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可以分出前期、中后期、和末期三段。前期是齐桓公、晋文公相继作为北方霸主，与南方的楚国对峙战斗，彼此平分秋色。中后期则是晋景公等一些列后继晋国君主，继续与南方楚国争斗，而东方的齐国一直挑战晋国的霸主地位。晋景公采取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法，把东南方的吴国给激发起来，通过巫臣帮助吴国发展军事，从东边进攻楚国，并且在数十年后，竟然攻破楚国郢都，楚国也就开始走下坡路。
随即，到了末期，吴国攻破楚国后不久，晋国驾下的郑、卫、宋、鲁都转去投奔了齐国，晋国的霸主名位因此名存实亡。但是齐国也没能有所作为，因为很快吴王夫差北上，就在艾陵大败了齐国，又在黄池压服晋国，但是吴国随即被越国毁灭。然而越国也无力染指中原。吴越总体来讲，在春秋末期，也没有给列国带来多大影响。
越国灭吴后二十年，晋国内部，赵魏韩三卿灭掉智伯，晋国就剩三家卿了。
智伯被灭后五十年，公元前403年，晋国被赵魏韩三家分掉，所谓三家分晋，赵魏韩成为三个独立的诸侯，而晋国不复存在。
这时的中国，就是齐、楚、赵、魏、韩、秦六个相对大的诸侯了，再加上北方的燕国（其实不强），号称战国七雄，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
关于春秋和战国的时间分界点，司马迁以吴国的灭亡即公元前473年作为春秋的终点。有人则认为是赵魏韩三家卿灭掉卿智伯的公元前453年为战国起点，有人则选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卿上升为独立的诸侯时，为战国起点。
秦国，在春秋前期的秦穆公时期一度很风光，帮助晋惠公和晋文公，颇有国际威望，但随后整个春秋时代，秦国就黯然失色，不怎么能介入诸侯事务，处在二三流的角色，这跟秦国地处西偏，缺乏人才有关。
战国初期，晋国分裂为赵魏韩三国，这样，“中国”就失去了最大最强的国家，无法扼制秦人向东来的可能。齐国本来比较强，楚国也比较强，晋国本是最强，但晋国分为赵魏韩三国后，齐、楚、赵、魏、韩几国，就互相呈均势状态了。没有所谓霸主了，这几个国家谁也不服谁。
赵魏韩最初是互相攻占，都想兼并对方，从而构建一个从前的晋国那样的大国。这种动机是好的，如果能恢复晋国的领土，就又有了霸主，可以稳定中国，也减少征伐和战争了。秦国也不可能再有机会。但是，赵魏韩互相斗了多年，其中魏国最强，几乎要灭了赵国，但是东方的齐国来救赵，所谓“围魏救赵”，战败了魏国，后又在马陵战败试图吞灭韩国的魏国。魏国于是国力大衰。
也就是说，齐国是不愿意看见“三晋”（指赵魏韩）重新合并成一个国家的。这当然对齐的发展将不利。以上是战国初期的事情。
赵魏韩终于落成较弱的国家，齐、楚、秦在战国中期以后成为三极强国（秦是因为在战国中期进行了商鞅改革，行政效能提升）。齐国继齐威王时代战败魏国后，到随即的齐宣王时期又一度吞灭燕国（后复国），又到齐闵王时期乃至吞灭宋国，齐国获得极大发展，这就给它东边的赵魏韩构成威胁。这就促成赵魏韩倒向齐国，秦国通过与赵魏韩燕联合，一起合纵攻齐，几乎灭掉齐国，打得齐国只剩三个城，杀齐闵王。随后齐国勉强复国。
挫败了东方齐国之后，中原的韩魏乃至北方赵国，就失去了依赖。于是，秦改行远交近攻，远交齐（不先打败齐，齐也不可能接受与秦远交的）近攻赵魏韩。由于多年对赵魏韩挨打无动于衷，秦国不断蚕食韩魏，又在长平大败赵国，杀四十余万。终于，赵魏韩都被秦所灭。齐国这时候，则只得不战而降。
齐国的教训是令人深思的。而赵魏韩燕当初因为受齐国威胁，从而帮着秦国去把东极齐国给打残废了，最终却是害了自己，教训也令人深思。
主要也还归咎于齐国，齐国在发展中，又不能笼络和安慰好赵魏韩，促成后者与秦伐齐，这是齐国的外交做得不好。
总之，大体情势是，战国前期，赵魏韩混战，试图恢复一个“晋国”，但三晋没能成功。随即，在战国中期，齐国极大发展，但因为吞宋过于激进，反倒遭受灭顶之灾（被秦和三晋联军击败），齐的发展也失败。当中原和东方相继失去了自己的机会，那机会最后就在秦国，从西边进行统一了。
至于本书中（春秋时代）还比较活跃的几个小国，其中郑国，是在战国开始后不久，被韩国灭掉；蔡国在战国初期被楚灭掉；宋国是在战国中期被齐国灭掉，鲁国是战国后期被楚灭掉；卫国则一直做魏国的附庸，直到战国结束时被秦灭掉。
战国时代和春秋还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总得来讲是贵族政治，上层与下层互相绝不流动、掺合，春秋时代的卿大夫都是家族化的，世袭化的。战国时代，霸主的消失，相应的列国争夺的加强和频繁，促成了对人才的需求，于是下层不断与上层交融，商鞅、张仪、苏秦、孙膑、吴起、吕不韦等等，所有战国时代的人物，都是下层士人出身，却窜上去当了执政官（这在春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伴随的是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也是文化士人的能事。战国时代可谓是士人社会，一如春秋是贵族社会。
