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的形式很多：有皇帝亲自对官员进行的训诫，如明太祖曾经训示臣下：“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息之。”明神宗也曾下诏训示群臣：“从今以后，你们须赤胆忠心，遵守自己的职责，不要怀着私心隐瞒朕。”这类官箴是皇帝的“金口玉言”，官员们恪守也严，执行也严，对维护封建统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有些官员在自己的衙署中挂上自撰的官箴，如“阳奉阴违，天有难遮之眼；民穷财尽，地无可剥之皮。”明代无极县令郭允礼则自警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再有像戏剧《七品芝麻官》中的徐九经的“口头禅”“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是一种未形诸文字的自箴，也就是对“爱民如子”与“执法如山”等官箴的通俗阐释。又如汤显祖名作《牡丹亭》中杜宝的那则告示：“禁为闲游奸诈。”“自三巴到此，万里为家。不教子侄到官衙，从无女婿亲闲杂。”是官员对于自己亲眷的行为规定，也是官箴的一种形式。
官箴的内容多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加强封建统治，宣扬封建教化出发，且形式多种多样。如清朝有戒石铭，即州县衙门前一律立一石碑，上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原是皇帝用来警告官吏要奉公守法，不得贪脏虐民的，但很多官吏仍公然肥己残民，根本视戒石铭为无物，使之成为一具空文。于是有人改铭文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是愤怒的鞭挞，也是无情的嘲讽。
值得一提的是“清慎勤”的官箴。关于其缘起，说法不一。据清人王之春《椒生随笔》载：“‘清慎勤’三字为司马昭训长史之言，见《三国志》。”宋代，“清慎勤”已成为官场普遍流行的官箴。另一种说法认为此官箴是明太祖规定的。历史上着名的清官，明朝海瑞为官就恪守“清慎勤节”。史载其“清苦之行，举朝不能堪，亦举朝不能及。”他一辈子清正廉洁。到了老年，虽然官居要位，但是其卧室中的被盖都用粗布做成，看起来似寒窗苦读的书生。他拒绝馈送，反对奢侈，不愧为官场中“出淤泥而不染”者。清朝，因清帝的亲倡，“清慎勤”成为极为重要的官箴之一；到晚清时，吏风败坏，“清慎勤”三字遂成空文。
如果说官箴是统治者为其下属官员所规定的行为准则的话，与之相对，官诀则可以被看作是下层官员为迎合（或者说适应）上层统治者而为自己规定的行为准则了。历经了钩心斗角，见惯了口蜜腹剑，勘破了翻云覆雨，参透了背信弃义的官场中人，是清醒地认识到“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的。
富贵青蝇竞血，进功名白蚁争穴。官场的残酷使得许多身处其中的官员不但夹紧了尾巴，而且炼就了心肠，也炼厚了脸皮。他们抛不下世俗的荣华，做不到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于是便为了一己的得失，为了个人的荣辱，不惜将“为民请命”之训置之脑后，熟谙并且身体力行了各种官诀，从而成为风云多变的宦海中的“不倒翁”。
官诀作为封建官员个人的处世原则，只注重实际中的运用，一般并不形诸文字。官员们是不会在大堂上“明镜高悬”的大匾旁边再挂上一“欺上瞒下，一紧二慢三罢休”或“圆滑趋避，八面玲珑”的匾的。当然，也有许多官僚的官诀被人以文字记载下来，成为后人的话柄笑谈。清人朱克敬《阉二识》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文正公即清初显宦曹振镛，他就是靠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才得以成为三朝元老，官运亨通的。
近人李宗吾《厚黑学》一书中总结做官六字真言为“空、恭、绷、凶、聋、弄”。其实，封建社会的许多官员是谙熟此道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六字真言是对所谓官诀的一个不完全的总结概括。例如，李宗吾解释说“恭就是卑恭折节，胁肩谄笑之类。”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分析当时的官场说“如今晚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书中写一个叫卜世仁的典吏向其侄孙现身说法：做官的第一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别人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不要怕难为情，送了进去，马上可以高升。”有人作联讽刺这种无耻求官者说：“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可见卜世仁已将“恭”字诀炼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历史上这种事例也很多。汉武帝时的名臣公孙弘也是惯熟此招的高手。每当朝廷议事，他不同意的事，并不表露出来。他常常与汲黯相随，什么事情都让汲黯先说。如果武帝高兴，他就附合；如果武帝不悦，他就反对。可谓是察言观色的老手了。为此，他被汲黯骂为“不忠”，但他也因为多顺风承意，阿谀奉承的迎合而“以此日益亲贵。”所以任别人怎么说他坏，只要皇上满意他就什么也不在乎。当然，公孙弘的官诀决不仅限于此，他还奉行“口蜜腹剑”的原则，即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汲黯当面顶撞过他，但他看起来并不在意，其实心里面早在打主意整汲黯。终于，他把汲黯弄到右内史上任，随时准备以某种理由致汲黯于死地。
