坞堡成为地方势力的独立王国，使国家税赋减少，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利益。解决“国之户口，少于私门”和“国弊家丰”的经济矛盾，对于北魏政权而言，至关重要。
二、赋税制度混乱
北魏前期征税，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的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税送到不同地区。可是，征税时，并不按九品征收。一方面，这是由于世家大族已经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富莫辨的情况；另一方面，也由于官吏们畏于权势，多与地主勾结，地主所交纳的不多，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负担沉重。
北魏孝文帝为了括户均税的需要，一方面，在豪强已经兼并土地和农民“桑井难复”的基础上，“宜更均量”，按丁计田，使“力业相称”，作为均税的根据。另一方面，为了不使“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影响到农民生产和纳税，则承认“所争之田，悉属今主”，归兼并者所有，然后按丁授田输租调。
三、“中原”有大量无主地
这是实施均田制的前提之一。
其他地方尚有许多处女地，逃走的地主可能不回来。大致自战国以后，西汉时期，由于耕垦技术所限，大多数垦田分布于土地平坦、肥沃、人口聚居的地区。劳动力稀少的南方、河西、幽州等地及九河流域的山泽地区大部分土地还没有来得及开垦。因此，一旦爆发庶民起义或大规模的战争，中原的地主就带着大批的劳力远逃他乡，并且很容易占有一块可以开垦的沃土。东汉末，北人南迁已经开始，“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由于地主很容易占无主荒地，所以只要有足够的劳动力，他们就不怕逃到新地区后无地可垦，这是地主流亡时往往携带数百家以至数千家的根本原因。
北魏行均田制也有类似的情况，史称：“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正是为了遏制这种猖獗攘夺土地的情况，北魏统治者才毅然实行均田制，把无主田统一地加以处理和分配。
四、北魏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
十六国终结于北魏。每攻灭一个国家，北魏政权就会拥有一大片土地。北魏建国初期，曾经强行迁徙中原各地百姓到六镇屯垦。六镇屯垦线大体在阴山山脉以南，长城以北，东起承德，西至包头两千余里。百姓既有平民也有豪强。《颜氏家训》记载有当时的一些情况，“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太和改制”的内容
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由于旧史的记载，人们往往在习惯上把这一功劳归于孝文帝，甚至径直称为“孝文帝改革”。其实，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冯氏死，改革都是由冯氏主持的，此后才是由孝文帝亲自主持的。
“太和改制”，主要包括三长制、均田令和新租调制三项内容。当今一些学者认为，北魏的均田制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其原则被后继各朝代所沿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约300年，是中国古代土地史上重要的一种制度形式。
一、三长制
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北魏派出使者，分道检括被豪强地主隐匿的户口，其中被派到冀、定、相等州的使者韩均，搜出隐户达十多万户。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进一步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人手，南部给事中李冲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提出建立三长制，用以代替魏初以来的宗主督护制。所谓三长制，就是重建地方基层的乡官组织系统，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选择本乡“豪门多丁”之人充任，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发租调力役，维持乡里治安。
三长制的建议，在北魏统治集团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般说来，鲜卑贵族所役使的对象主要是奴婢和国家赏赐的隶户，建立三长制不会太多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大多赞成三长制。而汉族大地主则主要依靠大量苞荫户来提供剥削，建立三长制会将其苞荫户转化为国家的编户，对他们很不利，所以他们用各种理由加以反对。最后，冯太后还是采纳了李冲的建议，把三长制付诸实践。这样，宗主督护制就被正式废除，北魏的基层统治更趋完备。
关于三长制实施的时间，史家争论颇多。《魏书》的《高祖纪》和《食货志》称，三长制始行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北史》和《通鉴》所记载的与此相同。但据《魏书？李安世传》和《通典？食货门？田制》记载，在太和九年李安世请行均田法的上疏中，已有“三长既立”之语，足以证明三长制在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以前已经施行，而非始行于太和十年。
二、均田令
大约在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李安世提出了均田主张，认为：
今虽井田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
太和九年，孝文帝下诏实行均田法。均田法实行的范围与程度到底有多大，一直是历史学家所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不涉及这些史实的论战，仅就均田法的内容予以分析。
据《魏书》卷101《食货志》载，均田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未种树的田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分露田时会加倍或加两倍授给，以备休耕；身死或年满七十岁，须还露田于官，桑田则为世业田，不须还官；按照规定，桑田内要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等，至于不宜蚕桑的地区，则改受麻田，当中男子十亩，妇人五亩。
（2）露田、桑田均不得买卖，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
（3）奴婢受田数量和办法与农民相同。他们可得壮牛一头，田三十亩，但不再给桑田。
（4）地方官吏各随在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后代称此“公田”为“职分田”或“职公田”。
三、新租调制
均田令颁布后，北魏政府接着又制定了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租调制。新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由于均田制和新租调制名义上是以一夫一妇的小家庭作为受田纳租的单位，不再有户等差别，所以新租调制实行后，原来按户等征收租调的九品混通之法就被废除了。
“太和改制”成功的缘由及意义
钱穆说：“均田是郡县制下的井田制，井田是封建制下的均田制。”不过，均田制并无“公田”、“私田”的区分，庶民不必为官家免费耕种“公田”作为“私田”的租金。
毫无疑问，均田制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地主、农民的关系，使劳动者固着在土地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有利于政府租调收入的增加，使北魏王朝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均田制前后大约存续300年（从北魏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到唐朝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
一、均田制之所以能够推行，在于土地丰富
均田制是按人分田，促使田无闲地，人无闲手。分田的前提是有田可分。而如前文所说，由于战乱，北人南迁，留下不少无主耕地，除此之外，政府手中还控制了一些土地，这为实施分地创造了可行性。
二、推行三长制，再造了基层组织，保障了财政收入
我们知道，一个新政权要稳固发展，必须将行政深入到基层，直接与农夫建立税赋关系。农业社会，田税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基层组织，不仅无法管理农夫，也无法足额收税。
而坞堡等的存在，不仅替代了政府的基层组织，还将农户隐藏起来，逃避税收和管理。那么，只有把隐匿户清理出来，才能落实均田制；并且只有实施均田制，才能妥善安置清理出的隐户。所以，三长制的目的就是重建地方基层的乡官组织系统，用以代替魏初以来的宗主督护制。
三、均田制减少了重新界定产权的成本
李安世的理想是：“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