战国虽然有七雄分据，但社会是士人化的，政治是士人化的，这与后代秦汉明清王朝的社会架构，确实并无质的区别。所以，从商朝、西周、春秋，到进入战国，正是贵族的上下隔绝的社会朝上下互相流动的士人社会转型的时期，春秋与战国的不同，就是这一转折的前后时段。
因为处于转折时期（春秋的传统的贵族社会朝战国的士人时候转型），并且这种转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和不可重复的，就呈现了春秋和战国两大极具特殊风采的历史大观，基本上把人类文明的两大重要特质都集中呈现在这两个时期中。春秋的贵族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促成了很多道德观念和永恒价值的升华，表现为春秋时代（本书中）君卿大夫的许多独具特色的有原则、有道德、有智慧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文明高度。而战国的士人社会，则充分展现了士人的智慧、勇武，但相对缺乏原则性和道德。所以，道德与智慧，分别展露在春秋在战国这集中的五百年中，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全部基础内核和传承的文明源头，这就是我们必须了解和学习这两个时代的原因。
从道德上和智慧上，后代似乎再不曾分别超越春秋和战国。
另一个较高的高度是在三国时期，它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在战国后四百年），里面就汇集了春秋和战国的道德与智慧，虽然它被《三国演义》描述的似乎只有智慧乃至智谋了，但实际情况是道德和智慧，这需要了解真实的三国（根据《三国志》）才能知晓，总之，三国时段也是值得瞩目的。
再往后的时代，中国的道德和智慧则似乎不断变异乃至可谓下滑。
其实中国可谓有两个中国，一是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这是纯粹的中国人，它是由春秋战国为至高点的文明代表而铺展成的，是中国本土的纯粹文明。而随后的唐宋元明清，则伴随着印度化的文明特点，具体就是佛教文化的引入和大发展，这就是第二个中国，可谓这一时段的中国，已经不是纯粹的本土的中国，它伴随了印度化的重大元素。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回顾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感觉那时候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并不一样。在后来的中国人眼中，那时候的中国人可谓是“神经病”（严重地形容），然而它其实是更纯粹，更本土的第一中国，是消逝了的，永不重复的中国。
当我们重新看到春秋战国和部分秦汉的时候，我们有时不免觉得是在看外国的历史。但我们看唐宋明清时，会是觉得这是本国的历史。这就是两个“中国”。本书就是写那从前的本土的中国。因为它不可重复，我们认为它有理由和不可重复的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成为特殊独立的文明。虽然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着中国人，一如地中海畔也继续生活着西方人，但第一本土中国的文明，却作为一个完整的时段，犹如古希腊一样，不再重复。
中国后代也有分裂多国的时代，但不论南北朝的多国，还是唐末五代十国的多国，或者清末的军阀割据，都与春秋战国时候的多国并立，其人文、政治、思想、观念，大不相同。
可惜的是，这第一中国，除了留下一些《春秋》《战国策》诸子文章以外，并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倒是有些青铜器），而古希腊留下了一些历史记载和哲学著作同时，还留下丰富的雕塑、建筑、绘画，成为西方文艺复兴可以参模的对象。中国要重新汲取第一中国的文明，则只能看文献资料，这是该文明对现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所表现出的一种遗憾。西方人也只能看看孔子、老子、庄子的几本书而已。它似乎不能向古希腊文明一样对西方和整个世界构成更丰富和强大的影响。地处中原的春秋战国文明的物质遗存太少，都被后代湮没了，反不如小岛上的希腊文明物质遗存能够保留下来，这似乎注定了春秋时代文明的当今复兴，已经不可能。我们只能借着有限的《春秋》史料，回顾当时的模糊景象，这给了人很多遐想——譬如遐想鲁公宫的气氛和格局，晋文公的车马和军队，楚国的礼器和服装羽旄。
鄙人把《春秋左传》白话成这一本书，想对社会呈现的意味，也就是如此了。当然这一本书并不全面，一些琐碎的事件，都去掉了，大约只表现了原书的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