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 2013 年8 月
3 月, 我们搬离了原先的公寓, 在一条绿树成荫的街上重新租了一幢屋子, 但感觉却像是在“露营”。我们的财物都还留在斯瓦特。
屋子里到处都是纸箱, 里面装满了好心的人们寄来的信件和卡片。
有一间房里有架钢琴, 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怎么弹奏。母亲抱怨说,墙上的希腊神祇壁画和天花板上镶刻的天使都在盯着她看。
我们的房子又大又空, 大门口有一道电动栅门。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自己住在一种我们巴基斯坦人称之为“替代性监狱” 的地方,“囚禁” 在一幢高级住宅里。院子的后部是一座巨大的花园, 里面有很多的树木, 还有一块我可以和弟弟们一起打板球的绿色草皮。但是, 我们没有办法上屋顶玩, 街道上没有比赛放风筝的孩子, 也不会有邻居来向我们借一盘米, 或我们去跟他们借三个西红柿。我们和隔壁邻居只有一墙之遥, 但两栋房子之间却仿佛相隔数里。
如果我往外看, 就会看见母亲在花园里转悠。她的头上戴着披巾, 正在给那些鸟儿喂食。她看起来好像在唱歌, 也许是那首她钟爱的拓帕: “可别杀害园子里的鸽子, 杀了一只其他就不会再来了。”
她把我们昨晚的剩菜喂给鸟儿吃, 眼中含着泪水。我们吃的食物与在老家差不多———午餐和晚餐都是白饭配肉, 早餐则是煎蛋、薄饼,有时来点蜂蜜, 这样的餐点搭配是从我的小弟阿塔尔开始的, 但他现在最钟爱的则是“伯明翰大发现” ———榛果巧克力酱三明治。我们总是会有剩菜, 母亲则因为觉得浪费了食物, 而感到难过。我知道她回想起那些寄宿在我们家中的孩子, 我们会把他们喂得饱饱的,这样他们就不会饿着肚子去上学。她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吃些什么。
还在明戈拉时, 每次从学校下课回家, 家里总是高朋满座; 而现在, 我无法相信自己以前居然会祈求能够拥有一天的安宁, 或留给我一点私人空间, 让我完成功课。在这里, 我们唯一能听见的声音是鸟叫和胡沙尔的Xbox 所发出的声响。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玩拼图, 渴望有访客前来造访。
我们家并不富有, 我的父母也深知饥饿的滋味。但我母亲从未拒绝过任何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在家乡的时候, 有一次, 一个贫穷的女人来敲门, 她又热、又饿、又渴。母亲让她进门, 给了她食物,那个女人非常感激。“我敲了这个街区的每一扇门, 只有你们家愿意为我开启,” 她说, “无论你们身在何处, 愿真主永远让你们的门敞开。”
我知道母亲很寂寞。她很热衷社交活动———过去, 邻里的女性常在午后聚集在我家后面的走廊, 而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女人也会在休息时来此歇息。现在, 她总是在打电话给老家的人。这里的生活对她来说很艰难, 因为她不会说半句英语。我们家的设备一应俱全,但当她初抵此处时, 它们对她来说却等同于一道又一道的谜题, 还得找人来教我们怎么使用煤气炉、洗衣机和电视。
像以前一样, 父亲不愿意在厨房帮忙。我借此取笑他: “爸爸,你最喜欢谈女权, 却让我母亲干所有家务! 就连茶具你都不肯刷洗。”
这里有巴士和火车, 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搭乘。母亲怀念在耆那市场逛街购物的日子。直到我的表哥搬来与我们同住之后, 她的心情才有所好转。表哥有一辆车, 可以载她出门购物, 但这和家乡的生活还是不同, 因为她不能和朋友或邻居分享她购物的喜悦。
只要有人敲门, 母亲就会一跃而起———最近, 即便是最细微的声响都能让她雀跃。她时常抱着我落泪。“马拉拉还活着。” 她说。
她现在把我当成她最年幼, 而非最年长的孩子。
我知道父亲也会哭。他的眼泪会在我把头发推向一边, 露出头上的伤疤时涌出; 他也会在午睡醒来, 听着他的孩子们在花园里发出的声音, 并在其中分辨出我的声音时, 潸然泪下。他知道, 人们总说我被枪击是他的错, 是他把我推向讲台, 就像一个热衷网球的老爸卖力培养孩子成为网球冠军一般, 好像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这对他来说很痛苦。他辛苦工作近20 年的成果全被留在身后:那间他从零开始做起的学校, 现在不但有三栋建筑物, 更有100 名学生与70 名老师。我知道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他曾是一个来自夹杂在黑白山脉间的小村落的贫穷男孩。他说: “这就好像你种下一棵树, 并将它灌溉长大———你有权坐在树荫底下休息。”
他此生的梦想, 一是在斯瓦特拥有一所很大的学校, 以提供良好的教育; 二是生活平静; 三是我们的祖国能实行民主制度。在斯瓦特, 他组织活动、为人们提供帮助, 赢得了尊敬和社会地位。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异国他乡生活。而当人们说他本来就打算搬到英国时, 他觉得沮丧。“一个在教育事业上打拼了18 年, 拥有美好的生活、完整的家庭的人, 只因为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呼吁, 就像一条鱼一样被抛出生活着的水域?” 有时候, 他会说: 我们从国内难民变成了国际难民。吃完饭后, 我们经常会聊到故乡, 试着去回忆一些事情。我们怀念家乡的一切, 包括发臭的溪流。父亲说: “如果我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会回头看最后一眼, 就像先知在离开麦加准备移居到麦地那时所做的一样: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头。” 事到如今, 有些关于斯瓦特的事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远方的故事, 就像是我曾经在书本上读到的故事。
