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李继宣组织起所部精锐，在“山倒”中，与耶律休哥的契丹精锐斗战，且毫无惧色，且越战越勇，且击退敌阵，且还能取胜，且发起追击。考人类战争史，能做到这一步的，实属罕见。
“持重缓行”
“雍熙北伐”之前，曹彬率诸将到宫阙辞行，太宗与将军们珍重道别，而后对曹彬指画了此役的战略安排，太宗的意思是：
曹彬这一路十万人马，只需要“持重缓行”，路上不要急，不要贪利贪功与契丹寻战，只需声言要取幽州。这样，契丹就会屯兵在幽州附近集中主力部队对付曹彬。如此，敌人就不会分兵到山后对付潘美等部。如此，潘美等部的晋北大军就会轻松取得云州、应州等地。如此，宋师有了可靠后方，诸军就可以放心完成合围：潘美下太行，田重进出飞狐，米信自新城、曹彬自涿州东进，四路大军合为一处，同取幽州。如此，契丹将无能阻遏宋师，获胜是一定的。
曹彬未能体会太宗战略意图，在整体作战中，未能完全遵循这个程序行动。这是“雍熙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当潘美果然克复寰州、朔州、云州、应州，田重进果然克复飞狐、灵丘、蔚州之际，曹彬麾下米信也克复了新城，曹彬本部也克复了固安、涿州，曹彬这一路“兵势大振”。
太宗闻讯，认为曹彬取涿州时机不对，太早，不能算作“持重缓行”。因为这样一来，契丹有可能认为全面战争已经在各线爆发，很可能分兵据守各地，那样就会增加潘美西线、田重进中线的进攻难度。如此，四路合围的计划就有可能难于如期实现。而炎热的夏季正在到来，天气太热，对于攻城部队来说，是一个太苦的差事，比守城难度要大得多。
所以，当曹彬每一次捷报到后，太宗都很不安，史称“上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太宗很怀疑曹彬进军速度太快，更担忧被敌军断了粮道。
曹彬的十万之众，粮草乃是大事。各路转运紧张得要命，但也未能及时送达阵前。当曹彬不能经营一个可靠的后方时，人吃马喂，就成了天大的问题。想想李至在“雍熙北伐”之前给太宗的上疏，内中有一句话：“……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不能小瞧这句话。李至认为前线边境，应有百日军粮！而到雍熙三年正月，李至上疏时，大宋并没有准备好。可以约略匡算一下，宋师全军攻取幽燕，至少二十万众，按每人每天一斤干粮计算，每天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按一般养马常识，每匹马每日需要精料五斤左右，宋师骑兵多少不知，但至少应有两万精骑，这样，每日就需要精料十万斤，百日需要一千万斤；人马所需粮豆总需三千万斤。而战马每日食草至少十斤，这样每日就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综合起来，应有五千万斤的储备。从河北、河南转运这批物资，按一辆小推车载重五百斤计算，应该需要十万辆次小推车。李至应该是看到了问题，大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运五千万斤粮草。
一定要准备百日粮草吗？曹彬的战役记录证明了李至的正确。
曹彬攻克涿州之后，在城内留守十天，史称“食尽”。
为何会“食尽”？
因为有个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断宋师粮道
曹彬兵锋正盛，耶律休哥基本不冒险，这时契丹大军还没有部署完毕，草原纵深的援军还没有到，所以耶律休哥采取的战术是骚扰、断粮道。他在夜间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宋师，由南向北转运的粮道也多次被劫掠，弄得东路军粮草不继。白天，耶律休哥则摆出精甲铁骑，在初夏的阳光下耀武扬威，以壮声势。曹彬未必怕耶律休哥，但他在这一仗的决策过于平庸。就军事智慧言，曹彬不敌耶律休哥。
