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
1942年4月9日，13时整，经历了四个多月的艰苦据守，美菲联军“最后终于结束”了巴丹半岛的围攻战。根据埃德·金将军的命令，半岛上的1.2万美国军人和6.6万菲律宾士兵放下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许多人负了伤，而更多人正在遭遇疾病的折磨，他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士气低落到极点。
多数人觉得他们被上级指挥官出卖了，那些人曾发誓“援军就在途中”。麦克阿瑟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光彩地溜往澳大利亚，去组建什么“新的司令部”，他们讥讽麦克阿瑟为“防空洞道格”（Dugout Doug）。部分逃走的士兵准备继续展开游击战，他们总共不到2100人，都在巴丹半岛经历了艰苦防御战洗礼，现在，他们越过海峡，加入到科雷吉多尔守卫者的行列。其中就包括陆军中士理查德·戈登、陆军二等兵安德鲁·米勒、约翰·库克以及军医小拉尔夫·罗德里格斯。目睹他们行动的人认为，他们既忍受了人类所遭遇的最为丑恶的磨难，也展现了人类最为美好的品德：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勇气。
随后的26天，日本人用空袭轰炸、舰炮打击和野战炮火覆盖，持续不断地“撼山碎石”。许多落在岛屿要塞上的炮弹，都是日本人在巴丹缴获的“美国造”。到5月6日下午，誓言死守科雷吉多尔的温赖特将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中午，日本人凑足了小船、驳船等运输工具，将1.5万名美国和菲律宾战俘，从这个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岛屿转运往巴丹半岛南部的马里韦莱斯（Mariveles）。5月8日，这批战俘沿着他们同胞“死亡行军”留下的血迹，开始了艰苦跋涉。
理查德·戈登，美国陆军中士
菲律宾，巴丹半岛
1942年4月9日
当麦克阿瑟意识到他手下的菲律宾部队无法阻止日本人的时候，他又回到“橙色战争计划”（War Plan Orange）的思路上，该计划中规定，一旦无法抵抗时，便撤入巴丹半岛内部。但是，麦克阿瑟计划的执行却遭到了失败，尽管他已将援助物资调运往北方，提供给在那里与登陆吕宋岛北部的日本人作战的菲律宾部队，但是军队撤出的时候，却将大量的食品和其他物资遗留在了防线上，而这些正是日后在巴丹所急需的东西。当我们被逐入巴丹半岛时，我们已得不到足额的配给量了。
1月12日（1942年），麦克阿瑟下令配给额度减少一半。大约在2月6日前后，配给量又再次减半。到了4月间，日本人对我们的包围圈逐步缩小的时候，我们每天只能靠不到1000卡路里的食品维持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战斗简直是不可能的。
大多数运送补给的船只都被日本人击沉了，他们将吕宋岛四周的水域封锁得像铁桶一般。在巴丹半岛的最后两个月，我们每天吃两次马哈鱼罐头和米饭。我们一直在坚守，指望事态能够向好的一面转化。士兵的体能在这段时间内迅速下降。在我们搞清楚所处的境遇之前，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战斗力了。
人们因感染疟疾而倒下，疾病蔓延的速度极快。到3月底，每天被送到野战医院的病患达1000人。最后抵御日军进攻的部队战斗力仅剩下三成左右。
日后我曾听说，战争部长史汀生说过“有时人必须去死”这样的话，那时我们在心里也暗自盘算，增援肯定是不会到来了。事实上也是这样，援军从未出现。但是从一名职业军人的角度看，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人都很年轻，他们才刚刚应召加入军队或国民警卫队，几乎没有接受过什么像样的训练。对于他们而言，没有援军就意味着陷入绝境。
4月的第一周，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我们的军队不会援救菲律宾了。我们知道，拯救我们的行动要依靠美国海军。但是珍珠港已被摧毁，我们的前途几乎是确定了。
接着，我们接到了放下武器向日本人投降的命令。直到那时，我们还从未设想过投降这种事会发生。许多人在听到命令时都落泪了。没有比这更痛苦糟糕的事情了。我们依然还抱有希望，“山姆大叔”（Uncle Sam）总会想方设法让我们摆脱困境。在坚守巴丹半岛的四个月期间，我们不断得到承诺，我们也相信这样的诺言。我们之所以抱以信任，那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声称，正在为我们输送武器、装备，还有其他所有的物资。麦克阿瑟将军说过：“坚持住……不要放弃任何阵地。食物补给和增援部队就在途中，那是上百架的飞机，数千名的战士。”毫无疑问，我们就是靠这些传闻坚持下去的。但是，传闻毕竟是传闻，谣言从来就没有变成现实。在4月9日那天，我们发现，援军连个影子都没出现。
