职责范围似乎还要更广。古代职官分工不如今日之细，往往一个官员“岗位”相当于今日多个官员。潘美，乃是北宋仅次于曹彬的名将，曾经在江南、南汉用兵时，功勋卓著。
太原，城广高大，易守难攻，需四面战取。于是分派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四员大将分头攻取太原城四门。
但在分派这个任务时，遇到了一点麻烦。
太原城内，西面，是北汉主的宫苑，按照军事常识，这是最难攻取的地方，因为城内必定要在此地布设最强城防力量。刘遇，当时的官职是节度使；曹翰，是观察使，较刘遇级别略低。按照职官轻重排列，刘遇应攻取太原城西，曹翰攻取城东。但刘遇知道城西凶险，不易立功，有忧虑，就提出与曹翰换地方。曹翰说：“我是观察使，班次在您之下，应当在东北。”刘遇坚决要与他调换，俩人争执几天，也没有决定下来。
太宗赵炅担心将帅不和，就对曹翰说道：“卿智勇无双，城西面非卿不能当也。”曹翰这才决定奉诏。
关于刘遇与曹翰交换阵地之事，《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不同说法，前者记录说“（刘）遇欲与（曹）翰易地”，后者记录说“（曹）翰欲与（刘）遇易地”。按行文逻辑，《续资治通鉴》为当。但无论哪一种记录，都记录了二将不想攻击太原城的西面。
总之，这是个事件。这个事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此可以看到北宋将帅沿袭五代以来藩镇习气有多么严重。怕吃苦、怕流血，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战争以“士气”为重，丢了“士气”，军人质量是有问题的。一代雄主赵炅对此也只能优容，足见汉唐“尚武”精神，经由五代乱世，斫丧之深。这是后来的大宋君臣，除了少数例外，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内部问题。军令之严，五代以来，仅见于周世宗柴荣一人而已。史上“弱宋”之论，主要是指军人之“弱”，而军人之“弱”，又往往与领袖对将帅的这类优容有关。
北伐，攻取太原，四面城要有联络部署，要有人巡视四面城壕，随时通达信息，也要有人观察攻城器械损失状况，以便随时补充。赵炅也做了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