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也有歌颂战争、鼓励战争的诗。战争有两种：一种是侵略战争，一种是自卫战争。我们的诗人反对前者，但当然赞成后者。”所以认为中国诗人“非战”是片面的。在《语言特点与诗的艺术》一节中，丰华瞻认为和西方语言比较而言，汉语最大的特点是形象性，中国诗人写诗时也善于用具体的形象来表示普通的东西。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冠词，文言文很少用连词和介词，十分简洁。名词、代词没有数和性的变化，有时会造成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但是对于写诗，却是有利的。他的结论是：“汉语的语言特点对作诗有利。”
丰华瞻的《中西诗歌比较》是自朱光潜的研究以来，也是近二十年来我国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最值得注意的成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80—90年代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风气。1987年之前，有关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1987年后，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大幅度增加，而且，许多论文在选题、立论的角度以及结论上，与《中西诗歌比较》颇多相似或暗合，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它在学术上所产生的影响。
与丰华瞻的《中西诗歌比较》几乎同时出版（晚一个月）的关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另一部著作是茅于美的《中西诗歌比较研究》。茅于美40年代初曾在昆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听过吴宓等教授的比较文学的课程，可以说是我国较早受到比较文学专业训练的学者之一。《中西诗歌比较研究》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茅于美在自序中写道：
要把中国和西方文学进行比较，若仅就个别作家或作品做单纯比较……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这样的比较近乎就事论事。难免见树不见林，有时会脱离各自的背景和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导致牵强附会。实不如深掘一井而得泉。如果我们能从一种文学题材、或一个个题材类型入手，找出中西作家的哲学思维，伦理观念，艺术表现、美学原则诸方面的异同之处，综合分析，寻求出作为文化总体的基本规律来，或更有社会效益。
作者在《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的基本立足点是中西文化，从中西诗歌看中西文化，也就是从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中得出某些中西文化有普遍意义的见解和结论。这与上述丰华瞻的著作的立足点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全书由四组、共15篇文章构成。
除两篇文章专论英国诗人外，大部分属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范围。这些文章大都从中西诗歌的题材类型入手将中西诗歌或诗人加以划分，并展开比较，所涉及的题材类型和诗人类型有田园牧歌、隐逸诗人、游历诗歌、伤逝悼亡诗、表现童心和老境的诗、战争诗、婚恋题材的诗、赞颂女性的诗等。在比较中时有新颖的见解。如在《别有天地的田园牧歌》一文中，作者认为中西田园牧歌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西方诗多写牧民，中国诗多写农民；汉民族诗歌对牧区的描写缺乏客观描述，而涂上了阴暗的色调，而西方诗歌中则带有欣悦明快的色彩。在《大自然的契友——隐逸诗人》一文中，作者认为山水田园诗在西方远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普遍和重要。在西方诗歌中，大自然常常是与人对立的，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栗栗危惧的。在《感触多端的老境》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反映老境的各种感触的诗歌很多，而和中国诗人比较而言，西方诗人更喜好也更擅长描写青春，对于老境的来临，常怀惴惴畏惧之心。
在《是诗人，也是战士》一文中，作者指出，在西方关于战争与参战的诗歌中，个人荣誉感非常重要，而中国的诗人兼战士只有效忠国家和君主的观念，不存在多少个人的荣誉感。在西方关于战争的诗歌中，追求个人幸福甚至是参战的动力，而在中国诗歌中，参军意味着生死离别，意味着个人做出牺牲。中国诗人常坦率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或支持保家卫国，或抨击不义之战，或流露反战、厌战情绪，内容上十分复杂。在《各呈异彩的婚恋题材》一文中，作者总结了中西诗歌在婚恋内容描写上的五点不同。
第一，中国诗中怨情诗特别多，离愁别绪，几乎触目皆是。而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男子求荣誉、夺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己地位的擢升，而只是为了获得情人的青睐，对女性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中国的“怨”与西方的“慕”就构成了中西婚恋题材的不同倾向。第二，西方爱情诗写男性的单相思、失恋苦恼的多，他们都夸耀女性的美，认为美可以征服一切，而在中国，美只是男子求偶的一个重要条件，只占“德、言、容、工”的四分之一。“美色”也没有生儿育女那样重要。第三，西方的婚恋诗，表现男女双方朋友般的精神默契，中国则很少在夫妻关系中求友谊、求知己的想法。