父亲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出席与教育相关的会议上。我知道这对他来说还有些不适应, 人们现在想听到他的意见, 却是因为我的缘故。以前别人知道我, 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 而现在人家知道他,却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当他前往法国替我领取一项奖时, 他告诉观众: “在我所属的世界里, 多数人都因为他们的儿子出了名, 而广为人知。我是极少数幸运的父亲, 因为我的女儿, 而成了一名公众人物。”一件很时尚的新校服挂在我的卧室门上, 它不再是宝蓝色, 而是玻璃瓶般的绿色, 在这所学校, 没有人担心上学途中忽然被袭,或有人会炸掉学校建筑。4 月时, 我的身体已经复原到可以上伯明翰的学校了。能够好好上学, 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再也不需要像在明戈拉的时候一样担惊受怕, 在上学途中左右张望, 担心塔利班会从哪个角落蹦出来。
这是一所优良的学校。教的许多科目都和家乡一样, 但是老师使用PowerPoint 和计算机教学, 而不是粉笔与黑板。这里多了些不同的科目———音乐、美术、计算机, 以及家政———这堂课会教我们如何做菜。在这里, 上科学课时老师会带我们实际操作, 这在巴基斯坦则很罕见。虽然我的物理只考了四十分, 但它依旧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喜欢学习有关牛顿的故事, 以及万事万物都需遵从的基本原理。
但是, 像母亲一样, 我很寂寞。要交一群和家乡那边交情一样好的朋友需要时间, 而这所学校的女孩子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我。她们会说: “喔, 那是马拉拉。” 她们把我视为“马拉拉, 追求女权的社会活动家”。而在胡沙尔学校, 我就只是马拉拉, 是大家都熟悉的软骨（原文为double-jointed, 正式名称则是Hypermobility。有这种遗传特征的人,天生的骨骼结构就与常人不同, 有些可以做出手指往内折至碰到手腕、膝盖可以往前弯曲、脚可以放到脖子后面等对一般人来说相当高难度的动作）女孩, 喜欢说笑, 喜欢用图说的方式来解释事情。喔, 还有, 她很喜欢和弟弟以及好朋友拌嘴! 我相信, 每个班上都会有乖乖女孩、很聪明或天才型的女孩、受欢迎的女孩、美丽的女孩、有点害羞的女孩、出了名的讨人厌的女孩等等, 但我还没有弄清楚,在这里谁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这里, 没有人和我分享我的笑话, 我就把它们保留起来, 在用Skype 聊天时讲给莫妮巴听。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 “学校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我喜欢听到谁跟谁吵架, 还有谁被哪个老师骂了一顿。莫妮巴在最近几次的考试中都拿下了班上的第一名。我的同学们依然为我保留着一个上面写有我名字的座位; 男校方面, 阿姆杰德先生在入口处张贴了一张我的大海报, 并说他每天早上进办公室以前都会先跟我打招呼。
我把在英国的生活讲给莫妮巴听。我告诉她这里街道上的房子都长一个样, 不像老家那边家家户户的外观都不同、毫无章法, 房子旁边用泥巴和石头搭起来的棚子可能跟城堡一样硕大。我告诉她,这里的房子美观而又坚固, 可以承受水灾或地震, 但也少了一个能爬上去玩的平坦屋顶。我告诉她我喜欢英国, 因为大家都奉公守法,人们尊敬警察, 每一件事情都遵照时间表进行。政府负责打理一切,没有人需要知道军方的负责人叫什么名字。这里的女性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是我们在斯瓦特无法想象的: 她们可能是警察或保安, 她们也可能掌管大企业, 她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我不常想起枪击事件。但每天, 只要照镜子, 我就会看到那起事件留在我身上的烙印。神经手术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 但是,我还是永远不会跟以前一模一样了。我无法将眼睛完全闭拢; 当我说话时, 左眼经常不受控制地合上。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告诉他,大家应该以我的左眼为荣。“这是她自我牺牲留下的印记。” 他这样说。
我们依旧无法完全确定是谁对我开了枪, 但有一名叫作阿陶拉·汗的男子说是他下的手。警方还没有找到他, 但他们说正在着手调查, 并希望能有机会跟我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