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意见，对“中国学派”的提法持审慎的态度。如严绍璗起初也表示赞成“中国学派”的提法，但后来他意识到：“研究刚刚起步，便匆匆地来树中国学派的旗帜。这些作法都误导中国研究者不是从自身的中国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而是堕入所谓‘学派’的空洞概念之中。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常常是后人加以总结的，今人大可不必为自己树‘学派’，而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运用到切切实实的研究之中。”
（严绍璗《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实证”的方法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王宇根认为：“提不提‘学派’大可商榷。原因有三：第一，比较文学向来主张多中心，多视角，提出不同理论主张和不同视域的融合，学派这一概念隐含着将视域圈定在某个中心之内的危险，与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不合。第二，就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而言，同样可以存在多种流派、多种理论、多种方法。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学派在历史上是自然形成的……能不能形成一派，历史自会有公正的评说。”王宇根：《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第59—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看来，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实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把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形成看成是今后努力的方向，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三种是热情鼓吹“中国学派”，并且认为中国学派已经形成。近年来又为中国学派总结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学派”是与所谓“阐发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台湾学者古添洪、陈鹏翔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说：
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丰实可辨的理论……我们不妨大胆的宣言说，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
“中国学派”的提法曾一时鼓舞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热情，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开始，它的普遍可行性就受到了许多中外学者的质疑。例如，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1984）一书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孙景尧在1988年出版的《简明比较文学》一书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将它〔阐发研究〕定之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则失之偏颇了。因为，首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是以西方文学观念的模式来否定中国的源远流长的、自有特色的文论与方法论。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及文化的基础上的，而西方文学与文化背景又是同中国文学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两大体系，因此，用它来套中国文学与文化，其结果不是做削足适履式的“硬比”，就是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西方文论的‘中国脚注’。这就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比高低、比优劣的为比较而比较的庸俗比附泥淖中去。
对于这种质疑，陈鹏翔后来在《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和步骤》（台北《中外文学》第19卷第1期）中回应说：“我们考验、修正并且扩展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的适用性，这是主动性的作为，对文学研究有绝大的贡献，怎么会使中国文学〔变〕成西方文论的‘中国脚注本’？”
内地学界热衷提倡“中国学派”及“阐发研究”的，首推曹顺庆。他在近十多年中发表了一系列大同小异的谈“中国学派”的文章，不厌其烦地力主“中国学派”，并认为“中国学派的理论特点和方法论体系，实际上已经显露雏形，呼之欲出了”。他将“阐发法”作为中国学派的特色，有时又将“跨文化”作为“中国学派的根本特色”。他还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五种方法。他写道：
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基本特色，那么，中国学派可以说是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特色。如果说法国学派以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为基本框架，构筑起由“流传学”（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方法为支柱的“影响研究”的大厦；美国学派以文学的“审美本质”及“世界文学”的构想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类比”、“综合”及“跨学科”汇通等方法为支柱的“平行研究”的大厦的话，那么中国学派则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与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
这主张一提出，就有人为之喝彩。有的说曹文的发表，“无疑宣告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向成熟”；有的说这表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开始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理论上的制高点”；有的说，曹文一经发表，“应该说关于这一热点问题的探讨基本尘埃落定”。对此，王向远在《“阐发研究”与“中国学派”——文字虚构与理论泡沫》（《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把所谓“跨文化”作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是不科学的，因为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本质上就是“跨文化”的研究。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法国学派”早就跨越了法国文化与英国文化、德国文化、意大利文化、俄罗斯文化……后来的“美国学派”不但跨了国别文化，而且还跨了“洲际文化”——欧洲文化与美洲文化。王向远对曹顺庆的“跨越东西异质文化”这一提法也不以为然，认为“跨越东西异质文化”的不光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各国，还有非洲、拉美各国，他们的比较文学研究都势必需要“跨越东西异质文化”。
仅以日本来说，它们的比较文学研究比中国搞得早，近百年来没有中断过，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如果也要提出一个比较文学的“日本学派”，那么它的特征之一恐怕也是“跨越东西异质文化”。鉴于曹顺庆先生把“阐发法”视为“中国学派理论大厦的第一根支柱”，王向远的文章里还重点分析了所谓“阐发法”问题。他指出，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基本上使用的是外来的理论和方法，要是从“阐发”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20世纪的中国的这些文学研究就都属于“阐发研究”，然而，我们因此就能说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都是“比较文学研究”吗？王向远还认为，把“阐发法”作为中国学派的“特征”，把它提到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地位，与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也不相符合。因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典型领域”也是中外文学关系。在这方面有许多是经得住推敲和考验的学术精品。单拈出一个“阐发研究”，根本不能概括我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也不能概括现状，更不能指导和预测未来。而且，以“阐发研究”作为“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那就无异于将不属于“阐发研究”的比较文学研究摒于“中国学派”之外，这种做法对我国比较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公正的。
