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
早已是“物质的暗夜”（海德格尔MartinHeidergger语）和非诗的时代了，却依然不乏更多的诗人和诗爱者，如过江之鲫，簇拥在当代诗坛，营造着或虚构或真实的“繁荣”。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明明是空前的实利主义与物质主义当道的年代，疯狂制造与聚敛财富的年代，却有这样多的人们转而为诗“忙活”，在狭小而不免虚妄的“名誉”空间里争先恐后且不计毁誉而乐在其中，以至偶尔跳出界外看去，竟沾着点荒诞的意味了。
困惑久了，便生出些怀疑：进人新世纪后的这七八年中，当代中国诗歌的表面繁荣下面，是否另有隐忧所在？
拨开繁荣的外衣，其实不难发现，当下诗坛，原是杂语与清音共鸣，文本与人本分裂，中心涣散，边界模糊，价值混乱，典律缺失，问题多多啊！而凡此种种，关键一点，在于本属于生命理想之仪式化存在的诗歌创造，已越来越普遍地为“话语盛宴”的游戏化、娱乐化所替代——所谓诗歌写作与诗歌文本空前高涨的背后，是诗歌人格的普遍矮化与诗歌精神的普遍失血，以至成了当代国人“平庸”与“郁闷”的发泄平台。
诗人是诗的父亲。“一个诗人既然是给别人写出最高的智慧、快乐、德行与光荣的作者，因此他本人就应该是最快乐、最良善、最聪明和最显赫的人。”（W·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而“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歌德《歌德谈话录》）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享有“诗人”的称誉，早已不仅仅是单纯文本意义上的认领，而更多是基于人本意义上的指待——作家、画家、音乐家、艺术家以及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等等。古今中外，只有“诗人”在超乎常人的劳绩与贡献之后，依然被有意味地挽留在“人”的称谓中，这“意味”何其微妙？
或许，在诗人之外的任何行列中，我们都多少能理解并接受其成就与人格的分离，但唯有在诗的创造活动中，我们总是更愿意看到并乐于接受，那些将人本与文本完美地融为一体的诗人的存在——阅读这样的诗人，已不仅仅只在他所创造的诗性文本，更来自他所体现的诗性气质、诗性精神和诗性生命形象——在这样的阅读与感动中，人们更多看重的，是生命的重量而非艺术的“文身”。而放眼当下现代汉语诗歌领域，这样的阅读，这样的感动，似乎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稀有的经验。
由此想到古马，一位既陌生又熟悉的诗人朋友。
二
知道古马很早，一直爱读他的诗，感觉他是当代诗坛中，少数几位真正能触及西部诗之灵魂的诗人。但面识古马却很晚，且总共也才匆匆见过两面，仅从形迹往来而言，算不上熟悉。不过诗人之交很有意思，常常多年同处一地的，却越处越远，很远方的知音一时见了，便成至交；有的诗人我们只能敬重他而热爱不起来，有的诗人既让我们敬重又让我们觉着可爱而亲和无隔。这里面的缘由很复杂，气味、情趣、功利以及缘分之外，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暗藏其中。
第一次见古马，是2002年暑期陪叶维廉先生去西北师大讲学，先行一步到兰州见老友唐欣，唐欣便约了古马、娜夜等聚餐客叙。席间这才得识，原来写诗写那么精致不俗的古马，却是一个如此透着“俗”、“熟”而亲的典型的西部汉子。说“俗”，是说平实，不架虚势不设防，本色出场，本真行动，是街头巷尾常见的那种热诚；说“熟”，是说痛快，大杯喝酒，大块吃肉，大声爷气地说自己想说的话，一点隔膜也没有。且一脸善笑，将一副五短身材熔融得如过了霜的软柿子，散布着恬淡的温和。那善笑读久了，又让人读出些幽幽的忧伤，如柿子心里的那点涩，留存着岁月的磨洗与和解。便想起他的诗，解得那样的诗正该是从这样的心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及至酒过半酣，古马式的快语笑声中就隐隐要溅出些泪花似的，忽而便自己申请要唱歌，打完招呼即放开嗓子吼了起来。吼的是西凉（古马出生地）化了的信天游，不确切，也不优美，只是一味的苍凉与粗矿，让人听得心里一阵阵发颤。吼完，仰脖子又是一大杯，红柿子般安适在那儿，镜片后一双锐亮的小眼睛里，就真的有了些幽幽的泪的闪烁。
过后回忆起来，那次与古马的见面，说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几乎毫无印象，我们甚至没怎么提到诗，以至太不像一次诗人的聚会，能记住的只是与一颗真正诗人的灵魂的不期而遇而莫名地感动。这在我与诗人的交往中还是第一次，匆匆的小聚后好像依然陌生，又好像早已是熟悉的老友，让人觉着就该是这样。