除了投降之外，埃德·金将军别无选择。他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要知道，战争结束后，他完全有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可能。金将军明白，这些人（6.6万菲律宾人和1.2万美国人）的生命是掌握在他手中的。但是，日本人不想接受金将军的投降。从未有官方的文件命令巴丹投降。埃德·金将军把他的点45口径手枪放在桌子上，然后坐下，将自己交给了日本人。他没有被允许返回部队，而是由他的一名参谋军官回来宣布投降生效。
可是，我没有选择投降。我和其他的一小群士兵，还有我的朋友埃尔默·帕克斯藏在一座被称为芒特巴丹的山上，避免缴枪投降。过了两三天，我们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四处寻找吃的东西。我们不巧正碰到一支日本巡逻队。大约15个日本兵从丛林里冲出来，我们被俘虏了，日本人开始殴打我们，把我们几个打得半死。他们搜走了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押着我们往他们的军营走去。途中，我看见一名美国军人被绑在一棵树上——他已经被刺死了。他的名字叫詹姆斯·艾维，是从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来到菲律宾的，日本人拿他做刺杀练习的靶子。
日本人将我们带到一个转运区，我们已经有数千名士兵聚集在这里，这是一处战俘集结点，日本士兵把我们驱赶进这个四周用栏杆围起来的一片空地。就在那时，我和帕克斯失去了联系，四十余载渺无音讯。
我们被扔进关押区时正值午夜，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关押在这地方的数千人，全都疲惫不堪地躺在露天空地上。这里没有厕所，四周到处是散落的排泄物，肮脏不堪，环境糟糕至极。那些负伤的人，或感染疟疾的患者，只能躺在那里自己忍受伤病的折磨。我找了块地方躺下来，等待漫长的黑夜过去。
安德鲁·米勒，美国陆军二等兵
菲律宾，尼科劳斯机场
1942年5月6日
12月份的第一次空袭之后，我们从尼科劳斯机场转移到巴丹——夹在马尼拉湾和中国南海之间的一个半岛。海港防御大队在此布阵据守，他们设在湾口处四个不同岛屿上的大口径火炮，为进入海湾的通道提供保护。其中科雷吉多尔岛是面积最大、防御设施最好的。我们的意图是坚守住岛屿，直到海军对我们提供增援。真是不可想象，根本就没有任何增援。
我们的作战单位被派遣到巴丹时，指定任务位置在133公里界标处附近。我想，你可以称此地为前线，而“小日本”（Jap）[15]则称这里是“抵抗干线”，即我军抗击他们的主战线。4月3日，这帮“小日本”开始进攻我们暴露的左翼阵地。
4月8日下午，这些“小日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太远了，我们坚守在一座小山上，有好几个人被击中了。我们能为伤者所做的，只有注射吗啡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因为没有其他办法来挽救他们。
但是，当阳光终于出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正在尝试安排一个投降行动。见鬼去吧，我们可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主意。于是，我们跑向山脚下的海滩，找到一只小划子。随后，我们往科雷吉多尔岛方向划去，这可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潮汐就要来了，那是出现在海湾水域的一种涌流。我们划到了距离科雷吉多尔岛四分之一英里处时，只见岛上除了浓烟和尘埃，别的什么也看不到。我们再回头遥望巴丹半岛，景象是同样的——半岛被烈焰吞噬，情况一团糟。巴丹上空布满了飞机。朝海湾方向望去，我们可以看见“小日本”海军舰只的轮廓。我们也无法走水路到马尼拉去，这是一片鲨鱼四处出没的水域。
我逃往科雷吉多尔岛。我的预感是正确的。他们还有许多食物，而且是足够多。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四周时间，直到科雷吉多尔投降。
约翰·库克，美国陆军二等兵
麦金利山要塞基地野战医院
1942年4月9日
