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与东方（亚洲）各国文学的文学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东方比较文学”，是与“中西比较文学”相对的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与印度、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等东方各国的文化与文学关系源远流长，为比较文学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提供了许多诱人的学术研究课题。因此，相比于中西比较文学而言，东方比较文学的更多的是以实证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多以厚重、扎实、细致著称。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的外来文化中英语文化几乎独占鳌头、西方学术理念占绝对优势的大环境中，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兴盛，是一道特别的学术文化风景线。
（第一节）中印比较文学
中国与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历史。中印文学关系史也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我国最早的一批有分量的比较文学成果，大都出现在中印比较文学的领域。正是中印文学关系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生成。近二十年来，糜文开、丁敏、季羡林、赵国华、阎云翔、张光磷、郁龙余等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成果。
一、以佛典翻译文学为中心的中印文学关系研究
此时期，随着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恢复和繁荣，在佛典翻译文学及以佛经为中心的中印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若干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首先要提到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其中，印度问题专家糜文开（1909—）的长文《中印文学关系举例》，以大量的资料考证，说明印度佛教故事吸收了我国的月中白兔的传说。他说：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印度有关兔故事中，既没有月中有兔的迹象，那么，当然我国月中有兔的传说，绝非来自印度。反之，我国自西晋时，月中有兔的传说流行开来以后，懂梵文西行求法的僧人，东晋时就有法显、智猛等结伴而去的几批人。这样，在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的三四百年中，华僧的西去，西僧的返印，都可将我国月中有兔的传说带到印度去。因与生经的兔王升天的故事相近，并与吠陀经“到月球之路”的解释相符合，所以被印度人采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中去。
此前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指出印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而糜文开的这篇文章，却证明了印度文学所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而为中印古代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交流提供了例证。
另一位台湾学者丁敏（1956—）女士于1996年出版《佛教譬喻文学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佛典翻译文学的专门著作。丁敏所研究的是佛经翻译文学中的譬喻（音译“阿波陀那”）文学。涉及的经典主要有《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大庄严论经》、《法句譬喻经》、《出曜经》、《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百喻经》等。全书以原典研究为基础，按照历史演变线索铺叙了譬喻文学的流变，即为譬喻文学整理出了纵向的历史线索。然后，又对重要的譬喻文学经典做重点分析，既从佛理的角度阐述其寓意，又从文学的角度对它们的构成形式、内容、主题、修辞技巧等进行分析，最后，对譬喻文学在中印佛教史上的作用，对譬喻文学的语言特色做了综合阐述。作者在佛教修持方面有切身的体验，避免了门外谈佛的浮光掠影，同时又能超乎其外，从语言文学的角度，从中印比较文学的角度，从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角度，对佛经譬喻文学进行科学与客观的研究。因此，《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是一部成功的比较文学著作。在丁敏的这部著作问世后，1998年，台湾的梁丽玲女士又出版了题为《〈杂宝积经〉及其故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的专著，这也是一部长达五百多页的大作，对汉译佛典《杂宝积经》中的故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二十年间，我国内地的佛典翻译文学研究，涉足者很少。对此，孙昌武发表了《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对我国佛典翻译文学研究的薄弱现状表示了遗憾，同时对佛典翻译文学本身的构成和概况做了概述性的论述。但在“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方面，在以佛典文学为中心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方面，却出现了一系列成果。其中，阎云翔的近三万字的长文《论印度那伽故事对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影响》，在前辈学者瞿世休、季羡林等人文章的启发下，将印度的蛇（即“那伽”）故事对中国的影响研究推向深入。此前，台静农、瞿世休、季羡林等，都认为中国的“龙”是从印度传入的。阎云翔则以大量材料证明：“印度的那伽故事通过口头流传和佛经汉译两条道路传入中国，经过长期和广泛的流传，作为一种印度来的‘龙故事’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了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产生”。
