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学者很难理解“王莽改制”，史学家黄仁宇甚至认为“王莽可能精神失常”。
而今，检讨那一段历史，我们发现，王莽面临的其实是一个行将倒塌的王朝，不得不实行变革。西汉初年，地广人稀，耕地的压力不大。在初期的休养生息之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到武帝时，“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汉书》卷75《夏侯胜传》。武帝对外征伐拓土，对内兴功役民，导致民间贫困化。
王莽改制，可谓顺应了时代需要。应该说，王莽是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可是，王莽改制之时，一方面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又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盟友做后盾，必然遭到抵制和反对；另一方面，新政大大加重了全体人民的负担，导致小农和小商人等的破产。此外，气候恶化，成千上万的饥民放弃了他们的家园，其中十之八九死于饥饿，剩下的人加入了起义队伍，王莽统治被推翻。
王莽其人
主流观点对王莽这个人评价不高。班固在《汉书》中评价王莽说：“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王莽可能精神失常”。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但也有少数人对王莽评价很高。胡适在1922年和1929年分别写了《王莽》和《再说王莽》，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台湾知名作家柏杨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所以王莽的改制都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
王莽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这里不作评论，因为，价值判断的东西永远是扯不清楚的。下文先根据相关史料，对其作一简介。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他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很孝敬母亲，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之时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时的公元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侍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继他的四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第二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即位后，其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外戚得势，王莽辞职，并隐居新野。其间，王莽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公元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却没有儿子。王政君掌管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公元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公元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即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列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
公元5年，王莽毒杀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处理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
居摄二年（即公元6年），有人不断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
初始元年（即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
王莽改制与土地兼并
今人谈及王莽改制，无不与土地兼并联系起来，有的历史教科书如是说：王莽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均不许买卖，以图阻止土地兼并。
早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就说当时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究其原因，董仲舒说，商鞅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兴，循而未改”，意指汉代在土地制度方面继承了商鞅以来的制度。但他又说“古井田法”已难以实行，但应当稍微“近古”，“限民名田”。
现今看来，董仲舒所说，必定夸张。当时的土地兼并必然存在，不过土地兼并的主流是好的：土地集中直接促使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农具“大犁”的推广。汉武帝时，赵过发明“代田法”，使用大犁，每年可耕种五顷田地，可使每亩粮食产量超过普通农田一斛至二斛，其耕作方法和推广作用在《汉书？食货志》里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赵过的代田法需要“二牛三人”，而当时的牛价，内郡为1200~3750钱一头，边郡为2500~3000钱一头，而每亩土地只值100~300钱，一石粟价值105~130钱。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牛价如此昂贵，牛耕自然难以普及，但是地主却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在庄园中配备大牲畜和大农具。一些自耕农却由于势单力薄，不能配备必要的牲畜农具，无法实行有效的劳动协作，再加上他们占有的土地不够多，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所以，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看，土地兼并意味着农业生产从分散经营走向规模经营，未必不是一种社会进步。万国鼎曾经比较过不同耕作方式的农业产量。
代田法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具有明显的优势，比挖掘工具的效率高16倍多。由此可见，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农业繁荣的重要因素。
认为阻止土地兼并是王莽改制的目的，显然是讲不通的。实际上，王莽改制之后，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这一点，后文再谈。
王莽改制的社会经济背景
汉朝早期，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由于秦末战乱的创伤，加上汉初的动荡，汉初财政状况很差，以致皇帝出游连四驾马车都坐不上。到文帝、景帝年间，一度实施买卖官爵来充实中央财政，六百石可得上造之官，四千石可做五大夫，一万二千石可捐得大庶长。
汉朝建立之初，在政治制度上“汉承秦制”，又略有改变。中央仍是皇帝制和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刘邦先后诛杀和废除楚汉战争分封的大部分异姓诸侯王，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另一些地区仍实行郡县制。刘邦为拱卫中央而分封同姓诸侯王，结果却适得其反，它们反而变成了离心离德的独立王国，甚至勾结外族企图夺取皇位。
文帝时，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不久，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反叛，被周亚夫平定。景帝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权力，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政事，王国地位已与郡县趋同。这时，政治终于安定下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汉朝的土地产权制度，也大致延续了以前的制度，“公田”与“私田”并存。当今一些学者根据张家山汉简等材料认为汉代实行“名田制”。所谓“名田”，一般的解释为“以名占田，人民向国家登记户口并呈报所占田亩数”，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登记制度。至于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户律》以二十等爵为基础规定的有爵者、无爵的平民和其他特殊人群可以占有田、宅的标准，在本质上是一种土地占有的管制制度。可见，“名田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土地制度”。
（1984年在湖北江陵县张家山出土的1200多枚汉代竹简，不仅记载了有关田制方面的律令，而且还有学术价值极高的《算数书》。《算数书》成书于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这是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一部数学专著。比另一部中国古代数学巨著《九章算术》的成书年代至少要早三个世纪。《算数书》中关于“里田”、“方田”、“税田”、“误券”等内容，详细地记载了与当时土地和租税管理有关的土地面积和边长计算的公式和算题，说明当时地籍调查统计、测量计算的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
在汉代，全国的山泽以及未开垦的荒地，皇帝的“苑”（包括牧场、园林），籍没地主和商人的土地、屯田等，都属于“公田”。“公田”之外，均为“私田”。“私田”可以买卖。乌廷玉的《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上）引述了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绘制的一个汉朝土地买卖的表。
可见，这些土地买卖契约出土的地点很广泛，北自洛阳，南达广州，东至山阴，西到巴县，可见汉朝时期各地都盛行土地买卖。土地买卖需要订立契约，而且要刻在砖、铅或玉上，可见当时人们都很珍视这些契约。此外，契约文字中出现“如律令”之类的词语，说明当时国家法律已经承认并保护私田。
由于“私田”的广泛买卖流转，一些人担心土地兼并。董仲舒就曾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其实，土地的可流转，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提高效率。只是当时董仲舒等人并未拥有现代经济学知识，不了解这一点罢了。
与此同时，汉代的地方行政有利于激励各地官员励精图治。钱穆（1895—1990）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那么，汉代的地方行政好在哪里？在汉代，地方政府分两级：郡、县。汉代大约有100多个郡，一个郡管理10到20个县，总共约有1000多个县。郡长官叫作太守，地位与九卿平等。郡太守可以调到中央做九卿，九卿可以到地方做太守。官级划分的较少，升转极为灵活。
汉代的财税制度，做到了轻徭薄税，与民休息。战国时期，孟子说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汉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钱穆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这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此外，天公亦作美。根据竺可桢等人的研究，西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还比现在高1℃～2℃。因此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非常适宜农业发展。又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当时黄河流域生长于有桔、竹、漆和桑等亚热带经济作物（当然，今天在这里已无法种植此类作物）。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这表现在：（1）人口大幅度增长。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说，西汉人口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西汉以前，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有较大的数量增长，依然不算多。根据管东贵的研究，中国的人口在战国时代大约有3000万人。西汉人口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土高原人口就达684万人（占西汉全国人口总数的11.5%），全国人口为5947万人。
（2）国库充盈，人民富足。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腐烂而不可食用，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然而，汉武帝时期由于庞大的军政消耗和其他各种政府支出，西汉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