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二十岁出头，又是大学毕业生，本该有雄心壮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李老这一席话，却把我说动了心。我又何必蝇营狗苟，去宦场争名逐利？陶渊明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还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呢，我学不到他们那样，总可以学到李科员这样安分守己，过几天开心日子吧！
我们每天吃罢晚饭，没有事，喜欢串门子。或三个两个，或这家那家，无非是坐在板凳上，喝一壶酽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七嘴八舌地摆起“乱谭”来。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李老科员家。他的家坐落在衙门后街，其实不过两三间破平房带一个小庭院，李老却把他的这座“公馆”取名叫做“心远居”。我知道他是取的陶渊明那两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典故。我们到了那里，李老照例拖出几条板凳和几只小竹椅，抱出一壶早已泡好的酽茶来，让大家喝冷茶，摆龙门阵，每次总要摆到深夜才散。有时哪个热心的科员，带来一瓶烧酒，李老及时端出几盘盐黄豆来，让我们细细地酌，慢慢地摆，就更有意思了。梆子已经敲了三更，大家还拖拖拉拉，不肯散去。
这些科员都是在这个衙门或者那个公署里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人，哪个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呢？我的阅历最浅，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但是我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闻怪事，真是大开脑筋，原来这个社会是这么绚丽多彩的呢！因此我一晚上也不拉下。从此，听科员们“说禅书”，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私下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写文章的好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大大小小的老爷们、少爷们还是那么安然自在地收租要利，抽烟打牌，坐享清福。老百姓还是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粮纳税，当壮丁，充公差，去为那谁也没有见过的“三民主义”快乐世界卖命。我们的县大老爷还是那么坐大堂问官司，打板子；收税的还是那么照见十抽一的老规矩办事。鸦片烟馆里还是那么人头攒挤，烟雾缭绕；茶楼酒肆还是那么划拳行令，呼五喝十，卖唱的还是那么在深夜的街头流落，唱着凄凉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野狗还是那么在深巷狂吠……甚至太阳还是那么每天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旋转着。我们也还是照老样子在“心远居”里坐冷板凳，喝冷茶，摆些无稽之谈。
有一回，李老说：“我们这些穷科员既没有资格上酒楼去吃得酒醉饭饱，也没有本钱进赌场去呼幺喝六，也没有兴趣到烟馆去吞云吐雾，做缥缈仙人，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拥红抱绿，我们只能这么喝冷茶，扯乱谭，自寻其乐，我们何不索性来起一个会、结一个社呢？不是听说当今圣上蒋委员长下决心要还政于民，要恩赐给我们集会结社的自由了吗？”
“对头。”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张科员欣然赞成，他说：“我们从天涯海角，到这个冷衙门里来讨生活，碰在一起，也算是前生有缘。我们都在这里坐冷板凳，同命相怜，何不就把我们结的社叫‘冷板凳会’呢？”
“赞成。”一致的声音，数了一下，整整十人。
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冷板凳会当然要有一个龙头。大家一致推举李老当冷板凳会的会长。他既是发起人，又德高望重，众望所归。李老觉得当之无愧，也就当仁不让了。他当时就指定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秀才”——这是他给我取的光荣称号——做跑腿打杂的干事。我也欣然从命。
于是大家在李会长的领导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会规来。大家一致赞成每月的初二和十六这两天，也就是给灶王爷上供的吉利日子，晚上上灯时刻，按各人年龄的大小顺序，依次到各家去做清客。主人家只要拖出几条冷板凳，泡一大壶茶就行了。至于哪个好客的主人，还想招待一壶冷“烧老二”，几盘盐黄豆，以助谈兴，也不反对。每次集会，拈一回阄。哪个拈着了，就归哪个摆一个龙门阵。不过李老是会长，不参加拈阄，由他第一个摆，我是干事，最后一个摆。各人摆的龙门阵，可长可短，一次摆不完，下次接着摆。不摆的就勒令退会。
李老告诫大家说：“虽然听说要恩赐言论自由了，可是祸从口出的明训，不可不守。我们坐冷板凳，喝冷茶，说牛皮酢，扯野狐禅，或是耳闻目睹，或是亲身经历，或采自街谈巷议，或搜于野老乡妪，或奇闻异事，或野史秘谭，都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摆出来可以让大家去胀化食，理经通气，混时光、消永夜罢了。我们本来不想言之于口，笔之于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更不敢去针砭时弊，妄断是非。至于发聋振聩，犯上作乱，更不是我们的旨意。因此，我们冷板凳会要有所谈，有所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