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喜欢从泱泱大国开始谈起，历数光辉璀璨的文明，笑论王朝更迭的变迁。因为悠久，所以珍贵；因为沉淀，所以深厚。站在历史的一座座丰碑前，以史为鉴，那些韬光养晦的谋略、刀光剑影的搏杀、治乱兴衰的经验，便全都了然于胸。
漫漫水文化生生不息地流淌在中国土地上，水一样的智慧常常令多舛的国家柳暗花明，曲径通幽。一次次的苦难是一次次的洗礼，磨砺了古老民族的斗志，也历练了中华少年的勇气……
滔滔水患与统一意识的凝结
灾难是任何文明都惧怕的东西，它会摧毁人类一切智慧结晶。当古巴比伦的巴别通天塔倾倒于年久失修和外来征讨者的铁蹄之下时，当许多古代世界奇迹消失于历史洪流之中时，人们就对灾难深恶痛绝。然而，恰恰是这些灾难让一个国家凝结成一个文明之邦，且存留了数千年之久。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人类互相残杀，暴力和罪恶充满人间，上帝后悔造了人，于是想要消灭地面上的一切生物，但他又舍不得消灭所有生物，于是引发了一场大水。他提前告诉他认为有道德的人——诺亚，让诺亚带着家人和少数生物，乘坐船只活下来，开始新的生活，重新繁衍生命。
2月17日那天，诺亚600岁生日，巨大的水柱从地下喷射而出，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大雨日夜不停，下了整整40天。水无处可流，迅速上涨，比最高的山巅都要高出15英寸。凡是在旱地上靠肺呼吸的动物都死了，只有方舟里的人、动物以及植物的种子安然无恙。方舟载着上帝的厚望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汪洋上，直到后来上帝让水退去，诺亚他们才活了下来。
有关洪水的神话，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史册中都有过记载。这些民族或者国家大多数因其人民肆无忌惮地挥霍财物和浪费土地而被毁灭，后来借助天神的力量得以重新生存繁衍。《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其中也有特例，人类战胜了自然灾害，以自我的力量站在土地上继续生存，例如，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的故事。
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因为时光的漫长，久经传诵之后被涂抹了许多传奇的色彩。但传说毕竟不同于神话，从一些史料中有据可查。相传，黄河流域终年黄泛，四岳十二牧部落首领推举鲧（禹的父亲）来主持治水。鲧带领人们修筑梯田，以“堵”的方式阻断水泛。可惜洪水太大，势不可当，百姓仍受苦连连。于是，部落首领又推举禹来治水。禹勤奋聪明，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采取了“疏导”的方法，引滔滔江水畅流入海，不但成功治理了水患，更因此在民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中国古代水运，历来与国运息息相关。于是，“为民治水”成为历代君王的主题之一。远的不说，仅以清朝为例，乾隆皇帝曾在高家堰修建五座水坝，分别命名为“仁”、“义”、“礼”、“智”、“信”，非常有效地保证了沿岸大堤的安全。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又制定了《清口水志》，确保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下游各州县免于水患的灾害。乾隆四十九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时，下令继续修筑范公塘石坝。鱼米之乡多年的富饶与沿岸水利的治理密切相关。乾隆皇帝几次江南之行，对当地的“治水”意义重大。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特别重视治理水患，并关注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安方有盛世，治水是治国的第一要务。德国著名教授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治理国家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他不懂中文，却以学者睿智的眼光指出了其中的同一性。
失去水，人类将无法生产和生活，然而“水满则溢”，滔天的洪灾也同样会给人类带来生存的威胁。水患影响的范围越广，治水就不能只是一个部落能够解决。长江、黄河横贯东西，穿越大片土地，绵延千里，低下的生产能力、粗笨的劳动工具、传统的抗灾方式，在自然的强大力量面前，显得柔弱无力。对于强大的自然来讲，人类还只是个孩子，凭借一个个弱小部落的单打独斗，想要抗击巨大的水患，无异于以卵击石。显然，只有部落之间互相联合，才能够从根本上起到治理的作用。因此，部落会议、专门的治水领袖就有了存在的必要。人们发现聚集于一个权威者的身旁，渡过一切苦厄似乎也不那么辛苦，于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意识由此而生。
水和人类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它既养育了人，又让不少人因其而失去生命。《孟子·梁惠王下》所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即指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如在深水，如遇烈火。后世常用“水深火热”来
形容民不聊生的疾苦，这四个字饱含了历史的悲情和人民的痛楚。然而，就在这“水深火热”之中，往往锻造出更坚定的灵魂。
滚滚长江，滔滔黄河，浩瀚如烟，盛满了一部治水的历史，也孕育了一种悠远的水文化。中华文明因水而铸就，文化因水而凝结，并且在水的滋润下增加了涵养。这种温润的文化内涵，包容了水的奔腾咆哮，也吸纳了水的婉转曲折，既融汇变通、急流勇退，又随遇而安、落地生根。尽管这个国家罹难不断，饱受折磨，但是因为其民众的天性乐观和友爱，使得国家始终如水中沉香，凝而不散。
水再分流，终归要随大势所趋，万里江河归大海，犹如从天而降的白练，涓涓细流也好，波涛翻滚也罢，总要融合为一，顺山随水，奔向海洋。这与中国统一意识的形成，瞬间有了共同的文化意向。而这种文化意向，将离散的人群再次聚结到一起，携手同行。
成为汪洋中的一滴水
寸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尺水不能却肃邱之大。点滴之水无法润泽桑田，沧海之下则有千里沃土。人身处一个国家之内，如汪洋中的一滴水，看似渺小，实则是成就汪洋的基础，任何一滴水离开汪洋，都会因暴露在烈日之下而消失无踪。海洋不可离开滴水，滴水也无法离开海洋，这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最好比喻。
国家由个体组成，个体的力量在国家发展中的参与力度直接影响着整体的综合力量。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滴水，能否融入群体，更好地发挥作用，关乎整个社会的发展。正如中国古代王朝中的忠臣孝子、英雄巾帼，皆为国家的存留和其精神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单就明史而言，即便是明王朝国破家亡，仍然有许多人物在点缀着历史，为国家唱最后一首安魂曲。
明代四朝宰相徐溥，见惯朝堂变故，告老还乡，尽管晚景凄凉，却依然为救济受灾百姓而掏出养老银两；皇朝没落依然忠贞为国的袁崇焕，至死不改报效国家之志；煤山上吊的崇祯，死前仍挂念明朝子民决不能投降；在战乱中失踪、生死未卜的长平公主曾一度复国。
杜甫曾盛赞三国诸葛亮：“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厚重而含义丰富的诗句，道出了作为一国之臣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了他忠贞不渝、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中国古代许许多多的臣子，也是如此“为民请命”。
人民，亦称“百姓”。在过去，“百姓”视当地官员为“父母官”，简单的三个字却沉甸甸的。既然唤作“父母”，衣食住行就都要“仰仗”父母的照顾，故而，期待“清明政治”实际上就是期待“清官”的诞生。历史上有如徐溥、范仲淹等人开粮仓、济子民的“义举”，他们既作为“父母官”，便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为人民效力。而今，“百姓社会”转变为“公民社会”，公民当然不再只是依靠“父母官”，每个公民都会在他人有难的时候主动伸手帮助。这个“公民社会”的自救能力显然高出过去“百姓社会”数倍之多，因为它更富有“团结就是力量”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