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因为免除了丁税，从而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手工业生产，一些有技艺的手工业者也因为无丁银之累，可以到外地或城镇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样又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不在乡地主”（absentee）日益增多，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土地产权制度以及经营制度发生了巨变，发展出一种类似英美法系的土地批租制度（“thelandleaseholdsystem”或者“theleaseholdsystem”）。在这种制度下，作为批租财产的买方，获得租约规定期限内的批租财产（即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相应地，买方需要按照租约支付租金（可以一次性支付，也可分期支付），并遵守租约的其他约定。租期一般有数年到数百年不等，如新加坡土地批租期最长的为999年。
中国式土地批租制度，可能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已有萌芽（有极少的个案）。但在“摊丁入地”之后，这种土地租佃安排迅猛发展起来。
有研究显示，万历年间，安徽省徽州府田主预收田租的还只是少数，所见十九件租约中，预收租金的只有一件。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雍正之后，许多地方形成了预收租金的惯例。
如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以前，山西沁源县农民常进财租李相山的一块田地，议定每年纳租17石。雍正十三年，租约变为：李相山向常进财预收粟谷34石，议定作为未来两年的地租。
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广东、盛京等15个省区40个州县，都有预先收租的记录。嘉庆年间，全国又有19个州县实行了预先收租的制度。
从嘉庆以前的67件预收田租契约可见，预收一年地租的有48件，预收两年地租的有4件，预收三年到二十五年地租的有10件，年限不明确的有5件。
地主为何采用预收地租的办法或者说采用批租制度呢？有的地主或许是因为急需用钱所以预先收取若干年地租，但更主要的因素，恐怕是因为“摊丁入地”之后，“不在乡地主”的增多。
据《苏州府志》的记载，18世纪，40%～50%的江南地主居住在县城，30%~40%居住在市镇，只有10%～20%居住在乡村。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第2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由于江南地主多数居城，地主与佃农的人身隔离，于是，租制中分成制的比重趋小，定额租制的比重增多。这是因为，分成制下，地主与佃农是一种类似合伙制的关系，双方的收益一般是按照收成五五分成，相应地风险也是共担。由于佃农也是“经济人”，或许存在道德风险，隐匿收入而获得更多收益，于是，地主往往全程监督耕作。对于不在乡地主而言，这样做的成本太大，他要么聘请代理人去监督（但谁去监督代理人？），要么采用批租制预先收取若干年的定额地租。这也是雍正之后，预收地租方式日益增多的重要缘由。
然而，中央政府对这种批租制度采取了严厉的管制措施，不准“立券预支”地租。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户部议覆漕运总督托时条奏定例规定：“旗丁有将运田私典于人，及承典者，均照典买官田律，计亩治罪。该丁革退，其田追出交与接运新丁，典价入官。其旗丁出运之年，将运田租与民人，止许得当年租银，如有指称加租立券预支者，将该丁与出银租田之人，均照典买官田律减二等治罪，租价入官。”（参见《大清律例》）
既然中央政府禁止“立券预支”地租，只许按年纳租，那么，批租制就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了。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逃避管制，一田二主或多主这种复杂的土地产权安排，日益盛行起来。
在一田二主或三主制度下：在租佃契约双方规定的期限内，佃权（使用权）归佃户，而田主只保留收租的权利。在这个期限内，只要佃户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交租），田主是不能把土地收回的。但是租佃双方按契约进行的权利分割是很“明晰”的：如果是三十年期的租佃契约，那就意味着三十年内佃权是受保障的。田主要收回土地，除非通过讨价还价在佃户的同意下赎回佃权，否则只能三十年期满后再说。如果再延长到“永佃”，那就成了“一田二主”，田主权利只限于获得“大租”（“田底”租，区别于“佃主”出租“田面”获得的“小租”而言，“大租”数额未必比“小租”大），而“佃主”即佃权拥有者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把“使用权”拿去“流转”了。
而今，学术界称一田二主或多主为“永佃制”，这其实并不合适。因为，他们之间并不以主佃关系出现，而是以各自独立的田主面目出现，各自占有的“田面”与“田底”权，可各自自由买卖，也可以继承，对方无权干涉。
清代发展出的这种复杂的土地产权关系，很难用西方国家的那种单一所有权概念去套用。如果按照现代观念衡量，一田二主或多主的惯例，既不合乎近代法律的所有权思维，也不利于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买卖。以近代法权的思维来看，一田二主或多主的弊端在于：私产权利的不明确，以及利益的不明确；前者不利于法律上移转之交易，后者不利于财政上税赋之征纳。比如说，要真正购得一块田地，不仅要购买田面权，也要购买田地权，这才算完全取得这块土地的权利。多了一层交易手续，也就多了一层阻力，交易成本大大提升。
三、“摊丁入地”使中国离工业革命更加远
前文在讨论明代的土地制度变革时说，“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白银为主体。由于白银的需求集中在商业流通和政府税赋分配的需要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挤压。
清朝的土地制度变革，即实行“摊丁入地”之后，也以征银为主。这一变革，改变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百姓的关系，也就使白银在国家的行政运作中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据《清史稿·食货二》载：“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征银2150余万两，粮640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2440余万两，粮430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2630余万两，粮470余万石；高宗末年，岁征银2990余万两，粮830余万石。”上述数字只是账面上朝廷所得到的财政收入，具体的赋税征收过程中，火耗、秤头、加派、规费等名目层出不穷，相关记载不胜枚举。实际进入官僚体制的白银要远多于此数。
然而，清代白银产量不高，乾隆初达到高峰期，年产量可能也不过四五十万两。直到鸦片战争前，近200年时间内，国内先后报开的银矿总共只有89家。银的产量1754年最高达56万两，1800年左右年产量不过44万两。正所谓“银之行用日广，煎炼日多，地宝之泄日甚，则矿砂有时或竭”成毅：《专重制钱论》，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8。。
所以，当时的货币体系，白银的供应主要来自海外。1970年全汉升先生发表《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一文，估计公元1700—1830年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6亿元，折合约4.3亿两。据此计算，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30万两。
不过，弗兰克认为，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250年中，中国大约获得了60000吨白银，占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0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60000吨白银约合19.2亿两，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768万两。这个数字比全汉升先生的估计多了一倍。但弗兰克的估算，是根据他所理解的公元16世纪—18世纪全球贵金属流通的大格局所做出的，缺乏具体的贸易统计数据做依据，似乎有过度估计的瑕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