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真的!” 我撒谎道, “我没拿那些东西。”
但母亲知道是我拿的。“是萨芬娜先开始的,” 我辩解道, “她拿了爸爸买给我的粉红色手机。”
母亲一动也没动。“萨芬娜年纪比你小, 你应该好好教她”, 她说, “你应该当个好榜样。”
我哭了起来, 并且不停地道歉。“不要跟爸爸说。” 我恳求她。我不能忍受父亲对我感到失望, 在自己父母眼中一文不值的感觉非常可怕。
这不是第一次了。当我还小的时候, 有一次, 我和母亲去市场,看到一台装满杏仁的推车。杏仁看起来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无法抗拒, 伸手抓了一把。母亲要我放回去, 并向推车的老板道歉。但老板很生气, 不愿就这样罢休。我们身上只有一点钱, 母亲打开钱包看看还剩多少。“你愿意十卢比卖给我们吗?” 她问道。“不能,” 老板回答, “杏仁是很贵的。”
母亲很难过, 告诉了父亲这件事。父亲立刻出发, 买下来那个老板全部的杏仁, 回来放在玻璃盘子上。
“杏仁是很好的食物,” 他说, “睡前吃杏仁配牛奶, 会让你变得聪明。” 但我知道父亲没什么钱, 而盘里的杏仁是用来提醒我犯下的错。我跟自己约定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结果, 我却又犯了。母亲带我去向萨芬娜和她的父母道歉。这真的很难。萨芬娜对我的手机的事情只字未提, 虽然很不公平, 但我也什么都没说。
虽然我感觉糟透了, 但我相信这一切已经结束。从那天起, 我再也没有说过谎或偷过东西, 连父亲留在家里让我们买零食的硬币,我也没拿过。我也开始不再佩戴珠宝了, 因为我问我自己: 这些吸引你的小玩意儿是什么? 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不值钱的小首饰, 丢了自己的人格? 但我还是满心罪恶感, 直至今日, 我仍每天在祷告中向真主道歉。
我的父母每天都会向对方诉说一切, 所以很快, 父亲就知道了我心情不佳的原因。从他的眼中, 我明白我让他失望了。我多么想让他继续为我感到骄傲, 就像我在学校里获得年度第一名奖状的时候; 或是像我的幼儿园老师乌尔菲特小姐告诉他的, 在班上开始学乌尔都语时, 我在黑板上写下“请只讲乌尔都语”, 以便大家能更快地学习这门语言。
为了安抚和鼓励我, 父亲跟我讲了许多伟人在小时候曾犯下过错的故事。他告诉我甘地曾说: “人若不能自由地犯错, 那么这自由就不值得拥有。” 我们在学校里读过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故事。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 住在卡拉奇时, 因为他家里没有电灯, 会借着路灯的光线读书。他告诉其他男孩子不要在尘土里玩弹珠, 改打板球, 这样就不会把全身弄得脏兮兮的。父亲在他的办公室外挂着一幅摹本, 是林肯写给他儿子老师的一封信, 已翻译成普什图语。那封信写得极好, 全是极好的建议。“如果可以, 请你教他书本的美好, 但也给他时间, 让他去思考永恒的谜题: 天上的小鸟、阳光下的蜜蜂和翠绿山头上的花朵。” 信里写道, “让他知道失败远比作弊光荣得多。”
我想, 每个人一辈子里至少都犯过一次错误, 重要的是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普什图习俗有着不同的看法。
按习俗规定, 若受委屈, 我们定要采取报复手段。但这样冤冤相报,何时能了? 如果家族中的男人被另一个人伤害了或杀了, 他们必定要采取报复, 杀死加害者家庭中的任何一个男性, 以维护荣誉。这一来一往不停循环下去, 没有止息。我们甚至有句谚语说: “一个普什图人花二十年复仇, 其他人会说这还早着呢。”
有很多说法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的民族, 其中一种是“普什图的石头不会在水里变钝”。意思是说, 我们既不会遗忘, 也不会原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说“谢谢”, 因为我们相信普什图人是不会忘记别人的恩情的, 并且时候到了一定会报恩, 就和一定会报仇是一样的。恩情只能用恩情来还, 而不是用一句“谢谢” 说说就行了。为了防御敌人, 许多家庭住在四面装有栅栏和瞭望台的屋子里。
