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武职，主要指师氏。师氏的具体职责主要在于领兵打仗。在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员自与率师作战或掌管王之卫队联系在一起，但也不排除有时让他们兼做其他事务。师氏平时管理的对象有虎臣和走马。虎臣系王之卫队，其成员多来自夷族。走马，或称趣马，其执掌为管理王之马政，以古代马匹的重要来衡量，走马之职亦当具有一定地位。
负责王的宫廷事务的官吏最重要者为宰，其职掌为管理王室家族，包括后宫内的事务。任此职者当非一人。与宰相近似的有善夫，或称之为膳夫，其职责为掌管王之饮食。此外，担任宫中杂职者还有诸多小臣，其职责与商代一脉相承。
各类官职都实行世官世禄制。世官世禄，是指王朝的许多重要官职由一些氏族贵族世代承袭，这些贵族并世代享有朝廷封赐给他们的土地作为俸禄。西周的氏族贵族多数都能担任朝廷的官职，职务多为世袭，但并非一概固定不变。也有因某种原因得到升迁或遭受贬黜的，其禄位也会受到影响而变化。这表明王室仍对官吏有升迁罢免，并对其土地爵禄有增加赏赐或予以褫夺之权力。这种制度可算作当时的一项礼制。按礼，所有王官皆须由周王加以任命；新继位的周王，也往往要对已任朝臣重加册命，以体现王对诸官拥有任免权与管辖权。这项册命仪式一般都在王的宗庙内、由王亲自主持进行，被册命者由其上级或王身边的宰臣引导进入庙门以内，面对王立于中廷，听史官代王宣读册命书。命书除宣布王任命某为某职外，同时还宣布赐予受册命者以相应的命服，即与其职级相应的车、马、服饰或弓矢之类器物。最后由被册命者拜答王的赏赐。可以这样认为，册命仪式在王室宗庙内举行并往往由任为王室家务总管的宰来担任傧右（即引导者），本身即表现了百官被视同王室家族僚属的意义。所谓王官的册命制度与世官世禄制正相辅而相成，鲜明地体现了西周政权的特征。
由于武职的施行，使得军队的编制及有关管理制度更加健全。西周有“西六师”及“殷八师”两部分军队，殷八师又称作成周八师。这两支军队都由王畿内任职为师的族邦首领所率领的族兵组成，其中“西六师”由宗周地区一些这样的族邦构成，“殷八师”或“成周八师”则由成周地区一些这样的族邦组成，它们都属于王朝直接指挥的军队，与畿外诸侯之师有别。实际上，西周军队是在商朝三军基础上的扩充与发展。所谓三师，是根据战阵的需要，将军队分作左中右三个方面。在商朝，每个方面是一族战士。商人的征伐每每以出动三族人或3000人为常数（每族千人），三师即三族。周朝的六师，也是按左中右编排，不过将每个方面的军队增加为两族人而已。因而所谓西六师，由宗周畿内包括王族在内的六个强族组成。至于成周地区的军队设有八师，也是仿效商朝的编制。
西周军队的管理系统比较健全。平时，朝廷设有专官对六师及八师进行管理。当时朝廷于各师中往往设有司徒、司马、司空之类官职。此类职官皆由王亲自任免。除此之外，西周时的王及显贵又都有自己的武装卫士或亲兵。其中王所使用的卫士专称为虎臣，以其为职业卫士，并多由被俘获或降服的夷族人充当，故又称之为夷仆或某夷狄族之隶。他们也可以在某位统兵大臣的率领下投入朝廷的征战，但其性质与兵民合一的六师及八师军队实不可同日而语。
西周的军队也包括畿外各诸侯国的军队，它们也当受朝廷的节制并配合朝廷的军事行动。其性质与组织形式基本与王朝的军队相差无几。
施行德治，缓和矛盾
商朝的政治是神权政治，商王无论大小事件皆决于占卜，各种祭祀活动无日不有，包括对上帝、祖先、各种天神地只的迷信笼罩着商代社会，也笼罩着商人的政治生活。商代统治阶级的这种宗教迷信固然是为其现实的政治服务的，但在促使其采取开明的政治制度、协调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却往往起着消极的作用。
商朝的灭亡，暴露了神权政治的弊端。周人眼见受商人顶礼膜拜的上帝及各色神只并未能保住商的统治，相反，倒是各种人事关系的处理不善，尤其是对民情的漠视导致了商王朝的顷刻瓦解。这使他们深自悚惧，他们反复强调夏、殷之鉴，周公对其弟康叔封教诲说：“天的威势并非一定可靠，而民情则是大可让人注意的，小民的利益实难受到保障，如果不注意这些，那就会早坠厥命。”而要做到体察民情，尽力于人事，那就要求统治者具有良好的德性，要施行德治。
德治的内容包括：第一是“无逸”，即要求统治者不要贪图享受和安逸，以此接近民众，了解民情。周公专门告诫成王以及太王、王季、文王“克自抑畏”的话语，其称文王不惜亲自体味普通民众从事的建筑及农田劳作，为“咸和万民”而“不遑暇食”，为省去众邦国君长的供奉而“不敢盘于游田”，因此缘故，文王才能接受上天赋予的大命，使周族从旧的状态走进一个新的发展里程。
“无逸”中一项特别重要的要求是戒酒。鉴于商纣王因酗酒而败乱了他的“德”，以致失去了国家的例子，周公要求周朝统治者以此为戒。同时引述文王在这个问题上的教导：不得经常饮酒，即使众邦君，也只能在祭祀场合下用酒，并且不得喝醉。
其次要做到“慎罚”，即慎用刑罚。周公主张“义刑义杀”，凡刑杀必须符合法律规范；他又倡导对于被囚禁的犯人要认真进行甄别，反复考察多日，才最后定罪。这无疑也是对商朝时“先罚而后赏”做法的否定。
既然施政主要不依靠刑罚，那么治理国家的要务就应放在对于民众的教化和引导上，实行先教而后刑的政策。这是德治的更重要的内容。周公说：“古人互相训导，互相扶持，互相教诲，因此，臣民没有弄虚作假的行为。”由此可见教化与教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实际上，这种社会常规或社会伦常便是所谓周公制定的礼制原则，历来人们盛称的周公制礼作乐，除去有关政治体制的规划外，就其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而言，其主要内容就是制定这样一套社会伦常，所谓“德治”，在很大程度上亦体现为“礼治”。如周礼提倡的处理家庭伦常关系的基本准则“孝”、“友”，便同时是周公提倡的“民彝”的重要内容。
周朝统治者所施行的德治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等级关系的建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使统治者由于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致陷于与民众的尖锐对立中，从而协调了统治秩序，这是有利于政权的巩固的。