投降之前几天，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大攻势，他们出动大批飞机空袭，使用重炮火力轰炸。我没有在前沿阵地，而是担任对空监视，我的哨位设在一个搭建在两棵树之间、大约离地面50英尺高的平台上。我在早晨进入监视哨岗位，我的任务是，如果发现“小日本”飞机出现，便用一个警报器向同伴发出空袭警报。但是，大约在上午9点30分，日本飞机从逆光方向飞临马里韦莱斯山上空，向地面的野战医院投下一颗重达550磅的炸弹，命中了这个有88人的救护场所，尽管当时野战医院已经打出了一个红十字标识。
我们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投降之前的那个夜晚，护士们被安排用一部公共汽车和一艘驳船转送到科雷吉多尔岛去了。
当我们接到投降命令时，第1野战医院的军医临时找来一条白褥单，达克沃思上校举着这面代表“宣布垮台”的缴械标志，上面还拴着他的子弹袋和点45口径手枪。一些军官和年长的军士把我们的枪炮交给了日本坦克部队。
日本控制区
美国战俘监禁地
菲律宾，巴丹半岛
1942年4月中旬
巴丹半岛上的枪炮声沉寂下来了，但对于战俘们而言，却是无尽苦难的开始。日本人没有多余的食物、饮水、衣服和药品。日本兵开始进行所谓的“搜查武器”程序，实际上就是一个掠夺战俘随身携带有价值物品的借口。手表、戒指、军衔徽章、香烟等，还有长筒靴或皮鞋、餐具、饭盒、背包，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也不放过——他们劫夺了战俘在囚禁期间所必需的一切物品。
“搜查武器”程序结束后，日本人就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将战俘们进行任意编组，每100人至300人编为一个大队，然后被带进茂密的丛林。一个战俘纵列刚离开，另一个编队马上随之开拔。
到4月12日，全部的战俘编队——数万名被饥渴、伤痛、病患折磨的人，进入到已完全陷落的吕宋岛腹地。数量非常有限的日本卫兵，难以胜任押解如此众多战俘的任务，队伍在一片乱糟糟的状态中行进。当由于泥泞湿滑所引发的麻烦问题出现时，日本卫兵便使用手中的刺刀和军刀——他们的指挥官已下令不许“浪费”子弹——来恢复秩序，血迹洒满了林间小径。致命事件第一次发生了，但很快，类似的事情便蔓延开来，行进演变成了一场混乱无序、群体灭绝性质的屠杀。不管是因疲惫和疾病而体力不支的，还是因恐惧而导致掉队的，凡是不能马上回到日本人规定队形中的俘虏，统统被日本士兵刺杀或砍头。
这难熬的几个星期充满了恐惧。尽管没有官方的正式报告，因为日本人不许保留记录，同盟国方面也没有承认，但根据那些幸存的生还者估计，在这次“死亡行军”过程中，有超过2000名美国人和1万名菲律宾人丧失了生命。
日本人还屠杀了数以百计的菲律宾平民，经常性的原因，仅仅是他们对战俘表示了仁慈的态度。在一次恐怖的、有案可查的事件中，一名日本兵用刺刀杀死了一位菲律宾孕妇和她腹中的婴儿，“罪名”是给了一名美国战俘少许食物。
数千名战俘被送往小城圣费尔南多，那里是一条铁路的终点站，他们被硬塞进狭小的货车车厢。在闷热憋气的闷罐车内，战俘们如同沙丁鱼罐头般拥挤成团，由于窒息、疲劳和疾病，车厢内随时都有战俘断气。许多患上痢疾的人，实在憋不住腹泻就在地板上解决，车厢里到处都是屎尿和呕吐物。狭窄的空间里充斥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列车终于在卡帕斯停靠，日本士兵刚一打开车门，战俘们便争先恐后地向外冲出。那些在旅途中死去的战俘的尸体被扔出车外堆在一起，日本人将汽油浇洒在上面，然后付之一炬。
对于随后即将到来的耸人听闻的恐怖经历而言，这趟旅行只不过是一个前奏。据幸存下来的人推算，在“死亡行军”整个进程中，他们平均每走10英尺，便有一名战俘死去。然而在许多时候，那些被强迫进行急行军的活人，甚至对死者还抱有几分羡慕。
4月24日，超过5.4万美国和菲律宾战俘被驱赶进入位于吕宋岛西部一个面积不足1平方英里的区域内。战俘们把这个地狱般的场所叫做“奥唐奈营”（Comp O’Donnell），日本人则称这里是一处“战俘处理转运中心”。
由于营养不良和体能衰减，许多战俘甚至连走进木棚小屋的气力都没有了，干脆就用棕榈叶当铺垫，在露天户外席地而卧。这是个几乎没有遮挡的光秃之地，全体战俘就暴露在太阳的酷晒下。他们躺在自己排泄的粪便上面，被成群的苍蝇和蚊子蹂躏着，因为患上了疟疾、坏蛆、痢疾、伤寒等，发烧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他热带疾病也在折磨着战俘，但是从来没有医生来看过他们。每天，垂死者就达到50人。之后的情况更加恶化。六周时间之内，在每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永远闭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