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身为“父母官”，应理朝政，沉湎于戏剧，是有违官箴的，往往要受到纠劾。官场道德向来认为唱戏属三教九流，耻于挂齿，“衙门中，第一以不抹牌，不唱堂戏为高”。但是由于吏治败坏，特别是清末，官场腐败，再加上皇帝后妃们都迷上看戏，慈禧就专门在宫中修了大戏台，以供自己观戏。清末北京城中着名的四大戏台：紫禁城内宁寿宫院内的畅音阁、颐和园内德和园大戏台、圆明园的清音阁、避暑山庄的清音阁都是供皇家享用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因此官员也就肆无忌惮地沉湎于戏剧中，甚至以此为“排遣日月唯一之当务”，而对政务怠懈不理。这种官员比比皆是，清末民政部尚书善耆，酷嗜戏剧，竟至堂上办公时高唱。一次衙参，下僚刚要禀报公务，“善耆，忽一声倒板，四座惶骇，久之乃引散”。此景况被人视为“亡国之怪现象”的代表。善耆府中还建有戏台，他常令僚属陪他排戏，对自己喜欢的戏友，还提升官职。他的部下，副参领韩秀峰颇嗜京戏，其兄韩二刁是京中票友里有名的武生，善耆慕名将韩氏兄弟约到家中研讨戏艺，并提拔韩秀峰为正参领。清末新建县令汪以诚平时不理政务，“专主办戏政”，故被人戏称为“戏提调”。
清代许多官员为了自娱的方便而在衙署中自养戏班。反映清末社会百态的《红楼梦》中的贾府就专门花银子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办戏班。《歧路灯》也写某河南巡抚大臣说：“近日访得不肖州县，竟有豢养戏班以图自娱者。”官员到戏园看戏已违官箴，更何况私养戏班，那更是大伤风化。所以清朝规定衙署中不许自养戏班，否则予以处罚。嘉庆四年上谕：“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自养戏班，以肃官箴而维风化。”乾隆三十四年还专门谕令：“敕督抚不时访查纠参，虽有一二人，亦不可徇隐。”虽然官场有所规定，但执行起来却多有变通，上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故屡禁不止，如清末官场禁烟禁赌一样，不了了之。
狎妓是中国古代官场最腐朽的风习，上至皇帝，下及重臣、名士都乐此不疲。
早在先秦时代，统治阶级已有将沦为奴隶的女性作为官妓以供军士游乐的现象，《战国策·东周策》载说管仲治齐，曾置“女闾七百”以佐军需。《吴越春秋》云：“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到了汉代，武帝更在军营“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秦汉以后，朝廷设立“乐户”和“教坊”，蓄养女乐，即“女伎”。女伎们不但要满足狎妓者的****，还要为其提供乐舞等娱乐。这也是官场达官显贵狎妓成为传统风尚的一个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战乱频繁，士大夫们精神空虚，更是放浪形骸，拼命从****上寻求刺激。他们广蓄家妓，以金钱将女子一次性买下，供自己永久淫乐；还另觅寻欢作乐的途径，狎妓之风一时大盛。当时文坛上的淫诗艳语，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官场风尚。
唐代是我国古代娼妓的发展时期。朝廷设立“官妓”制度，为妓者在官府注籍登记，由官府供应脂粉，在官府设立的机构中“营业”。因而唐代士大夫狎妓之风更是盛极一时，《太平广记》引《酉阳杂俎》“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多力负气。天宝中，皓少年，常结客为花柳之游，竟畜亡命”就是一例。为狎妓，周皓打死了另一显宦之子，竟落得远逃家乡的下场。《唐阙史》载，唐代着名诗人，曾任中书舍人（即丞相的秘书）、侍御史的杜牧“性踈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杨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杜牧每天晚上都寻花问柳，牛僧孺竟密教兵士，“易服随后”暗中保护。该书又云，当时闲居洛阳的李司徒“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宴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可见当时官场士大夫狎妓风气之盛。更有甚者，唐朝重臣、丞相李逢吉竟设计夺当时诗人、名士刘禹锡的家妓，遗笑千古。《太平广记》卷记载：“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逢吉）恃风望，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嬖，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
