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论著，基本上集中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那次全国性的大土改。其实，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看，中共的土地改革有三次，而且，每次的侧重点不同。
第一次土地改革，是1946年到1956年，即通过摧毁乡村旧有既得利益集团，建立起新的政权组织，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并非现在学术界所谓的“农民私有制”，中共当时并没有主张私有化），并通过“集体化”（初级社、高级社），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包括征税来源的保障、粮食供应的保障等。2008年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课题《建设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估计，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的30年，农民在国家基础建设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仅土地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从价值计算，那30年的2.6万亿元，按5%的收益率，现值为11万亿元之巨。应该说，这次土地改革是有史以来较为彻底的一次。
第二次土地改革，1978年到2007年。这一段时期，是一个“去集体化”的过程，让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拥有极大的耕作积极性；与此同时，通过征地制度安排，并放开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为城市化、工业化建设提供土地供应上的保障和财政资金的保障。
专门讨论。
中共早期的土地思想与政策源流
中共早期的土地思想与政策，较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走了一段较为曲折的道路。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道：“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
中共“一大”，并未提及土地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纲领》只是规定“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土地公有”理念。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可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此外，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
根据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分别任命林祖涵、彭湃、罗绮园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农民部部长、秘书和调查委员。当年10月以后，南方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到1925年4月，广东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5月1日，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省农民协会，推动了广东省农民减租斗争的开展。广东的农民运动对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柱。
1925年10月，中共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土地政纲“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耕地农有”是农民“最主要的要求”。同年11月，中共发布《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提出只有“耕地农有”才能解除农民困苦，但要实现“耕地农有”，必须得让工农“得了政权”。这种认识开启了“耕地农有”理论向“土地国有”理论转化的契机。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他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
1927年3月30日，湘、粤、鄂、赣四省农协代表和河南武装自卫军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办公处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上推选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13人为委员。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会后，共产国际即对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在中国立即开展土地革命。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明确了“没收大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的基本原则，实现了土地政策由“耕地农有”向“土地国有”的根本转变；11月的扩大会议则进一步决定实行没收一切土地归为公有和立即实现土地国有的方案。
共产国际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年2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当然，这种决议并没有都加以执行。
1929年4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总结了井冈山土地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就是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邓子恢等人主持起草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还领导制定了《土地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把地主、富农区别对待的土地政策。闽西土地法完善了党的土地法规，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提出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重打击富农。同时规定：“唯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第二，土地的分配办法，应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第三，对城乡小商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账簿和废除账目。第四，明确规定对在乡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
闽西土地法是在中共的“六大”土地政纲的基础上发展的，并使之更为系统，解决了过去土地革命打击面过大等问题，从而使中共的土地革命路线及其政策更为完备，把中共的土地革命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1930年，邓子恢领导龙岩县土地调整工作，进一步把这一经验归纳成八个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毛泽东于1930年5月进行了寻乌调查。他在吸收闽西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即“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时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他还批评了“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的“左”的错误，指出在目前这样做，会“更加要动摇中农”。
1931年1月，经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一条更“左”的教条主义路线。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商议，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5个文件，其中之一就是《土地法草案》。这个草案主张平分一切土地（包括中农的土地也在平分之列），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规定这种过“左”的政策，在老区、新区以及非苏维埃区域，都要一律“立即施行”。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肯定了上述政策。
1932年开始搞查田运动，主要是贯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土地法，要求各个苏区按照这个土地法去检查土地的没收与分配的情况，否定正确的土地政策，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最早作出开展查田运动决定的文件，是1932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面前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其中规定了8项立刻执行的紧急任务，第6项就提到开展查田运动。以后，江西、福建等地都陆续发出文件，开展查田运动。
1934年3月15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却又根据同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有关决议的精神，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说“开展查田运动依然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训令》并且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等。更有甚者，5月23日，中共的江西保卫局发出紧急命令，要用赤色恐怖去对付所有地主富农，要逮捕地主富农，要杀尽所有地主富农。
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按照苏联的经验指挥中国，而王明又在此基础上采取极“左”的举措，无疑给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带来不利影响。如“没收一切土地”，严重侵害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暴动烧毁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杀尽土豪劣绅。这些做法，妨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查田运动中“左”倾政策的推行，不仅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增加了中共红军遇到的困难，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
此外，由于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在反“围剿”作战中的战略失误，红军被迫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共产国际的影响趋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主导了中共，并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采取了务实的土地政策。1936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纠正了“地主不分田”、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的错误政策，并在某些方面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转变。
中共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又继续领导陕甘宁苏区的农民进行土地革命。陕北从1934年9月起就开始了没收、分配土地的工作。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以后，推动了土地革命开展。据1941年《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中的统计，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分配了土地的区域有：延安、甘泉、安塞、安定、靖边、志丹、延长、延川、固临、神府、清涧、吴堡、华池、曲子、环县等十五县全部，盐池、定边两县的绝大部分，及鄜县、绥德、米脂、葭县、新正、新宁、赤水、淳县等八县之一部分；没有分配土地的区域仅庆阳、合水、镇原三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战、共同对敌的战略方针，对土地政策作了许多调整。
1937年，中共按照国民党政府的主张，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二五减租”。在陕甘宁边区，各个地区都颁布了减租的指示，其减少的租额各自不同。例如，在绥米地区，1937年11月，就以八路军警备区、后援会和国民党政府二区专员何绍南的名义发布减租减息布告，按上、中、下三等地，减租到三斗、二斗五、一斗。在晋察冀边区，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发布《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租“一律照原租额减少25%”，利息“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年利10％）”。晋冀鲁豫、晋东南、冀南等根据地，都发布了减租减息布告、条例和实施办法等。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稳定和扩大，各地都加强了对减租减息工作的领导，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改善了根据地广大农民的生活，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党内指示，阐明“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还不是没收土地”。
这里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的减租大致上是不成功的，但毛泽东却成功了，为什么？
第一，毛泽东通过土地登记等举措，摸清楚了土地详细情况。
《陕甘宁边区土地登记试行办法》规定公私土地都必须依法在县政府管理部门登记，“凡在边区境内置有土地房屋者，均须依照本办法在所在之县市政府进行登记，领取土地房屋所有权证。”
土地登记后，县市政府向土地所有者颁发由边区政府统一印制的土地所有权证。《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证条例》规定了“土地所有权证”是“土地所有权之唯一凭证，在土地所有权证颁布后，原有关于土地所有权之各种契约，一概作为无效”。作为土地归属的法律依据，土地所有权证必须载明如下内容：“（一）土地种类；（二）土地坐落；（三）土地面积；（四）土地四至界限；（五）每年平均收获量或收益（农地收获量以16两秤，30斤斗为标准计算，其他土地以收益计算）；（六）土地等级；（七）定着物情形；（八）所有权来历；（九）所有人之姓名、籍贯、住址、成分等。”
通过细致的土地登记工作，中共掌握了土地权属等详细情况，为制定合适的土地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法律上兼顾农民、地主等各方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