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只见过那个地方一面，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伤。我出生在华北大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子里，从我记事起，这个村子就是我整个童年的世界。麦场的南面曾经是片耕地，别人都种庄稼，而我家却种了一地的黑槐树，我很不解，问了父亲好几次，而父亲也不说，我也就不在过问。那天傍晚，村长在广播上通知所有村民到村委会开会，我缠在父亲身边才跟来的。到了村委会，大家都缓缓做了下来，来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大家议论纷纷不知所为何事。我倚在父亲的怀里，村长在台上讲的言辞激烈，但他讲的什么我也听不懂，村民们则是各个义愤填膺。村委会的几个干部轮番上阵，村民们的反响更为激烈，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场辩论会，大家都慷慨陈词，唯独父亲一言不发，接二连三的抽了半盒烟。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大家也是不换而散，父亲背着我往家走，我问父亲村长刚刚讲的啥，父亲也没回答我，月亮也不亮，这路也不平，父亲一步深一步浅的把我背回了家。
几天后，村里开来了几辆挖掘机，还有不少的三轮车，车直接开向了南边的耕地。村民们各自拉着各家的地板车去拉自家的庄稼，父亲拉着地板车，我坐在车上，母亲在后面推。我家的这些树刚栽了不到一年，长的稍稍比人高，有两根手指那么粗，那挖掘机一次就能挖而是多颗。父亲在前边指挥那个司机怎么挖，我和母亲在后边检，然后往车上放。不到半天的功夫，我家的地里再也没了树苗。村西的福二爷叼着他的烟斗站在麦垛下口里还嘟囔着，多好的地啊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就这样一连挖了十多天，那片地再也没有了。取代它的则是四个大水塘，这水塘有好几米深，地下水都渗出来了。那土被拉到了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土是修高速公路用的！我也明白村民为什么反响的那么激烈，总归就是利益二字。我不知道家里的那亩槐树赔了多少钱，我只记得那些树苗被父亲堆在了院子的角落里，一直堆到现在，也不舍得烧，最下面的树苗都快化成了灰。听大伯说，村里的干部从中赚了不少钱，但这毕竟是国家建设，农民没理由不支持，也不敢不支持，反正真正到农民手里的钱不多。
而关于这四个水塘的归属，大家也挣了个你死我活，还差点跟邻村的人打起来，最后乡里面来了人，各村拿着地契一类的东西给当官的看，最后我们村得三个，邻村得一个。邻村人显然不服气，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村里的干部还陪同当官的去市里的大饭店吃了顿饭。像这样的事在农村很常见，因为农民的私有制思想根深蒂固。听我大伯说，他小时候两村人为了挣一口井，还打伤了人，不过像这样的事越来越少了，教育普及了大多数人。面对着这三口大水塘，村里人又是高兴又是心疼。人们拥有了什么，就注定又失去了什么，这就是代价。不过对于个孩子来讲，这不算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派发钱的那天，村委会排了好长的队伍，一直排到门外的路上。拿到钱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说来也对，他们没理由不高兴，钱握在手里才是踏实的，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就好比脚踩在路上是安全的，因为心里有底，脚踩在水中就不踏实，因为心里没底，想想也正是这个道理。剩下的零头也有不少。村支书说，既然这水塘成都成了，咱也不能让它闲着吧，干脆就养上鱼，到过年一家还能分几条，村里人都没有反对。第二天，村里找了几辆三轮车，去鱼市买鱼，父亲和大伯跟着去了，我在村里等着。中午过后，买鱼苗的车回来了，大大小小拉了三车。有鲢鱼、鲫鱼、草鱼、鲤鱼等好几种，鱼是用水袋装起来的，一路上颠簸有不少于翻了白眼，大人们把鱼袋从车上抬到水塘边，解开口一口气倒在了水里。这些不是鱼苗而是种鱼，来年春天产卵的那种，我第一次见那么大的鱼，心情自是无比激动，看到这一条条大鱼在水中上下窜动着，真想下去捞一把，鱼苗放完了，我也拎了死鱼回去了。像我父亲这样年龄的人，根本不会在意这个地方，因为他的童年记忆已经随着挖掘机的隆隆声，而不知去了何方。比我小的孩子也不会在意这个地方，因为等他们记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他们看到的又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只有恰恰在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才会在意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我童年的游乐场。这地方埋藏的记忆太多太多，以至于到最后我连多看它几眼的机会都没有。
我常常在路边听村里的老人讲关于开挖此处的看法，他们说挖了那片地就破坏了村里的风水，从此就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也算巧合正应了我国古代神话里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典故。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的，一方面支援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给农民带来了效益不是。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思想还滞留在封建思想的残余里，听他们讲的神乎其神，不经意间还真感觉有点后怕。村里的年轻人和我的观点差不多，他们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主，那些老人就被说成老顽固，老古董，也就只能在人后悄悄的讲一下。而我奶奶说，她只可惜那几百颗树，多好的树，长了十多年了，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树了。我大伯则讲的更可笑，他说这以后地没了，老百姓往后吃啥。我当时还笑话他们老封建，现在想想奶奶和大伯讲的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