二、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立场与话语属性问题
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引起反响，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立场问题，关于比较文学的“话语”属性问题，便被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并引起了热烈讨论。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曹顺庆、杨乃乔等首先提出了所谓“失语症”的问题。如曹顺庆在《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一文中说：“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的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虽然学术界对这样的判断并不普遍认同，但有关“失语症”的话题，却引起了比较文学界对文化立场和话语属性问题的思考。许多学者写文章探讨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如何打破西方“话语权力”的垄断，如何处理固有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乐黛云在《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的原则》（《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中引用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一词并加以阐发，作为多元文化共存的基本原则，来弥补文化相对主义的不足。她所谈的虽属于文化问题，但它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树立正确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也是有益的。乐黛云还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近百年来，由于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几乎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为己任”，因此她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应该突破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比较文学的民族性应是其国际性的基础。
孙景尧在《全球主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西方人提出的全球化“其实并非是彼此互动的真正的全球化，而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因为，这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其消费意识形态的传播，‘强化’他国（主要是第三世界）去‘认同’和‘归属’西方中心主义的许多‘规格’和‘标准’的全球化”。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而“民族主义”在西方虽然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而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却一直是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动力”。他提出，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尊重各国文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民族性特点。对于比较文学民族性的强调，有的论者提出反论。
王宾在《“主义”中的问题——与孙景尧先生商榷》（《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4期）中，对孙景尧的观点提出反驳。他说：“在这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另一种非学术性的、虚张声势的‘文化帝国主义’情结或曰‘华夏中心观’的当代版。它不仅为亨廷顿之类的冷战的遗老遗少们提供炮弹，客观上与当前中国‘要合作、不要对抗’的外交政策唱反调，而且有悖于改革开放的国策。”
王文甚至认为孙文强调比较文学研究应该基于民族性特点这一看法是“大成问题的”，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文化的精神产品，研究者必须树立跨文化意识，‘民族性’在《主义》的上下文中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更要不得”。他最后提出：“比较文学要健康发展，就一定要铲除对抗情绪，树立合作意识。”不过，王宾先生的批评似乎“火力偏高”。平心而论，孙景尧的文章无非是提出了面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不是什么“外交”问题，更不是“国策”问题，而只是一个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合作”应该是有前提的，而“对抗”则往往出于迫不得已。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不提、甚至放弃“民族性”，实质上往往就意味着无条件地认同西方“话语”。这样以消解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为代价的“合作”，恐怕“更要不得”。
三、关于影响研究问题
早在1980年代初，钱钟书就提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季羡林在1985年写的一篇题为《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的文章中特别提倡影响研究。他说：
我们一定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求材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寻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中略）那些一无基础，二无材料，完全靠着自己的‘天才’、‘灵感’，率而下笔，大言不惭，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自欺欺人的所谓平行发展的研究。
事实证明，老一辈学者的这些提醒非常及时和必要。对于兴起不久的中国比较文学来说，如果我们对中外文学关系的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没有研究，都没有系统的知识，那我们的比较文学就很容易滑向脱离历史、无视事实的玄学，我国的比较文学就无法打下牢固的科学的根基。
但是，由于主张“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早已受到主张“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的挑战，在中国某些学人的眼里，影响研究已经“老化”、“过时”了。因而就试图对“影响研究”实施“颠覆瓦解”。从陈思和教授的有关文章（《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1998年第1期，2000年第2期）来看，要对“影响研究”进行“颠覆瓦解”的理由，大体有三：第一，影响研究只研究文学的“贸易关系”，只是寻找影响的“线路图”，而不能进行美学上的判断；这个方法只在法国及欧洲的那个时代适用，现在已经陈旧过时。
第二，“一旦进入了中国作家的创作世界，就难以分辨哪些材料是外来影响哪些是独创”，影响研究的实证方法无法对“影响”加以实证，因此，“考据方法，表面上科学，实际上很不科学”。第三，认为谈中国文学受到了外来“影响”，就会得出“中国都是在模仿中生长”、或者中国文学“不成熟”的结论，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平等”，因而认为“考证影响是非常危险的”，应以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来取代影响研究。
这些“颠覆”影响研究的言论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为此开辟了讨论的专栏，陆续刊出了十几篇文章。有的表示赞同，如谢天振在《论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影响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4期）中认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题，为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跳出了通常的‘西方施发影响，中方被动接受’的思路。这样，研究者在审视中外文学关系时，不再停留在中国作家接受外来影响的所谓‘事实’上，还会从中外文学对等意义的层面上，更多关注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