“我们只能说龙王龙女故事是受那伽故事影响而产生的，不能说龙王龙女故事是外来的洋货，也不能简单地说龙王龙女故事是从印度输入的。影响抑或输入，一词之差，具有本质的区别”。他指出：“龙王龙女故事在接受那伽故事影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既吸收了某些因素，又摒弃了某些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还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故事为基础，对那伽故事进行了某些改造和再创造。因此，龙王龙女故事绝非那伽故事的复制品，更不是舶来货，而是接受外来影响的中国创作。”这就矫正了瞿世休、台静农、季羡林等先生早先提出的“输入”的提法。此外，蒋述卓的博士学位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对佛经翻译与我国中古文学思潮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分六章论述了佛经翻译文学对我国中古文学思潮，其中包括志怪小说、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浮艳文风、北朝质朴悲凉文风等方面的影响。此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蒋著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必要的评述、阐发和借鉴。但从总体上看，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深化不足，展开也不够。
我国的古典小说名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西游记》等，与佛典翻译文学、印度史诗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这一课题的探讨与研究得以继续推进。在研究中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孙悟空与印度有关。胡适、陈寅恪、郑振铎、林培志等属于此派；另一派认为与印度无关，例如鲁迅认为：“我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
（无支祁是晚唐李公佐的志怪小说《古岳读经》中的一个“形若猿猴”的水怪。）吴晓铃在《〈西游记〉与〈罗摩延书〉》（1958年，“罗摩延书”今通译“罗摩衍那”）一文中赞同鲁迅的看法。到了1980年代，还有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如萧相恺在《为有源头活水来——《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探源》（《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2期）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是中国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中人、神、魔形象汇合的结晶，并不认同它与印度文学有何关系。刘毓忱在《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评“化身论”》（《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一文中论证了孙悟空是我国的“特产”，进一步否定了孙悟空是哈奴曼的“化身”的说法。
季羡林在《罗摩衍那》与中国的关系、与《西游记》的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罗摩衍那》的汉文本译者和研究专家，季羡林在这方面的发言具有权威性。在《〈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1978年）中，他又从好几个汉译佛经中发现了《西游记》与印度文学因缘关系的线索。在《〈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一书中，季羡林专门列了《与中国的关系》一节，重申了《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就是孙悟空的原型”。1984年，他发表《〈罗摩衍那〉在中国》一文，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汉译佛经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包括傣、藏、蒙和新疆的古和阗文、吐火罗文A——中有关《罗摩衍那》的记述和踪迹，这篇文章，有力地证明过去中国人对《罗摩衍那》“了解很不够”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从而为后来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开辟了道路。
1981年，赵国华（1943—1991）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及其价值》一文，从汉译佛经中发掘出有关《罗摩衍那》的文献材料，做了系统的整理，并补充了许多新发现的材料，特别强调指出了《六度集经》和《杂宝藏经》中关于《罗摩衍那》故事情节的相当完整的记述。认为：汉译佛经中的这些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至迟从公元3世纪起，我国就从汉译佛经中知道了《罗摩衍那》，了解了《罗摩衍那》的主要故事和重要插话。上至三国下迄隋唐的数百年时间里，《罗摩衍那》曾经是中印文学因缘的一条纽带。而这些文献资料，对于《西游记》与《罗摩衍那》关系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此后，萧兵在《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辨析和考证，列出了孙悟空形象的传承关系，认为在孙悟空这个形象身上，既有移植的、外来的因素，也有创造的、本土的成分。
