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nrich Bll（1917——1985）
1972年获奖作家
笑声的人
每当有人问我干什么工作，我就十分发窘。在其他场合下沉着自信的我这时便脸色涨红，结口结舌。我羡慕那些人，他们能自我介绍说我是瓦匠。当我不得不回答这类问题，说我是提供笑声的人时，我很嫉妒理发师，记账人和作家。因为所有这些职业说起来简单，一听就懂，无需长长的解释。而我的回答就需要再作一次解释，我不得不回答第二个提问“你靠这个生活？”并老老实实地说“是的”。我确实靠笑谋生，活得还蛮不错，因为我的笑声，用商业用语来说，是供不应求。我笑得非常好，经验丰富，无人能与我媲美，没有人能如此掌握我这一行艺术的独到之处。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作令人心烦的解释，我自称是演员。但我实在缺乏表演笑剧和朗诵的才能。自己觉得这个头衔太名不符实。我喜欢讲实话，实话实说，我是一个提供笑声的人。我既不是丑角，也不是喜剧演员，我扮演欢乐。我能像罗马皇帝一样笑，也可以像神经质的小学生一样笑；我既能轻松自如地发出19世纪的笑声，也同样精于17世纪的笑；如果情况需要，我可以流畅地笑出所有世纪的笑，各阶层的人的笑，所有不同年龄人的笑。简单地说，这是我学到的一种本事，和修鞋之类的本事差不多。在我胸中贮藏着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色、红色、黄色的笑——只要合理付费，我就按导演的要求，使它滚滚而来。
我已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我的笑声灌进唱片，录上磁带，就是电视导演也敬我三分。我悲哀地苦笑，温文尔雅、不高不低地笑，歇斯底里地狂笑。我笑得既能像公共汽车售票员，也能像杂货铺里的帮手。早晨的笑，傍晚的笑，深夜的笑，黎明的笑，一句话，若需要各种场合，各种方式的笑，我都能笑出来。
几乎用不着说这种职业是多么费劲。特别是我还掌握了发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的技巧，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这样，我对三四流喜剧演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了。他们害怕观众会漏掉他们的连珠妙语，所以大多数晚上我在夜总会度过，有点像一个雇来的不露马脚的捧场的，我的任务就是当戏演到笑料不足的地方时，我发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不能来得太早，但也不能太迟，必须恰到好处。在事先约好的时刻我放声大笑，全场观众随我哄堂大笑，演员的笑话总算没有白说。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到更衣室，穿上大衣，为终于下班了而高兴时。回到家中我通常发现电报在等我：“急需你的笑声。周二录音。”几小时后我坐在供暖过头的快车内，悲叹我的命运。
然而，我下班后或度假时，却一点也不想笑。牧牛的忘掉牛才高兴，瓦匠不想灰浆才开心。通常木匠家里不是门有毛病就是抽屉拉不开。做糖果的好吃酸泡菜，卖肉的喜爱蛋白杏仁奶糖，面包师喜欢香肠胜过面包，斗牛士养起鸽子作为业余爱好。拳击手看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脸色发白，我觉得这些都合情合理，我下了班就从来不笑。我很严肃，大家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也许还说对了呢！
在婚后头几年，妻子常对我说：“笑呀！”但后来她渐渐明白我不能满足她这一愿望。当然沉浸在严肃之中，随意放松脸部绷紧的肌肉和紧张的精神时，我感到高兴。真的，即使别人的笑声都会刺激我的神经，太容易使我联想到我的职业。因而妻子也忘了如何笑，我们婚后生活平静、安宁。有时我看到她在微笑，我也微微笑了。我们低声交谈，我厌恶夜总会的喧哗和充斥录音栅的嘈声。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沉默寡言，也许我是这样，就因为笑口太常开了。
生活中我脸上并无多少表情，仅时而露出一丝微笑。而且我常怀疑我是否真正笑过，我想没有。我的兄弟姐妹知道从小时起我一直不苟言笑。
就这样，我发出各式各样的笑声，但属于我自己的笑，我从未听到。
（陆玲译）
写作的风险
7年前，我去拜访一家著名杂志的一个编辑，想给他看一份手稿。我被召见时，把手稿递给了他——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可是他看也没看就把它放到了堆满稿子的写字台上。他让女秘书给我倒了一杯咖啡，自己却喝着水说：我会看您的稿子的，不过要过些时候，也许几个月之后吧。你看到了，这里摊着多少稿子。但是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您前面的几个人一今天早上已有7个人到我这里来过了——都没能给我满意的回答：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天才——我说这话绝无讽刺的意思——而像我这样干事务的人却寥寥无几呢？我很喜欢自己现在办的这份杂志，但是，如果要我重操旧业，我也不会死的。我原是一家剃须刀片厂的广告部主任，当时只是业余写些戏剧评论而已，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乐趣。您现在有工作吗？干的是什么工作？
眼下我是一个统计局的职员。
您是不是恨这份工作，觉得干它是一种屈辱呢？
不，我说，我不恨它，也从来不觉得干它是一种屈辱；我靠这份工作养活妻子儿女，尽管这样的生活并不宽裕。
那么您是不是觉得必须带着这些皱巴巴的、字打得很糟糕的手稿东奔西跑，或把它们交给邮局投递，而当它们全都退回来时又重新开始写呢？