德治的对象，也包括殷人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周朝统治者对殷人实行的是一种怀柔政策。周公曾多次嘱咐康叔对待所统治的殷民应采取的政策，要求他配合朝廷，“应保殷民”，使其成为周的“新民”。为此，不仅要按照殷时的刑法治理民众，“用其义刑义杀”，最终达到“以殷民世享”的目的。
周王朝对殷人的怀柔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它大大减少了殷人对周朝统治的对立情绪，除周初的武庚叛乱外，殷人未再发生过反抗周朝统治的事件，这对于西周政权的稳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周公测景图（今河南登封）
经过周公的东征平叛，以及周初的制度建设和施行德治，周王朝逐渐得到了稳固。周公在做了一切安排及指定好相关的礼仪制度之后，便在他摄政的第七年，在新都洛邑举行仪式，将政权正式奉还给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周公功成身退，还政于成王，西周进入巩固时期。成王姬诵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姬诵病倒，担心儿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于是下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不久，姬诵病死，康王姬钊继位。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
成、康时期，继续文王、武王、周公以来对四方的征伐，以至最终奠定了西周王朝的规模。大抵武王时期的征伐仅及于商王畿及其附近地区，周公与成王更将征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原，包括黄河下游及东夷地区，康王时的征服，则不仅有中原地区未尽宾服的方国，而且及于江汉流域及长江下游。
成王和康王两代在从事征服活动的同时，都在大规模地“并建母弟，以藩屏周”。藩屏周室，使各征服地区通过这些新建的封国在周家的统一号令下形成一个共同文化圈（即所谓“华夏”）的作用。要而言之，成康时期，西周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之称为“成康之治”。另外，中国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在成康两代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成康之治”的一大历史贡献。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即秦始皇，采取“实行连横，破坏合纵，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6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秦朝的建立，确立了中国的版图，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社会稳定，经济空前发展，出现崛起和中兴之势。到秦始皇统治后期，他多次大规模对外用兵，大兴土木，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至秦二世即位，他更发展了秦始皇的暴政，致使全国起义斗争风起云涌。公元前206年，庞大的秦王朝灭亡。
秦朝的崛起与中兴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在这期间，社会得以全面发展，其主要标志是：
民族融合。秦朝的建立，结束了分裂的局面，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的相当巩固的华夏民族共同体。
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秦朝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加强了中央政权。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至40多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与经济等事务，在思想文化方面通过“焚书坑儒”等强硬手段，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
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度，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交流。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使得各地区交流变得更加频繁。
科技文化得到很大发展。造纸术的发明以及数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频繁用兵，开疆拓地，以致秦朝版图大大扩展。始皇二十六年至始皇三十三年，他调发数十万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又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迫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他把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