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学问把自己所写的《古本〈大学〉注》并《中庸疏》进献给乾隆。按呈献的程序，他还写了一篇政策建议。在建议中，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新皇帝：“《大学注》书中当年被定为有罪的那段，臣已经给删除了。”新皇帝也有自己的难处，不愿完全推翻老爹时代的政治结论，对他的建议稿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把两本书给退了回去，但没给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处分。此后3年多的时间，谢大学问在京城吃官饭、混闲差，也短不了给皇帝写建议书。乾隆虽不至于对他言听计从，但也总是耐心看他递上的建议文本。当然，谢大学问也不忘攻击政敌田文镜，尽管田文镜已死了好几年了。
批判田文镜，很合乾隆的心思，因为乾隆对老爹重用田文镜和李卫是很有看法的，认为田李等人为官之道有害民生。但是，他即位之初与推行新政的前段时期，还不敢公开批判田李等雍正朝的能臣。至于后来到杭州下令烧了李卫的画像，公开指责李卫不是纯臣，是他当皇帝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如何全面评价一代能臣田文镜与李卫，不只是乾隆的难题，也不只是谢济世念念不忘的政治借口，就是新上任的河南巡抚雅尔图也拿此做文章。雅尔图在乾隆五年（1740年）专门上奏，称：“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贤良祠。”既然地方大员逼皇帝表态，乾隆干脆亮明态度，告诉大家不许翻案。他批复雅尔图的奏折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雅尔图见朕以卫入贤良祠，借文镜之应撤，明卫之不应入。当时王士俊奏请，皇考允行，今若撤，是翻前案矣！”
王士俊是田文镜的铁杆政治盟友，他在雍正十年（1732年）以河道总督的身份请皇帝批准田文镜的牌位入贤良祠。乾隆即位，王士俊被中央监察高官弹劾，罢了官。在王士俊罢官后与雅尔图请撤田文镜牌位出贤良祠之前，谢济世得到乾隆特别照顾，任命为湖南粮储道（正四品）。这项任命主要是因为湖南与他老家靠近，好方便他回老家看望70多岁的老母亲。按理来说，皇帝虽然未给予全面平反，也未给他的已死政敌田文镜以政治处分，总还是模糊过得去。给你好差事，选了好地方，好让你回家看老娘，这总行了吧？
可偏偏谢大学问是一生爱找事儿的人物。在湖南粮储道干到第六个年头上，乾隆八年（1743年），他又生出一桩大事来。这一年，谢大学问听群众反映说衡阳县令李澎在征收农业税时放纵县政府工作人员额外收费，所谓“纵丁役索浮费”是也。时年55岁的谢大学问就化装成缴税的农民，实地考察。这一考察不要紧，不但李澎的违纪行为被查实，而且另一个县令的问题也被捎上，“善化知县樊德贻与同弊”。
谢大学问变成举报人，采取时兴的实名实职举报方式，以示负责。他举报信或曰调查报告写得很详细，所以很有威力。但是，省长（巡抚）许容不愿让下级出大事儿，就从细节反击谢大学问，向乾隆上告，说谢大学问“荡检逾闲”。
什么叫“荡检逾闲”呢？说文词儿，是超越职务办事，因为县官之类的干部违纪违法自然有省里的道御史管，如他老谢年轻时考上进士并试用期满后所任的“浙江道御史”那样的官员。说白话，这“荡检逾闲”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再难听点的就是“吃饱了撑的”。乾隆看了双方的举报信，决定深入调查，将李樊二县令与谢大学问一起解职，等问题弄清再作处分或安排。与此同时，委托比许容大半品、高一级的湖广总督孙嘉淦审理此案。谢大学问脚正不怕鞋歪，以解任官员身份差派下属抓人，把衡阳县的几个收粮的丁役（农民临时工）抓到长沙，让长沙知府张琳审讯。这张琳也不含糊，不知上了什么“特别手段”，很快把几个农民临时工给问招了，并且是铁证如山。
许省长一见势头不妙，马上让常沣道道员仓德取代谢大学问暂被解任的湖南粮储道职务。另一位湖南高官、与巡抚同级（从二品）的布政使张璨也出面反击谢大学问，让新任湖南粮储道道员仓德拿自己的亲笔信去托长沙知府张琳，要张琳篡改审讯记录。
说来，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张琳在北京曾任过给事中（正五品），在此职务上弹劾过谢济世，说后者“奏事失仪”；后来张琳虽官升半品一级、外任从四品的知府，但其人格并没随官场潜则因升官而降低，他不听高自己两品、大四级的张璨的指令，拒绝篡改审讯记录，并将书信交给湖广总督孙嘉淦，另抄一份给负责全国粮食运输工作的漕运总督顾琮。