两年后，我在西安收到古马寄来他的代表诗集《西风古马》，带着一种特殊的兴趣潜心研读后，写出了我从事诗歌评论以来最为特殊的一篇诗评文章《执意的找回》。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何以会将一篇不乏思考和学理的评文，写成了一篇连自己也颇惊奇的诗意的散文，莺飞草长，水流云行，纯然是灵魂的对话，感慨的低语，老友相逢的倾诉。在这样的对话中，评论者和被评论者都不再有身份的困扰，只是知己者散漫而真‘诚的交流，有如我在文中所写到的：那缓缓舒展开来的语调，有一种让人心头发颤的韵律，如无名的乐音渗人灵台，淘洗，澄明，敞开，融入，然后领受“青青的阳光漂洗着灵魂的旧衣裳”。而“蝴蝶干净又新鲜”，这样的诗句，到心里就扎了根，还要诠释吗？“森林藏好野兽/木头藏好火/粮食藏好力气”。种玉为月的诗人，藏好了老酒，喝就是了，醉就是了，还说什么？
确实没说什么高言大语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不少诗友的青睐，甚至不无褒奖地问道：还有这样写诗评的？让我很是惬意了一阵。当然，心里是明白的，没有对出自古马从文本到人本的诗歌气质的特殊感动，便不会有这样特殊的写作体验，正如古马所言：写作是从心灵出发的，出发点不同，当然一切都会不一样的。而古今写作，无论为诗为文，语言形式的修为后面，总是要见出些真性情才能生感动发共鸣的，这是心性性写作与智能性、经营性写作的根本区别。我在有“道”而不失真性情的诗人古马这里，只是演奏了一曲复调的和声而已。
三
再读古马其人，已是五年后的2007年暑期。这一次可是有约而来，为诗而谈。
此时的古马，已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盛名在身，一握之下，却惊讶诗人依然如故的那般谦和低调，没有这些年愈演愈烈的所谓“诗人气”。其实这是一个诗人大于诗、诗坛兴而诗歌衰的时代，没有一点定力，很难不被浮躁的时潮裹挟了去的。难得的是，这次还有诗人人邻来会，一位更为低调、秋水长天般的得“道”者，如一杯老茶澄静于古马这罐醇酒之侧，令心仪已久的我好生庆幸。
如此聚谈，便生出些山高水长的话题了。
一直以来，以古马、人邻等为代表的一些当代“西部诗人”，总是被所谓先锋诗歌界划归为主流诗歌媒体推出的诗人，而屡遭误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误会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诗歌生存境遇的恶劣，当代西部诗人一直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民间诗派诗刊的传统，只能依附于官方诗坛发表作品扩展影响；另一方面，官方诗歌媒体在面对民间诗歌强大的挑战下，为更新自己的面貌，也只能将扩容的目光投向看似传统的“西部诗人”。实则随着当代诗歌进程的发展变化，官方与民间的阵线已渐趋模糊，互相渗透，而古马、人邻等代表着“西部诗歌”真义的创作，与主流诗歌的传统走向也有本质性的不同，不能因此作为其价值的判定。遗憾的是，一误再误的先锋诗歌界，对此一直缺少反省。
面对如此的双重尴尬，我看到的古马和人邻却是一派坐看云起般的淡定。在黄河边的茶座上，听完我的一番慷慨之论，印象中总是热烈有余的古马，一时素宁如对岸的远山，好半天吐出一句轻轻的自语：“大家都在争当下，真正的诗人该要的是争千古啊！”
这句话彻底震撼了我——好像已然熟悉了的古马又变得陌生起来，让我重新刮目相看。转而注目河风中滚滚东去的黄河泥浪，我想，无论将来的古马是否真能争得千古，现在能说出这话的古马，已是浮躁当世之清音独出，难能可贵的！
诗人是超越时代（地域）局限的人类精神器官，而非时代与时尚机器的有效零件。那些和当下时代与时尚混为一谈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将无疑会消失在不远的将来。而古马和与古马同道的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西部诗人”们，也许依然要面临“边缘”的尴尬，但只要坚守着这份“争千古”的诗歌理想，这份源自西部精神的铁的沉着和月的澄明，与浮躁的时代拉开距离，就必然会在时间广原的深处，为自己留下了恰切的位置，同时，也为新“西部诗”留下恰切的位置。
种玉为器、待价而沽的时代，独有人种玉为月，渴望布清辉而耀千古——这，才是作为“诗的父亲”该有的心境与人格啊！
——读古马，读出这点感想，又该惬意一阵的了。
原载《文学界》200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