我们也认识很多纠纷的受害者。其中一位是希尔·扎曼, 我父亲班上的同学, 他总是在考试时赢过我父亲。祖父和大伯总是以此调侃我父亲, 把他气得抓狂, 并说: “你比不上希尔·扎曼。” 父亲甚至一度希望山上有落石掉下来把扎曼压扁。但是希尔·扎曼没有去念大学, 而是在村里的药房当上了药剂师。后来, 他们家为了森林里的一小块地和亲戚起了冲突。有天, 希尔·扎曼和他的两个兄弟要去那块土地时, 被他的叔叔和手下人偷袭, 三兄弟全都死了。
身为社区里备受尊重的人, 父亲常被找去调停争端。他不相信复仇有什么作用, 并总是试着让大家了解: 如果暴力持续下去, 对双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 最好的选择就是尽释前嫌, 继续各自的生活。但是村里有两个家族, 父亲无论如何都劝说不了。这两个家族对立的情况已经久到没有人记得到底是怎样开始的, 八成只是点小事, 但我们毕竟是很会小题大做的民族。一开始, 其中一方的兄长会攻击另一方的叔伯, 接着另一方会采取同样的举动, 不断有人为此丧命。
我们的族人认为这体制很好。他们认为, 正因此, 我们的犯罪率才比非普什图地区要低。但我认为,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 你不该去杀他们或是他们的兄弟, 而是应该要教导他们。我受到阿卜杜勒·加法尔·汗的行为启发, 有些人称他为“边境区甘地”, 是他把非暴力哲学介绍到我们的文化中。
对于偷东西也一样。有些人, 像我, 被逮到并发誓不会再犯。其他人则会说: “噢, 又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个小东西嘛。” 于是,第二次, 他们就会偷点更大的东西, 第三次又会更大。在我们国家,太多政治人物认为偷窃不算什么。他们很富有, 尽管我们国家还很穷困, 但他们仍掠夺再掠夺。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付税, 这还是他们最低微的过错; 他们向国家的银行贷款, 却不还钱; 他们在政府合约中, 从朋友或是那些合作厂商手上拿回扣;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在伦敦拥有昂贵的公寓。
我不知道当他们看见自己的人民在挨饿, 或是因为时常断电而只能坐在黑暗之中, 或是孩子没办法上学, 只因为家长需要他们一起工作赚钱时, 良心怎么安稳? 父亲说巴基斯坦受到了诅咒, 有这么多只爱金钱的政治客。他们不在乎军队是否真的有战斗力, 他们更愿意远离战场, 坐在商务舱里, 关上帘子享受美食和各种服务;而与此同时, 人民则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我出生的时代, 政权由贝·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在十年间互相轮替, 两方政府都没有做满任期, 并且不断地互相指控对方的贪污问题。但我出生两年后, 军方再度掌握政权。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戏剧化, 可媲美电影情节。那时的总理是纳瓦兹·谢里夫。他和军方领导人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失和, 并把他解职。当时, 穆沙拉夫将军正搭乘国有航空公司———巴基斯坦航空的飞机, 从斯里兰卡回国。纳瓦兹·谢里夫因为太担心穆沙拉夫将军的反应, 企图禁止飞机降落在巴基斯坦。他下令机场关闭降落灯号, 并把消防车停在跑道上, 完全无视飞机上其他两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 而飞机的燃油根本不足以飞到另一个国家去。在电视里公布穆沙拉夫将军下台的消息一个小时之内, 坦克就开上了街头, 军队占领了新闻台和机场。当地指挥官伊夫蒂哈尔将军冲进位于卡拉奇的机场塔台, 让穆沙拉夫将军的班机得以降落。穆沙拉夫将军随即接管了政权, 并将谢里夫关进阿托克堡的监狱。有些人发糖果庆祝, 因为谢里夫不受欢迎。父亲却在收听新闻的时候哭了, 他原以为巴基斯坦再也不会出现军人执政时代了。谢里夫被指控叛国罪, 最后在沙特阿拉伯皇室的协调下被流放, 逃过一劫。