身为湖广总督的孙嘉淦虽比许容高半品、大一级，但也不愿自己的下级许容出事儿，就把张琳交来的张璨书信放在一边，即“寝其事”。其间倒是仓德得了好处，乾隆批文说：“仓德这个人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比较稳当，没参与派性斗争。”顾琮很老练，他虽没直接过问张琳举报的事情，但按照皇帝的意见把仓德“委曲善处”的好行为报给了都察院。中央监察官员从对仓德的表彰中嗅出了政治信息，御史胡定充分发挥工作职能，“纠容挟私诬劾，采湖南民谣，斥容与璨等朋谋倾济世”。乾隆闻奏派出与总督同级的正二品侍郎阿里衮到湖南去，与总督孙嘉淦一起全面复审衡阳与善化两县县令侵害农民利益的违纪案件。恰在此时，一向“委曲善处”的仓德亮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并以实际行动支持阿里衮的工作，把孙总督扣压张琳举报的事报到中央政府的都察院。
事情很快明朗化，也超出了两县令违纪的范围：乾隆批评孙总督“草率扶同”，召回北京，另有任用（肯定不是重用）；暂时停止巡抚许容、布政使张璨的职务，将张琳、樊德贻、李澎一并免职。其中，张琳被免职就大有蹊跷了，但细想一下，原因全在于他作为湖南地方官分明知道湖广总督与湖南巡抚、布政使“是一伙的”，还要向湖广总督举报布政使的信件问题。简单地说：为什么不一下子直接告到北京的中央都察院呢？不直接向皇帝举报呢？
处分了一干官员之后，中央办案大员阿里衮作善后汇报时说“济世被诬劾，请复官”。对了！怎么忘了最主要的事主谢大学问呢？
复官嘛，是当然的了。不让他任湖南粮储道道员，因为仓德已经干得不错，让老谢去当盐驿道道员吧！
湖南官场地震的余震尚未结束，许容、张璨的正式处分下来了——夺官（即免职），同受此处分的还有湖南按察使王。回到中央等待“另有任用”的孙嘉淦也倒了霉，“上命并罢嘉淦”，并“奏修顺义城工”。当然，免官、去顺义城劳动改造只是暂时的处分，不到一年，乾隆又给了他宗人府府丞（正三品）的职务。就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他一直干到工部尚书（从一品）、协办大学士（从一品）的高位，比原来的湖广总督还大半品一级。
谢济世比孙嘉淦小6岁，比孙嘉淦晚死4年。在湖南衡阳与善化地方官侵害农民利益的违纪事件之后，二人都算因祸得福。尤其是谢济世，弄了一场政治地震之后再次险遭陷害，终因乾隆念他正直不屈，就没找他的毛病。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湖南巡抚许容彻底倒台后，一名叫蒋溥的高官代为巡抚，蒋省长怕老谢再掀起类似的政治风，就密告老谢的著作中有“离经叛道”的问题，试图让皇帝要老谢的命；因为七年前皇帝就老谢的著作问题有过严肃批评，不想旧事重提，就给蒋省长作了“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批示。
在文字狱迭兴的所谓康熙盛世，谢济世能得此一宽容批示，可谓绝无仅有，足见皇恩浩荡。老谢于57岁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职，在家安稳地过了12年的太平日子，溘然长逝。
在学生时代，他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虽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乾隆却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唱起了反调。
就在雍正驾崩后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逐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行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做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
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见乾隆对雍正信用术士这种行为的鄙夷与反感。雍正时期，大肆崇佛尚道，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自称“释主”，法号“破尘居士”。他请和尚文觉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的事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介入宗教学术斗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两教人数众多，未免泥沙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