是的。我说。
您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求您好好考虑一下，因为这也同时可以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
还从来没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当编辑开始看我的小说时，我思考着。
我……我终于说道，我别无选择。那位编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扬着眉毛说：这是夸张之词，这句话我曾听一个银行盗窃犯说过。当法官问他为什么要蓄意盗窃并付诸实施时，他回答说：我别无选择。
也许他说得对，我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也正确。
编辑沉默了，他继续读我的小说。这篇稿子的篇幅只有四张打字纸，他用了10分钟的时间阅读。在这当儿，我还在考虑，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来回答他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找到。我喝着咖啡，抽了一支烟，同时在心里想，如果我离开这儿，让他一个人读我的小说，也许会更好些。他终于读完了，这时我刚点燃第二支烟。
您的回答使我感到满意，他说，可是您的小说我却不喜欢。您还有别的吗？
有，我说。于是我从随身带在包里的另外五篇稿子里选了一篇短的递给他。您最好让我出去一下吧！我说。
不，他说，您最好留在这儿。
第二篇小说的篇幅还要短，只有三张打字纸，读完它只需要抽一支烟的功夫。这篇小说很好，编辑说，它好得使我难以相信，这两篇稿子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可是它们的确，我说，的确都是我写的。这我无法解释，编辑说，事情有点难以置信：第一篇的辞藻华丽，是一种宗教的、迎合低级趣味的感伤作品，因此特别俗气；而第二篇——在这里我没有丝毫的理由来恭维您——第二篇我却觉得了不起。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吧！
我没法向他解释，我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一种解释。事实上我觉得，作家是完全可以拿那个银行盗窃犯来作比较的：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谋划了一次偷盗，在阴森可怖的黑夜里独自一人去撬保险箱，可是他并不知道将获得多少金钱与珠宝，并不清楚即将获得的财物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孤注一掷，结果坐了二十年的牢，遭受了驱逐与流放。而作家与诗人。我想，也是以他们每一次新的创作在作孤注一掷的尝试。这就是风险：罪犯可能撬开了一个空的保险箱，可能被逮住，也可能一举获得前所未有的收益。诚然，作家又不同于这样的罪犯：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有区别于所有其他人的标志——大师的印记。可是一旦其他人，即他的读者和批评家给他贴上了这种标签，那么，原来的写作模式就会重新出现，因为这时候写作不再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而纯粹是墨守成规了；当然，这种墨守陈规是带着大师的印记的。高明的银行盗窃犯和拳击手都知道，每一次新的偷盗，每一次新的拼搏，都要比前一次更加艰难，更加危险，因为他们有过闪失，人们对他们已经有所了解；同样，作家想必也有类似的情形。我确信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在他们的书房里挂着同业公会颁发的工匠合格证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唯独一样不会有，那就是退休。“下班”，这是两个伟大的、人道的字眼，值得成为嫉妒的对象，可是艺术家却不熟悉这两个字眼，除非他永远或在某一段时期内“终结了自己的艺术”，并决定承认这个事实；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它对我来说不可能是现实。我曾经读过一篇书评，可惜我无法引证它的作者了，因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说：一个人怀孕不可能是半吊子的事情，而我则觉得，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当一个半吊子的艺人。
“别无选择”是夸张之词，可我对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还是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对于那些创造和接受艺术的人来说，艺术是他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少数几种可能性之一。犹如生老病死很少能成为经验一样，艺术也很少能成为经验。当然，有人生活得很有经验，但是这种生活已经没有生机可言了。有些艺术大师后来也成了纯粹按经验办事的人，这样，他们也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即使他们不向自己，也不向别人承认。一个人不能成为艺术家，并不是由于他干了什么坏事，而是由于他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对所有的风险产生了畏惧。
（林伟中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