自然，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官诀的。有的封建官员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出发，持“我不害人，不求人；虽不求有功，亦不会有过”的态度；与那些欺上诈、瞒天过海的腐官朽吏相比，他们应该说是封建官场中比较好一些的官员了。但既持这种态度，必不能“为民请命”。明人有对联讽刺当时不说话、不做事的大臣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清朝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即对这类人进行了讽刺：一人做梦到了冥府，见一个官大人穿着公服昂然走人殿中，自我标榜说：我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水，现在是无愧于鬼神的。”阎王笑曰：朝廷设置官员是用来治民的，下至驿丞之类的小官，都有利有弊。如果不要钱就是好官，那放一个木偶在大堂上，滴水不饮，不比你更好吗？”官又辩曰：我虽无功，亦无罪。”阎王曰：你一生处处求自全，为避嫌疑你不办理棘手案子，不是有愧于民吗？为怕繁重你不办理某件大事，不是有负于国吗？这些年来对你的考查根本上就说不出什么，难道无功不是有罪吗？”此官大人大为尴尬，锋棱顿挫。
《红楼梦》中，贾宝玉曾经讽刺那些死谏、死战的文武官员。其实，在封建官场中，能够死谏死战的实在是可歌可泣的有大勇气者。旧制度下人民呼唤“青天”的出现，但“青天”毕竟寥若晨星。包拯是有名的“青天”了，他清心直道，铁面无私，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美誉。但是，就是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初面对斩不尽，杀不绝的贪官污吏，也只有上书陈事，乞求皇帝老子不要再把印把子授给那些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贪官们。
晚清大员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也许，应该给这句话加一个前提“如果掌握官诀的话”那样，才是封建官场的写真。
宦官，它是我国封建君权制度下的奇特产物。
“宦”的本义是帝王豢养在宫中的奴仆。唐昭宗就说：“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旧唐书·宦官传》）所以宦官又被称为“寺人”（寺通侍）、内官”、“中官”“、内侍”“、内监”。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人们也就把所有的宦官都尊称为太监，太监就成了宦官的代称了。
不过，早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直到东汉时，才有了“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的规定《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这显然是“父传子，家天下”制度下的产物。
为了维护帝王后代血统的纯洁性，在后妃成群，春宫怨旷的宫廷之中，如果让男性仆役交混其中，就会造成后宫混乱，血统不纯。但是全用女性奴仆，有些苦力重活又不堪任。所以，选取经过阉割，失去性机能的阉人充当宦官，既能承担劳力性的工作，又可以放心地让“宦竖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仲长统《昌言》）。由于帝王生活的豪奢，后妃人数的众多，为之服务的宦官队伍也十分宠大，如明代，总数就超过了十万，还专门设有二十四衙门来管理这支阉宦队伍。
数量庞大的宦官队伍从何而来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民间的穷苦人家迫于生活无路，将子弟卖给或被骗给一些阉割匠，这些年幼的孩子被阉割以后，加以训练，然后被卖入或贡入宫中。唐代着名宦官高力士就是这样入宫的。
也有一些希望富贵的，自愿接受阉割，主动要求入宫。清代末年着名宦官李莲英就是这样入宫的。
还有一些罪人被强行阉割之后投入宫中充当宦官。如汉代李延年就是如此。
更有甚者，一些为获私利的有权人物也大量制造阉童。如明朝天顺四年，被朝廷派往湖广、贵州镇压苗族人民的太监阮让，一次就“阉割东苗俘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阉幼童》）。
宦官出身卑微，官品不高，但因为他们是君王近侍，可以比一般的外臣更容易受到君王的宠信，所以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除了开国君主外，很多帝王基本上深居宫禁，从小不知世事。对天下情况的了解全凭他人进言；又要时刻防范臣下的不忠，就必然产生帝王在政治生活中的孤立感与猜疑心。于是，日夜随侍在侧而又绝不可能篡夺帝位的宦臣就成为帝王最信任的亲信。加上“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历史上每每出现一些“荒主童昏”，即只知纵情享乐的昏君或未成年的孩童理所当然地成为“兆民之主”，这些帝王被宦官操纵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比如东汉自中期开始，章帝以后，每个皇帝即位时都是娃娃，和帝岁，殇帝才出世一百多天。政权往往旁落到外戚手里，宣帝成年后，不甘心于外戚专权的局面，便依靠宦官的力量，发动政变从外戚手里夺回政权，但是权柄又落到了宦官集团手中。宦官就这样控制了皇帝，成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特殊人物而“窃取威权，诈传诏旨”。
在中国封建专制历史上，宦官专权，干预朝政的事比比皆是。唐代天宝年间的着名宦官高力士就有权处决一般政事，四方奏表也由他决定是否送达皇帝。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拥立肃宗有功，权势亦大，甚至太上皇唐玄宗，也实因李辅国幽禁而死。从德宗朝开始，为防止武将拥兵作乱，特置左右神策、威远等禁军，命宦官掌握，这样京师的兵权尽归宦官。之后宦官又有将兵于外者，称军容观察使，连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元帅郭子仪、李光弼竟要受担任监军的大宦官鱼朝恩节制，形成“监军持权，节度反在其下”的怪事。宦官有了兵权以后，干政专权便有恃无恐，连皇帝也任其摆布，唐朝的宪宗、敬宗均遭宦官毒死，而穆宗等十三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登上帝位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正如《新唐书·宦者列传》所说，唐代宦官专权“祸始开元，极于天佑，凶愎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丧”。