穆沙拉夫是我们国家第四位军人执政的领导人。和其他的军人执政者一样, 他从在电视上对民众喊话开始, 他喜欢用“亲爱的国民” 作为开场, 然后长篇大论地攻击谢里夫, 并指责说在谢里夫的统治之下, 巴基斯坦“丢了荣誉、自尊和敬重”。他誓言要终结贪渎, 追究那些“偷窃、掠夺国家财产的人”。他保证要把自己的财产和税金都还给大众, 并说他只会短暂地掌控国事。但是, 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齐亚·哈克将军曾保证只会掌权90 天, 却控制了我们11 年多, 直到他坠机而死为止。
父亲说, 这不过是旧事重演。而且他说对了。穆沙拉夫保证要结束封建体制, 不让整个国家受少数十几个大家族控制, 并保证要引荐年轻的新秀进入政坛。结果, 他的内阁还是由那些老面孔组成。
我们的国家再次从英联邦国家中被剔除, 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美国在前一年, 在我们进行核武器测试的时候, 就已停止对我们的大部分援助。现在, 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开始抵制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 斯瓦特人不想被列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也是情有可原的。每隔几年, 巴基斯坦就会派一位代理专员, 也就是DC,来管理斯瓦特。在我们看来, 这些官僚只是来这里赚大钱而已, 赚够了就回家去了。他们根本不想发展斯瓦特。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逆来顺受, 因为在瓦利制度下, 是不允许批判政权的。如果有任何人冒犯了瓦利准则, 那么此人的整个家族都会被赶出斯瓦特。所以当代理专员从伊斯兰堡来时, 他们就是新的国王, 没有人敢质疑他们。老一辈的人常常会怀念最后一代的瓦利统治时期。他们回忆道,那时候山上还有葱郁的树林覆盖, 每隔五公里就会有间学校, 瓦利老爷还会亲自拜访他们, 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萨芬娜的事情过后, 我发誓再也不会对朋友不好了。父亲总是说, 对朋友好是很重要的。在他念大学时, 没钱吃饭和买书, 是几个好朋友伸出援手, 帮他渡过难关, 他永远铭记在心。我有三个好朋友———萨芬娜、和我同村的桑波, 还有与我一起上学的莫妮巴。
以前我和莫妮巴住得很近, 我们在小学里成为最好的朋友, 然后我说服她来我们学校念书。她是个很聪慧的女孩, 虽然我们常常吵架———特别是在郊游的时候。她来自一个大家庭, 有三个姐妹和四个兄弟。虽然我比她大六个月, 但我感觉她是我的大姐姐。莫妮巴会立下规矩, 我则试着去遵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 我们是个紧密的小圈子, 我们也不与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秘密。她不喜欢我和其他女孩子说话。她说, 我们必须注意自己和什么样的人来往, 特别是要小心那些表现不佳的人, 或是那些时常闯祸的人。她总是说:“我有四个兄弟, 所以即便我犯的错再怎么轻微, 都会成为他们不让我继续上学的理由。”
因为不想让父母失望, 所以我帮所有人跑腿。有一天, 我的邻居要我去市场帮他们买一点玉米。在去市场的路上, 有个男孩骑脚踏车撞上我。当时, 我的肩膀很痛,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还是去了市场, 买了玉米, 送到邻居家后才回家。直到回家后, 我才掉下眼泪。在那之后没多久, 我发现了一个重新赢回父亲尊重的绝佳方法。学校要举办公开演讲比赛的公告已经贴出来了, 我和莫妮巴都决定参加。我记得父亲通过演讲使祖父惊喜的故事, 我想要和他做一样的事。