第四，西方诗中男女相悦、婚恋合一比较普遍，而中国诗人往往讳言夫妇情爱。婚内恋不屑歌颂，婚外恋不敢讴歌，造成了中国的婚恋题材的诗歌作品不及西方普遍。第五，中国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义，这种表现方式在西方诗歌中是绝对没有的。这样比较的分析，已由比较文学深入到了中西爱情社会学的领域，是颇有兴味的。
在这些比较分析中，作者随时引用中西诗歌作品，将学术分析与诗歌欣赏熔为一炉，而且有许多作品是由作者自己译成中文的，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在丰华瞻、茅于美的著作问世十年后，陈柏松的《中西诗品》一书，由郑州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作者把书名定为“中西诗品”，有意继承钟嵘、司空图的《诗品》，突出了一个“品”字，即鉴赏性。本书将中外各种题材类型的诗歌作品加以荟萃，可收到相互映照、对比品味之效，具有相当的趣味性、通俗性和可读性。也许作者把本书的阅读对象定位在“一般广大读者”，所以书中所引用的大量西方诗歌的中文译文，显然并非作者自译，但也并未标明译者和出处，这是令专业读者所不满足的。全书将中西诗歌按内容或题材类型分类，每类列为一章，先后列出“欢爱诗品”、“神话诗品”、“咏秋诗品”、“悲爱诗品”、“美女诗品”、“田园诗品”、“山水诗品”、“咏月诗品”、“战争诗品”、“雅颂诗品”、“咏酒诗品”、“咏怀诗品”、“理趣诗品”、“感伤诗品”、“思妇诗品”共十五类。这样划分中西诗歌的类型，本身就表现了作者对中西诗歌题材特征的联系性的一种认识，但有时划分的范围界限难免有相互交叉、划分标准和大小范围不统一的情况。如有的以诗歌题材为据来划分，有的则以诗歌的风格格调为依据。
每章均采用先分后合的写法，先分两节分别介绍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的创作和中国历代相关类型的诗歌，再分两节介绍西方历代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最后一节则对此种类型的中西诗歌加以比较。这种格局安排不仅很清晰，也有一些几何学的美感，但中西诗歌的范围却出现了很大的不对称性——中国诗歌不包括现代诗歌和现代新诗，而西方诗歌则从古典诗歌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派诗歌，并且西方现代派诗歌还列出专节与西方古典诗歌平分秋色。中西诗歌比较的范围的不平行和不对称，就势必影响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的“可比性”。拿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相比较，时代的巨大落差损害了比较研究的科学的基础。这是本书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作者在中西比较中时有新颖的见解，例如认为“诗史”和“史诗”分别代表了中西诗歌的有特色的两种基本形式；认为中国山水诗以描写江河湖泊、高山峻岭为多，描写大海的少，自从曹操的《观沧海》后，咏海诗几乎无名篇可言，而西方的山水诗则更多地喜欢描写大海；认为中国诗人的咏怀言志诗“不外忠君、报国、忧国忧民、建功立业或求官不遂等，而西方诗随着文明进化而发展，如古希腊时期人本观，中世纪之英雄观，文艺复兴时期之人生观，启蒙主义之天赋人权，以及浪漫主义之理想观，现实主义之批判观，现代派之反传统等”，都是有启发性的见解。总之，《中西诗品》虽然存在一些学术上可待完善的地方，但它对于中西诗歌的普及，对于一般读者关注中西诗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民族特点，都是一本有益的书。
1990年代中西诗歌比较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北京大学辜正坤的专著《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一书。辜正坤喜爱和擅长诗歌研究，此前已经出版《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东西诗研究合璧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等，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林出版社1997年）等，具有深厚的中英文和诗歌艺术的学养。在《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一书中，作者从“鉴赏”与“翻译”两个方面入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系统地提出了“汉诗鉴赏五象美论”，即视象美、音象美、义象美、事象美、味象美。第二，他首次用中国传统的阴阳理论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来宏观鸟瞰与概括世界诗歌的发展演进规律，他写道：
纵观世界诗歌史，我们会发现东西方各民族心灵的钟摆总是在禁欲与纵欲、古典与浪漫、理性与非理性等二极对立之间作有规律的减幅振荡。趋向于纵欲、浪漫、非理性的这一极可以称之为阳极，趋向于禁欲、古典、理性的这一极可以称为阴极。与此相对应，取向阳极的诗叫阳性诗，趋向阴极的诗叫阴性诗。这种阴阳二极振荡效应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即是说，从宏观上看，世代与世代之间有阴阳之别；从微观上看，各时代（甚至更小的单位时间）内亦有阴阳之别。