明代的宦官，专权之甚，祸国之烈，害民之酷，聚敛之狠，空前绝后，登峰造极。明代宦官自永乐时始受重用，不仅是因为明成祖起兵“靖难”，从建文帝手中夺取政权时多得宦官之助，主要原因是明成祖为了强化“家天下”的封建专制政权，于是重用宦官，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控制、监督。明宣宗即位后，他不但派大学士教宦官读书，让宦官有了参政的文化修养，还授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可以按皇帝旨意用红笔批复内阁重要文件的权力。从此，“批红”成为宦官操纵国事的主要方式。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为朝廷的主要决策者，明代宦官专权的恶风也就越刮越猛，形成了“公、侯、师、保皆在中官之下”（《谷山笔尘》卷六）的局面，以至朝中大学士、六部尚书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被时人谑称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明史·刘吉传》）。明熹宗时的魏忠贤更把古代宦官掌权乱国的虐政推到顶峰，形成了遍布朝野的“阉党”。魏忠贤不仅掌握了中央禁军“三大营”，还专门组织了名为“内操”的一万余名宦官武装，形成了内外大权“一归忠贤”的局面。魏忠贤的党徒还在全国建立“生祠”，四时祭享，公然称魏忠贤为“九千岁”。造成了“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的黑暗时期。
宦官也有贤者，不会都是卑鄙的小人。清代《冷庐杂识》卷四《宦寺》条就列出了一张名单：“汉以后宦寺之祸，史不胜书，然亦有贤者。如汉吕强，北齐田敬宣，唐杨复光，后唐张承业，宋邵成章，明怀恩、覃吉、何鼎、李芳、陈矩、王安，简册褒称美名着焉。知人贵自立，不患类之贱也。”在大量“最为低贱虫蚁（康熙语）的小太监中，也有反抗统治者残酷压迫的硬骨头。例如清代嘉庆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古代罕见的冲入皇宫的天理教起义，起义军在宫中太监刘得财、刘金、高泰、高广福、王福禄、阎进喜等人的配合下，攻入了东华门和西华门，直扑隆宗门，至今在故宫隆宗门匾额上仍保留着当年的箭镞痕迹。就是在地位较高的大宦官中，也出现过为中华民族作出伟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东汉明帝、和帝时期的大宦官蔡伦，史书说他“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他还发明新法造纸，使造纸术大为普及，原料扩大，成本降低。他的名字永远与造纸术连在一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明代着名大宦官，被称为“三宝太监”的郑和，七下西洋，足迹历遍亚非国，直到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肯尼亚，促进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了我国家喻户晓的名垂世界航海史的大航海家。
还有明代的女真族大太监亦失哈，永乐帝身边的司礼少监侯显，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着名的外交家，前者在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二十余年中，九次奉朝廷之命率队巡视黑龙江下游，足迹远达库页岛，为巩固边疆作出杰出贡献。后者奉命进西藏，陆行数万里，将西藏宗教领袖哈立麻等人迎至北京。这以后，他又多次出访今印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为加强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促进中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专门为清代宦官寇连材立传，将他与“戊戌六君子”相提并论。他目睹清廷的腐败，敢为民请命，“条陈”人人不敢开口之事”，如希望慈禧归政光绪，停修颐和园，革除李鸿章官职，续修战备以迎战日本。他甚至提出选天下贤人为光绪的皇太子，对“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要害提出挑战，被慈禧下旨斩首于菜市口刑场，成了名垂中国近代史的先进人物。
东汉以后的宦官都用阉人充当，却有很多古文献记载宦官娶妻妾养子女的事。如唐代的高力士就娶妻吕氏，李辅国娶妻元氏。《万历野获编》载说明代“宦官有妻者多矣”，“内臣有妻女，相沿成俗。”甚至屡次发生宦官“****”，“配耦宫人”等事。清代大宦官“李莲英有四子：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皆捐三品衔郎中，签分户、兵、刑、工四部”（《清稗类钞·阉寺类·李莲英有四子》）。出现这种现象有两方面原因：一部分上层宦官虽然丧失了性功能，但在骄奢淫佚的生活中视女性为玩物，心理的变态使他们广畜妻妾以为凌辱的对象。第二，有的宦官由于阉割之术的差异，仍能保持一定的性功能，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唐甄曾对明之后散于民间的原宦官的妻妾作过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魏忠贤就是这样的宦官（见《潜书·耻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