宋代，朝廷对官吏狎妓曾有一定的禁令。《画墁录》云：“惟圣节（皇帝生日）一日许赴州郡大排宴，于便寝别设留娼。”其实这不过是做做样子。宋代士大夫狎妓一点不亚于唐代，连已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宋徽宗也以狎妓为快事。这个道君皇帝就是当时东京名妓白牡丹李师师鸳帐里的常客，《如梦录》云：“大梁驿原是宋时小御风巷风铃寺故基，徽宗幸李师师处，僭称师师府，下有地道通宫院。”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如此荒淫的皇上，当然更不乏风流的臣子。竟弄出君臣都狎李师师淆乱纲常的事来。张端义《贵耳集下》：“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北宋着名词人）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床下。”《东京梦华录注》：“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
明初，朝廷曾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叙”（《菽园杂记》）。但自嘉靖、万历以后，皇帝倦于勤政，而官员士大夫则陶情花柳，前期的禁令也形同虚设。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以南、北西京为中心，娼妓大量发展起来，当时人竟有“娼妓遍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五杂俎》）之类的感叹。
清代咸丰以前，禁止官员狎妓的法令是十分严厉的。但咸丰以后，禁令渐弛，官员狎妓逐渐增多，后来竟蔚成风习。官场竟有“无妓不欢，无妓不饮”的奇谈。光绪中叶以后，士大夫狎妓空前鼎盛，此时的妓馆，高张艳帜，车马盈门，娼妓也纷纷角逐于官场，一些官吏还公然纳妓作妾。有人做诗讽刺当时的狎妓陋习：“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郎员主”即京官中的员外郎、司员、主事。“胡同”指八大胡同等妓馆。逛妓院，已成了这些京官们的主要娱乐方式。李伯元《南亭四话》录有一首《官押妓》诗，咏天津的侯补官狎游之状：“多半珊瑚结，褂子通行海虎绒，谁是官场谁买卖，夜来都打大灯笼。几人前导轿如飞，不是蓝围便绿围，记得大风倾侧日，何如车马压尘归。”十足表现出官老爷狎妓的派头。
清末官场，更演出了两幕颇为精彩的狎妓闹剧，震动朝野。闹剧的男主角竟是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之子，官居尚书、御前大臣之职的载振。女主角是妓女谢姗姗、杨翠喜。据《清末民初云烟录》载，谢姗姗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谢珊珊本是天津一妓女，为载振所爱，当时载振任商部尚书，一次大宴宾客于余园，召集沽上名妓侑酒，珊珊也在被招之列。席上，载振及其高官们，在“群芳丛中嬉谑无度，丑态百出。一时钗横鬓乱，觥筹交错。珊珊被灌得大醉，醉中以脂粉涂抹在右侍郎陈璧的面颊上，引来满座欢笑。陈璧受之陶然，不以为忤。贝子（载振）正在张牙舞爪之际，更是顾而乐之。”这件事大失官场体统，被御史张元奇弹劾，迫于压力，慈禧太后只得下诏书申斥，责令闭门思过。
事过三年，又发生了杨翠喜事件。载振去东北办理公务路过天津，认识了天津名妓杨翠喜。道员段芝贵为了升官，花巨款将杨赎了身，献给了载振，段芝贵果然升迁，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不久，翠喜事在京中春光泄露，御史赵启霖上奏对段弹劾，牵连及奕匡父子。奏章上达后，朝野震动，清廷不得不下诏撤去段的官职，载振也迫于朝野压力，不得已辞去尚书职务。
中国古代官场除了狎妓，更显其官场腐败莫过于狎男妓了。狎男妓之风起源甚早，古代君主宠幸嬖臣的实质就是狎昵男妓。《艺文类聚》卷三十三引《汉书》，就谈及汉初高祖的嬖臣藉孺和孝惠帝时的闳孺，这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魏晋南北朝时，狎男色之风就十分猖獗。男妓又称娈童、优童、歌童、像姑，多为年少相貌清秀者。狎男妓成为官场一陋习兴盛于明清两代，因为明代、清代都曾禁官狎妓宿娼，但狎优可以通融，于是狎男妓之风便在士大夫中兴盛起来。清代诗人蒋士铨《京师乐府词·戏旦》描述了官吏们狎像姑的丑态：“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镫筵逞颜色，士夫嗜好诚未知，风气妖邪此为极。古之嬖幸今主宾，风流相尚如情亲，人前狎昵千万状，一客自持众客嗔。酒闲客散壶签促，笑伴官人花底宿，谁家称贷买珠衫，几处迷留僦金屋。蛣蜣转丸含异香，燕莺蜂蝶争轻狂，金夫作俑媿形秽，儒雅效尤慙色荘。腼然相对生欢喜，江河日下将奚止？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
清代称男妓卖淫处为像姑堂子，故男妓又称像姑。像姑待客有“侑酒”，唱曲”，谈诗论画”和卖身。清人陈森写的《品花宝鉴》就有士大夫们狎像姑的描写。清代乾隆时的大吏毕沉就是有名的狎像姑者，他与京师昆曲旦角李桂官昵好，赵翼、袁枚均有《李郎曲》记二人事。《孽海花》写了个叫庄立人的官员，“喜欢蓄优童，随侍左右的都是些十五六岁的雏儿，打扮得花枝招展。乍一望，定要错认做成群的莺燕。高兴起来，简直不分主仆，打情骂俏的搅做一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载：“这京城里面，逛相公（即狎男妓）是冠冕堂皇的，甚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可见官场上此风之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