他的十万大军，十天用尽了至少一百万斤粮食，马料还不算。“食尽”怎么办？曹彬开始“退师”。退到哪里去？退到出发地雄州。到雄州干吗？“以援供馈”，在此地来保护粮道，保证大军需要的粮草按时到达。这就等于要从攻克之地返回始点，等于啥事没干。而且问题的严重还不止于此。太宗赵炅都比他明白。太宗听说这个消息后，“大骇”，吓了一大跳，他说：“哪里有敌人就在眼前，居然退却去找粮草的儿戏？曹彬怎么会失策到这个地步？”太宗马上派遣使者赶往涿州，让曹彬停止撤退，不得到雄州。那么怎么办？太宗让曹彬循着白沟河去新城，与米信大军会合，在那里养兵蓄锐，用来为西线潘美一部、中路田重进一部壮大声威——回到雄州就等于回家啦，就等于没有了前线声援之威啦！——等到潘美已经将山后诸州全部收复，再令田重进急赴幽州，与曹彬、米信会合，“以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用全部宋师来制服敌人，这是可行的取胜之道。太宗这个战略构想，始终没有变。
太宗指画“平戎万全阵图”，有胶柱鼓瑟之嫌，但就“雍熙北伐”这一场大战指画而言，确实符合兵家心法。山后九州乃是中原北部第一重要的安全屏障。得到这九州，正北可以看住契丹，西北可以看出西夏。加上山前七州，大宋，中原就可以睡踏实觉了。就“雍熙北伐”而言，得到山后，宋师就等于在自家门口与契丹争天下，推进一步是一步，退后一步，大门一关，中原平安。如此，这个仗就怎么打怎么有理。所以，太宗要取幽州，却将大宋、契丹两国地缘关系考虑进来，反而要诱使契丹重兵屯幽州，以此减轻山后潘美压力，拿下山后，再诸军会同，决战幽州，这是出色的战略安排。
但太宗不出色的是这一次安排曹彬做统帅，用人不当。
曹彬有两大失误：
第一，没有听从太宗安排，试图与西路潘美、中路田重进争功。
第二，未能成功节制主帅，导致军事章法混乱，给契丹造成可乘之机。
当时潘美、田重进克复六个州郡，而东路曹彬连同米信部，只克复一个涿州和固安、新城两个县级小城。而涿州，因为日前“食尽”，也已经放弃，大军正在奔往雄州。涿州，目前已经被契丹重新占领。
再奔涿州
我们跟人家往哪儿比啊？
东路军开始眼红，人家能够“累战获利”，多次大战，缴获众多，将来封赏也会丰厚，但我们东路兵力比人家那两路都要强盛，却不能有所攻取，这太不合适了。于是东路军内部“谋画蜂起，更相矛盾”，各种攻取规划开始纷纷出笼，各个规划之间往往有冲突。现在“重行推断”往事，不难猜想，东路军的将军们，有人认为应该迅速包围幽州，克复之；有人认为应该扫清幽州周边州郡，将幽州搞成一座孤城；有人主张“蛙跳”，直接越过幽州，先取蓟州，而后挥师西进，与潘美一道克复幽州；有人主张先取驼罗口，直接袭取契丹主和萧太后……种种说法，今人能想到的，那时的热血将军们也能想到。
要命的是，诸将一路上如此“规划”，“彬不能制”，曹彬不能节制——我认为，也不是完全不能节制，而是曹彬自己也没有庙算。他不知道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打。
而契丹战神耶律休哥正在寻机决战。
曹彬应该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太宗的命令，要他与米信一部会合。