1986年，赵国华在《南亚研究》杂志上又发表了三万多字的长文——《论孙悟空形象的来历》。这篇文章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游记》与印度文学关系研究的集大成的、经得起推敲的、总结性的成果。在这篇论文中，赵国华首先肯定了胡适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记》的老祖宗”的看法，但又指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神猴形象只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雏形，并不等于是孙悟空”，“孙悟空的神猴形象是猴行者神猴形象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追寻《西游记》中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实际上应是追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来历；探讨孙悟空与印度神猴的渊源关系，实际上应是探讨猴行者与印度神猴的渊源关系。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也是关键之所在。至于吴承恩继承了猴行者的神猴形象之后，在丰富、发展、提高这一形象，将它塑造成孙悟空的过程中，是否接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接着，作者用了主要的篇幅，以中国大量的古代文献与汉译佛经等文献为材料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了猴行者问世之前中印文学的因缘，从而解决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又考察了《西游记》完成之前长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从而解决了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的全部结论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神猴形象，直接继承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猴行者的神猴形象，不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神话和中国古代的猿猴故事；猴行者的神猴形象出于佛典。它一方面吸收了日本学者矶部彰指出的密宗中的因素，更多地综合了《六度集经》中几个印度神猴形象的基本因素，以《国王本生》中小猕猴为其主要借鉴而创造出来的。
《国王本生》虽然是一篇罗摩传说，其中的小猕猴也确是《罗摩衍那》史诗中哈奴曼的前身，但小猕猴和哈奴曼的具体形象不同，所以，《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神猴形象和《国王本生》的小猕猴存在渊源关系，却不能据此认为孙悟空的神猴形象和《罗摩衍那》史诗中的哈奴曼也有渊源关系。关于《罗摩衍那》的其他中国文献，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古文献，也不能证明猴行者或孙悟空与哈奴曼存在着神猴形象上的渊源关系，至于《罗摩衍那》史诗，它既然没有原样传入中国，无论将哈奴曼和猴行者、还是和孙悟空直接类比，都是不恰当的，只能发生失误。
赵国华的这篇文章，在许多方面受到季羡林等前辈专家的启发和影响，但他在研究思路上与季羡林明显不同，就是没有将孙悟空与《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直接挂钩，直接类比，而是寻找出了中间环节和不同层次，得出了更为科学的可信的结论。文章将严谨的实证研究、科学的文献学方法、严密的逻辑推理、独到的学术见解有机结合起来，既有效地借鉴了已有成果，又大胆怀疑已有成果，是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成功范例。此篇文章一出，关于《西游记》与印度文学关系的这个在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此后未见一篇反论文章。
在《罗摩衍那》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方面，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论文。
如索代的《〈罗摩衍那〉与〈格萨尔王传〉》（《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星金成的《从〈五卷书〉看印藏民间故事的交流和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瓦其尔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蒙古族民间文学》（《民间文学》1985年第3期），史习成的《印度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的流传》（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4期，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傅光宇《〈罗摩衍那〉在泰北和云南》（《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李沅的《从印度的〈罗摩衍那〉到泰国的〈拉马坚〉和傣族的〈拉嘎西贺〉》（《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栾文华的《〈罗摩衍那〉和〈拉玛坚〉》（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分别描述了印度的《罗摩衍那》对我国的藏族、蒙族、傣族文学影响的轨迹。
在中印古典文学与古典诗学的比较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平行研究的论文。如金克木的《〈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是我国中印比较文学最早的平行比较的论文，对《梨俱吠陀》中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做了一些对照，但论文写得较散漫，论题、论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表明平行研究要做好是很困难的。
90年代，出现了一批中印文学平行比较的文章，在作家作品方面的平行比较的选题，都集中于印度剧作家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与中国的古典戏曲《长生殿》、《琵琶记》、《牡丹亭》等作品的比较，也有文章将迦梨陀娑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做比较，将《沙恭达罗》与古希腊悲剧《美狄亚》做比较。这些文章也不是全无价值，但由于对平行研究的方法理解过于简单，有些作品流于简单的异与同的对比，甚至只能是为比较而比较的“比附”。在中印文学的平行研究方面做得成功的文章也有一些。如黄宝生的《禅与韵——中印诗学比较之一》（《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石海峻的《“中和”与“合一”——中印文学的阴柔气质》（《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等。这几篇平行研究的文章，从中印文学的总体的特征或基本的诗学术语出发，通过比较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