当我们拿到题目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题目是: “诚实为上”。
我们唯一练习的机会, 就是在早祷的时候朗诵诗歌。我们学校里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 她叫法蒂玛, 是个很优秀的演讲者。法蒂玛长得漂亮, 演讲时更是活泼生动, 能在数百人面前自信满满地讲话, 听众也会仔细聆听她说的每一个字。莫妮巴和我都很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 所以我们很仔细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在我们的文化中, 演讲稿往往由父亲、叔伯或是老师帮你写好,通常是用英文或乌尔都语, 而不会是我们的母语———普什图语。我和莫妮巴当时觉得用英文演讲能显得自己比较聪明。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对。重点不在于你选择使用哪一种语言, 而是你用了什么样的内容来表达你的思想。莫妮巴的讲稿是由她的一个哥哥帮她写的,引用了我们国家的诗人阿拉马·伊克巴尔美丽的诗句。父亲帮我写了稿子。在稿子里, 他强调: 如果你想要做一件好事, 但却要通过不好的方式来达成, 就仍是件不好的事。同样, 如果你选了一个好方法来做一件坏事, 那么这仍旧是坏事。他用林肯的话作为结语:“失败远比作弊光荣得多。”演讲当天只有八九个同学参加。
莫妮巴的演讲极好。她表现得很沉稳, 而且讲稿也远比我的更富有情感、更具诗意———虽然我的讲稿在意义上也许更深远些。上台前, 我紧张极了, 怕得全身颤抖。我的祖父也来了, 我知道他真的很希望我能赢得比赛, 这让我更加紧张。我记得父亲说过, 开始演讲前要先深呼吸。但当我看见所有人的眼光都聚集在我身上时, 就忘掉了。我阵脚大乱, 稿子在我颤抖的手上晃个不停, 但当我用林肯说的话做了结语后, 我抬头看向父亲, 发现他的脸上挂着微笑。
评审最后宣布名次, 莫妮巴得了第一, 我则是第二。名次并不重要, 因为林肯在给儿子老师的信里还写道: “请教导他如何当个有风度的败将。” 我已经习惯当班上的第一名了, 但我发现, 就算你已经连续赢了三四次, 如果不够努力, 下次的冠军不见得一定还是你。而且有时候, 你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好的故事。于是我开始自己写讲稿, 并改变演讲的方式: 不再只是读稿子, 而是让文字从心里流出来。
6 垃圾山的孩子
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胡沙尔学校求学, 我们又搬了一次家, 并且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夏卡拉卡蹦蹦》(Shaka Laka Boom Boom), 这是一个印度儿童节目, 讲的是有一支神奇铅笔的男孩子桑竹的故事。他画的所有东西都会成真。如果他画的是蔬菜或是一个警察, 这个蔬菜或警察就会神奇地出现; 如果他不小心画了一条蛇, 那他可以把画擦掉, 这样蛇也就消失了。他用他的神奇铅笔帮助其他人, 甚至将父母从帮派老大手中救出来。我一心一意想得到那支铅笔。
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会说: “真主啊, 请给我桑竹的铅笔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放在我的柜子里就好, 我会用它带给大家快乐的。” 祷告一结束, 我就会检查我的抽屉, 可神奇铅笔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 我已经做出决定, 应该先从帮助别人开始。在我们新家那条街上, 有块废弃的空地, 大家都将垃圾丢在那里。斯瓦特没有垃圾场。很快, 空地成了一座垃圾山。因为实在太臭, 我很不喜欢去那附近。有时, 我会看见那附近老鼠乱窜, 乌鸦聚集盘旋。
一天, 我的弟弟们不在家, 母亲便叫我去丢马铃薯皮和蛋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