在诸将怂恿下，曹彬觉得即使与米信会合，也要重新夺回涿州。于是，大军与米信一部会合后，在周边各地筹措了五十天的干粮，开始回返，再去攻打涿州。米信留下守卫新城的军队后，也随曹彬前往涿州。但耶律休哥这个时刻已经开始正面出现，他的前锋部队与曹彬十万大军有了接触，不断阻遏宋师东进。有一种记录说，曹彬此时开始“持重缓行”，与契丹“且行且战，去城才百里，历二十日始至”，一边行走一边打仗，离开涿州不过百里，但却经历了二十天才到，平均一天行不到五里。《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这个说法。但《续资治通鉴》则采用《辽史》记录说用了四天。事实是，曹彬二次攻取涿州，并非直接从雄州到涿州，而是转道易州再赴涿州。《辽史》《耶律休哥传》和《耶律斜轸传》都有“曹彬、米信出雄、易”的记录。很有可能是：《辽史》记录曹彬东进从易州开始，直进，在契丹阻遏中，只用了四天；而《宋史》记录则从雄州开始，曹彬有到易州休整的时间，用了二十天。
但即使是四天，也是艰难的。耶律休哥因为援军尚未到达，所以不敢与曹彬直接对阵，但他派出的轻兵总是趁宋师正在吃饭的时候，发起小规模的袭扰，并设法捉住离群单独活动的宋卒。于是曹彬或战或进，或战或退，不断要在小股契丹袭扰中自救。大军结成沉重的方阵，还要不断地在方阵两侧挖一条沟堑，阻止契丹骑兵奔突。从易州到涿州约百里，这条沟就要挖百里，相当于挖了一条运河。大军饥渴，就现场挖井，泥水浑浊，就用粗布过滤后，人畜饮用。
不久前，契丹耶律斜轸曾经讨伐东北方向的女真部，俘获战马二十万匹。本来他们就有一个“群牧使司”，多年养马，繁殖不少，现在得到女真部马，史称“势益强”，势力更强大了。
在与大宋的战争中，他们以骑兵为主，可以千里奔袭，万骑成阵，飘忽而来，倏忽而去。就骑兵装备而言，战场主动权始终在契丹一方。
耶律休哥虽然匆促来援幽州，兵力不多，但却尽显轻骑兵来去自如的优势。他总是不断部署轻兵袭扰宋师。宋师不胜其扰，就在这个夏季有了疲沓之相。
对宋师最为不利的态势出现了——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率领本部骑兵精锐，到达战场附近，就驻扎在涿州以东五十里处。
米信上当
米信将军，现在看，除了“新城之战”有不凡表现外，其余战例不过平平。
据《宋史·柳开传》记录，“雍熙北伐”时，文人柳开在做河南上蔡县令，此时负责向战场转运军粮，运输兵正好到了米信大营。米信一部在涿州附近，准备攻城器械时，与耶律休哥对峙。契丹一酋长率上万铁骑与米信对垒，当时相持不下。酋长忽然派人来向米信求降，米信疑惑，很想相信这是真事。
但柳开恰是他的座上宾，就对他分析形势说：“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没有约定，就来请和请降，那就是谋略。契丹一定会有不足之处，用这个阴谋拖延而已。不要信，现在应该急攻，一定会胜！”
但米信不信，柳开不过是一介文士，骚人墨客而已，他哪里懂什么兵法！所以米信虽然不相信契丹请降是真，也不认为契丹有什么谋略。就这样“持重”着，两军对峙了两天，无战事。
第三天，契丹又引兵前来挑战。后来米信派人出去侦察，才知道，三天前之所以“请降”，是因为契丹已经用光了箭矢，正在派人到幽州去搬运。现在，箭矢已经从幽州转运而至。
米信，就这样失去了一次战机。就战场直觉而言，他还不如文人柳开。
后面的故实，历史记录中出现了似乎难于理解的矛盾。
再弃涿州
熟门熟路，最后曹彬还是再次攻取了涿州，但他虽然再次得到涿州，却因为当时酷暑季节已至，军事疲乏，他所带的粮草又不足，耶律休哥不断袭扰粮道，最后，居然“乃复弃之”，再一次放弃！放弃之后干吗呢？“还师境上”，带领军队回到大宋国境。
这是“雍熙北伐”战役中，最难令人理解的军事行动。甚至，已经不像是一场军事行动，仿佛在搞减肥夏令营。《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到这段故实时，引用《太宗实录》认为，之所以再次放弃涿州，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士卒疲乏，军粮不够，但命令却是太宗下的：“上忧之，令还师境上”，太宗忧虑涿州难守，命令曹彬“还师境上”。但《长编》作者又据《契丹国志》和《宋史·曹彬传》，认为曹彬“还师境上”没有得到太宗诏旨，是曹彬自己的决定。
