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中，在时代的呼唤下，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仅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七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确切的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有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
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其特点也甚为显著。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一定的超越。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与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and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
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进入19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
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予以修正。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并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
“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
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研究实践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
三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
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
茅盾、赵景深、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比较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还使得文学研究的方式与途径得以更新。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路与方法，但也有一定的封闭性。20世纪初，从王国维开始，援用异文化中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文学加以重新解读和研究，遂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与结论。由此开中国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之先河。试图以A文化的文学理论阐释B文化的文学作品，或以B文化的文学理论阐释A文化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阐发研究”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至有些台湾学者提出阐发研究就是“中国学派”的特色。
尽管这种方法在后来的中国学术研究中被普泛化了，已经不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的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有着以中国的材料为外来学术思想做注脚的弊病，但它的发生和发展乃至普泛化，都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有着深刻的渊源和关联。从比较文学学术方法对其它学科的渗透与影响来说，像“阐发研究”法这样的发端于比较文学的学术方法的普泛化，正表明了比较文学对其它相关学科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和渗透到了80年代后仍然存在并有明显表现。再如，80年代后陆续出版的诸如《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之类的研究成果，虽然都是在中国文学内部谈接受问题，并不属于比较文学，但其基本的方法思路显然与比较文学所主张的国际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影响与接受有着密切关系。
总之，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诸种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学科之一。
中国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积淀，为今天的学科史研究和书写储备了丰厚的学术资源。古人云“盛世修史”，现在20世纪刚刚结束，新世纪已经拉开帷幕，给中国比较文学修“修史”的最佳时期已经到来。通过对一百年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的系统整理、研究、盘点和评说，进一步激活学术传统，使新世纪的比较文学从过去一百年的传统中获取丰富的营养与启示，这也是比较文学学术史写作的根本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