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曾说，历史是一颗钉子，用来挂他那小说的衣服。历史也许在文学家手中仅仅是工具，可现实的历史不会被任何人左右。它呈现各种各样的色彩，无论什么颜色都是给人们的一种考验，但更多的是褪去一切色彩的启示。中国跌跌撞撞地经历了封建王朝被凌辱的末年，蹒跚地走过一次次被革新的土地，见证了无数次希冀改变现实世界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时而沉沦于巨大的痛苦当中，时而深吸长气而抬首。或许这段历史是灰色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但当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为它洗尽尘埃的时候，它会现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小船驶出大船的希望
“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的辉煌成就。”西方文明的缺陷在一战后凸显出来，就连西方的思想家也对其产生了动摇。1920年，来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面对一个古老而深邃、腐败又复杂的中国，通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分析，说出了这句话。当罗素承认西方文化有一定缺陷，并且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质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向对西方文化抱有好感，于1919年初在欧洲游历的梁启超，亲眼目睹了战后欧洲一片狼藉的荒凉景象，写成了《欧洲心影录》。他在文中感叹：“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曾经满怀着对西洋文化的憧憬，曾以为能引进西方思想救中国，如今这种想法发生了改变。西方文明非但没有让西方人更加明智，反而使其陷入一片混沌。当时，一位美国记者对梁启超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
直言西方文明破产，未免过于极端，但它的弊端在一战中已经暴露出来。对于中国人来说，照搬照抄只能步别人的后尘，所以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试图寻找一种更适合中国的体制，来使自己受欺侮的民族重拾尊严。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孕育了一大批中国革命分子，为他们打开了眼界。李大钊远走日本，观看日本的国体模式，曾钦羡不已，后又听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立刻嗅到了一些不同于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味道，遂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人。邓小平年少离川，顺大江而出海，远离祖国赴法国巴黎，在那里结识了很多留学生，看到他们在各种思想激流中摇摆不定。邓小平结识了聂荣臻以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又与周恩来结成好友，亲眼见证了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创建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他们在留法学生中播撒革命火种，也向远方的中国传送革命真理。守望在湖南的毛泽东，虽然没有远赴异国他乡，却不断地与国外的青年朋友通信，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之路。
无论在国外或在国内，青年们为探求出一条新的道路，日夜奔走。虽然西方文明并不是完全有益的，但至少它为中国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革命复兴模式和革命思想。同时，这些青年们亦策划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更具希望的党派。
1920年2月，一个清冷的早晨，从北京城朝阳门悄悄驶出一辆带篷骡车。骡车穿过通州，经廊坊，直奔天津而去。车上坐着两位商人打扮的人，他们正在轻声交谈。当时没有人注意到那位戴着金丝眼镜、貌似账房先生的人正是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陈独秀；另一位穿着长袍马褂、貌似东家的人正是护送陈独秀的李大钊。在这段惊险的旅程中，他们计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伴随着一战前后对于
中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与反思，以及“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新启示，大量从国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和国内思想先进分子，逐渐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转向研究、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没过多久，一些共产主义组织在各地建立起来，但却分散各地，并没有统一的力量。在当时，迫切需要一个统一政党。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准备，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位共产组织代表，包括国内与国际共产主义者列席会议，讨论召开一大的筹备情况。但是关于秘密会议的消息竟然传入法国特务的耳中。7月30日，众人正在激烈讨论时，外面放哨的人匆忙奔入，告诉他们马上转移。就在众人撤离不久，会场就被法国特务包围。
当晚，月亮高高升起的时候，一艘游船滑入水中，在嘉兴南湖上缓缓荡漾，周围除了水声，就只有船上人的呼吸声。代表们转移到湖上商讨，最后大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曾参加这次会议的毛泽东主席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民族最紧迫
的时刻，这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无疑成了国家摆脱西方殖民者的一个有力的组织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方针与资产阶级政党显然是不同的，它更重视发动基层力量。亘古以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管是为君治国也好、起义也好、改革也好，得到越多人的支持，获胜率自然就越大。资产阶级政党常寄希望于少数人的领导作用，但常常看不见底层人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却非常重视这一层关系。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领导了一系列工人农民的群众运动，引发了中国现代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各种运动的过程中，许多青年党人受到锤炼，有的半路离去，有的经受住考验，坚持到最后，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高纲领，而最低纲领则是解决眼前被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危机，达到民族独立，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纲领仅仅是革命的指导方向，却并不能固定革命的形式。清朝的覆灭留下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虽修修补补，却未能真正找到出口。不过，船是巨大的，修补需要的力量不能只是一党一派，需要更多力量的注入，不管是人力的、物力的，还是精神上的。
合作与分裂，走出效仿的囹圄
今日的上海香山路7号，橘色小楼在树杈间若隐若现，拱形的门洞和窗棂，一眼便知是老上海时期的建筑，别有一番风情。这里曾是孙中山先生及其夫人宋庆龄的故居。穿行小径而入，手触门廊坐椅，粗糙的木质材料，红色和绿色的油漆已经掉落，昭示着时光的飞逝。在这里，孙中山先生度过了一段忧心的日子，也是在这座小楼中，拉开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序幕。
1922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林伯渠的陪同下，缓步走进了香山路7号，在此处会见了孙中山。二人坐在桌旁，一边饮茶一边谈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在这次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李大钊均有意进行党派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致力于控制和瓜分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战败国土耳其等国干脆采取分治政策。但当他们凑在一起研究如何处理虽为战胜国却没有一点战胜姿态，反而畏畏缩缩、仰赖西方帝国的中国时，倍感棘手。中国的地域过于广大，人口众多，国内也有各系军阀和强大的党派，帝国主义国家根本无法直接插手中国事务，他们只好寻求另一种控制模式。对于西方帝国来说，此时的中国就如一个棋盘，军阀就是棋子，而他们就是弈者，他们可以通过诱惑军阀与他们合作来控制中国。棋子在互相厮杀和吞噬，但操控者却绝不是棋子，而是下棋人。中国的战火弥漫越快，国内经济越乱，帝国主义国家越有机可乘。但与此同时，局面的混乱却让许多中国人看清了西方帝国的阴谋。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人似乎看到的希望曙光转瞬破灭，痛苦排山倒海，比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孙中山常站在窗边沉思数个小时而不得其法，为了再创国内共和局面，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奔走南北，四处联络，希望借助一些地方实力派打倒北洋军阀各派系，他的行为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进行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孙中山无休止地奔走，而北洋军阀这块巨石始终没有被他搬动。
鲁迅曾说过：“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要流血；即使流血了，也未必能改变。”孙中山的梦醒了，一场革命的领导人，最怕的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他认清西方社会虽然美好却也制造了更大的不均时，就知道那种制度不适合中国。人于梦醒时分常心身俱灭，无尽绝望，但当一丝曙光从帘外射进来的时候，希望似乎又再次到来。俄国的“十月革命”让孙中山格外惊喜，他觉得这条道路适合中国，恰恰在这时，他发现小楼的窗外，一个新的党派——中国共产党正逐渐崭露头角。
宋庆龄女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由衷地感叹：“孙中山……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显然，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友好和赞叹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农民、工人阶级中颇具影响力，与之合作对革命才有前途。双方在共同面对军阀和列强时，同时意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困境，唯有寻找更多的助力，联手是最有效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