“还师境上”，到底是曹彬自己决定，还是太宗诏令？
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主编的意见不同，我在《宋史·卢斌传》中，得到了支持《太宗实录》的说法。
说曹彬放弃涿州时，一开始还想让部将卢斌戍守，并给他调拨士卒万人。卢斌认为涿州不可守，很诚恳地对曹彬说：“涿州深在北境，外无援兵，内无资粮，丁籍残失，守之无利。今若还师，必须结阵而去，以一阵之役，比于固守，其利百矣。”他的意思是涿州这个要塞，深入在北部边境之外，宋师守在这里，如果没有克复幽州，则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况且此地户口散乱，人丁杂处，守在这里，难有租税收入，没有什么利益。现在如果还师，敌阵当前，必须结阵而行，也即组成战时模型，防备敌人偷袭。我军以一场战役之胜，与固守这个无用的老城，比较起来，利益大多了！曹彬接受了他这个意见。但卢斌还是担心契丹乘大军退却时前来剽掠袭击，应该有更谨慎的准备。曹彬也同意了。卢斌于是带着城中的老幼，随军向南而行。
随后就有了史上著名的“岐沟关之战”，宋师大败。
后来诸将往往因为“失律”而被贬斥，卢斌也因此而被送到枢密院审问。但太宗“闻其尝建议弃涿州，遂释不问”，太宗听说他当初曾建议曹彬放弃涿州，于是释放了他不问罪，还让他做了霸州破虏军的缘边巡检，霸州的边防司令官。显然，卢斌建议“放弃涿州”，符合太宗的意图，也即曹彬第二次弃守涿州，是太宗的意见。
卢斌，是开封人，当年曾因为笔杆子不错，在太宗还在做晋王时的府邸工作。太宗即位后，补了一个殿直官。雍熙北伐前，曾领兵屯霸州。曹彬大举北伐时，他曾带领五千骑兵，在岐沟关一带屯驻。契丹也曾领兵在此，并占据了关前的涿水。这一条小河，是两军的饮水之源。契丹占据，令宋师不得取水。形势不妙，卢斌请求带一千张大弩去“斫砦”，也即袭击敌营。千弩齐发，威力不小，契丹拔营遁去，解决了宋师的用水问题。后来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卢斌也曾立功。
但现在放弃涿州，是什么意思？
而且是太宗要求曹彬主动放弃涿州？
而且是两次袭取涿州成功之后？
“雍熙北伐”之后，大宋朝廷开始反省：为何会失败？
太宗给赵普的一封信里陈述了一个理由。他说：大战之前，我只要求曹彬、米信一部在雄州、霸州屯兵，做出取幽州的声势即可。等到一两个月间，山后诸州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人会合东进，直抵幽州，驱逐契丹，让他们远远地逃亡沙漠，然后宋师“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但是诸将不遵守我的成熟想法，各逞自己所见，领十万甲兵出境远斗，不能持重缓行，反而速取附近州郡，结果粮草不济，再还师督运辎重，往复劳动，疲敝不堪，最终被契丹袭击而败。“此责在主将也”，这个责任在曹彬这个主将身上。
据此可知，太宗由始至终在坚持最初的战略构想：曹彬一路只作势、不实战，只负责黏住契丹大军，要他们固守幽州，以此来减缓西路军和中路军的压力，等潘美、田重进实现第一步战略构想，四路大军就可以合并一处，驱逐契丹，恢复中原。——太宗之志在此。
新城之战
东路还有米信一部。
在潘美的西路军攻取云州时，米信也取得了一场胜仗，史称“新城之战”。
新城在雄州北、幽州南，也是一处战略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