辜正坤按照这种观点将东西方诗歌发展史大体划分为七大阶段（或七大潮）。第一阶段是远古（古埃及、古巴比伦），阴性诗发达；第二阶段是古希腊、罗马，阳性诗发达；第三阶段是中古时期诗歌，阴性诗复兴；第四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阳性诗复起；第五阶段是古典主义时期，阴性诗再勃起；第六阶段是浪漫派诗歌时期，阳性诗又成主潮；第七阶段是现代诗歌发展时期，阴性诗泛滥。他认为，这七个阶段以阴阳二极对立的模式递进、循环发展着。显然，这种概括本身并不算新鲜，据笔者所知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一些研究西方文化史的学者就描述过世界文学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
而且，这样的概括归根到底还是以西方文学为主要依据的，对东方文学而言未必适当。如印度文学，其特点是几千年社会文化变化不大，阶段性不明显，对中国文学、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朝鲜文学而言，这样的概括也很难契合文学发展史的实际。尽管如此，辜正坤的这种概括的价值不在它是否普遍适用东西方各民族文学，而在其思考问题的理论起点或出发点。近百年来，以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习惯，而以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来阐发世界文化、世界文学，则鲜有人明确地尝试过。在这种情况下，辜正坤的这种理论尝试是应该得到充分评价的。
除了上述的在“中西”这一语境下进行的比较研究外，还有两本书将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另一方——西方，进一步缩小到“英国”这一国别的范围内。一本书是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另一本是朱徽的《中英比较诗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英比较诗学》是我国第一本中英诗歌比较研究的著作，书名虽叫“诗学”，但实际上并非只是研究诗歌理论，而是诗论与诗歌并重。作者以美国学者阿布拉姆斯归纳的“模仿”、“实用”、“表现”、“客体”四种批评理论中的“实用”和“表现”理论作为全书的基本理论框架，将中国和英国传统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分为“实用”和“表现”两类，并以此来概括、梳理和阐释中英诗歌的发展史。这种概括有时不免显得牵强，但是对读者从这个角度理解中英诗歌不无益处。
可惜由于没有找到更具体的问题点、可比点，作者只好将中英两国的整个诗歌史纳入研究范围，同时又涉及诗学理论，又涉及诗人和诗作，论题的宽泛造成了资料使用的一般化，也影响了学术新见的凸显。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英比较诗艺》，是朱徽在《外国语》等刊物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的结集，主要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及英美“新批评”的方法，从语言层面对中国诗歌和英语诗歌艺术进行比较研究。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别比较了中英诗歌中的格律、修辞、描摹、通感、象征、张力、复义、意识流、用典、悖论、想象、移情、变异、突出、汉诗英译中的语法、中英十四行诗等问题；下编主要是中英重要诗人和作品的个案的比较研究，如汉乐府与英国民谣、李清照与白朗宁夫人、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诗等。作者对中英诗歌是很熟悉的，找到了中英诗歌、诗论中的不少他认为相同、相似的地方，并把它们都列举出来，展现出来，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在对比中也有自己的体会见解，但作者的资料、例子罗列较多，而理论分析、阐释稍嫌不足。
除了上述的专著以外，80—90年代有关学术期刊上还发表了五六十篇有关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论文。选题立意也多从诗歌的题材、主题类型入手，就中西的爱情诗、咏物诗、山水诗、田园诗、哲理诗、讽刺诗、苦吟诗等进行比较，或从中西诗歌中寻求相似的思想内涵。主要有冯国忠的《谈中西古典爱情诗的不同》（《国外文学》1985年第1期）、何功杰的《中西爱情诗的比较研究》（《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盛子潮、朱水涌的《中西咏物诗的主导美学性格》（《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5期）、宁一中的《中国山水田园诗与西方自然抒情诗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马承五的《“病态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征——中西苦吟诗人比较研究》（《江汉论坛》1989年第11期）、颜家安的《中西山水诗自然意识论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以及赵夫青、贾海青、刘禹轩等的《中西山水诗歌比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程立初的《论中英哲理诗意境表现的共同特点》（《福建外语》1996年第4期）、茅于美的《中西诗人的忧患意识》（《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陈冰的《中西诗歌“及时行乐”主题的文化背景分析》、（《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和王秋海的《中西诗歌的死亡观》（《松辽学刊》1999年第5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