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雹和狂飚鞭打的，是土地；承受祸乱和灾难的，是人民。在人民的生存权无法获得保障的时代：衰，百姓苦；兴，百姓也苦。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时代。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中对封建充满了歌颂。他引用了中国封建理论的祖师荀子的文章，因为彼初“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因此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所以柳宗元以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种描述如同神话一样的完美。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置春秋战国残酷的争战而不论，视混争时期民生的艰辛于不见。柳宗元如此描述的原因只是企图为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树立一个榜样，如同孔子一代人喜欢歌颂“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或如同现代的一些精英把恐布的美国描绘成天堂。柳宗元是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一员，是宦官、藩镇、保守官僚的对头。唐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之一。
在返回现实的时候，柳宗元的观点真实多了。他的《捕蛇者说》借助一捕蛇人对其悲惨身世的自述，讥讽时弊，暴露现实，反映人民疾苦。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同为中国古代揭露政与民关系的经典之作。柳宗元写到：“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荷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封建皇朝是战争和掠夺的产物，自秦之后，列代莫不如此。封建制度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因为马下之治来自于马上的征讨。所谓治平时期，只是徭役之余能够让人民生存下来的时期；在政治腐败时期，土地兼并、横征暴敛则民不聊生；至于混乱时期，民众的愿望只能是“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了。
封建体制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如果又碰到灾荒，民众只有揭竿而起；但是这种起义多数是失败的，基本上都成为豪强新一轮争天下的开始；多数的朝代，还引发异族的入侵。这是血与火的三步曲，人民的鲜血，一遍又一遍地洗刷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教科书告诉我们，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占有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矛盾。以皇家及其官僚附庸为核心的占有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享有绝对的权力；农民以及社会大众作为被掠夺者，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维持生命的价值仅仅只是为了支撑皇朝的统治。正如《诗经·小雅·北山》写到的：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吾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事独贤。
诗人为君王奔忙，连父母都不能侍养，故心怀愁苦。诗人是“士子”，百姓更如何？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压迫犹胜，民生更如何？
没有制约的权力和没有限制的物质享受为占有者――统治者带来了骄奢淫侈。即使圣明如唐太宗，也曾经说过：“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封建社会是宗法社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在皇权的支撑下肆无忌惮。顺、质帝时，外戚梁冀专政近二十年，财富积累值钱达三十亿。等于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唐代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受到整肃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这种典型事例历代不绝，更普遍的则是政策引起的酷烈，例如土地兼并，犹如近代的贱卖国企、破产兼并等等。唐朝此类名堂是最多的，例如借荒（政府给予或借给公私荒地）；牧田（政府把荒地或山地赐给作为牧场养马）；潜停客户（吞并破产农民的土地）等等。官僚、地主们本来就占有大量土地，如永业田、赐田等，通过上述各种合法、非法的手段，他们更是阡陌连云。唐代宗宰相元载，于都城“近郊起亭榭。”又“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旧唐书·元载传》）；唐文宗宰相李德裕据有“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唐语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州郡官吏也各有庄园。
当所有的生存空间都掠夺几尽了，农民又如何生活？只能为庄园主做庄客、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交田租。苟能存活，亦邀主人之庇护，做人如此与牛马何异焉。
西汉初期是盛世，但民生亦艰。汉景帝的重臣晁错嗟叹西汉自耕农的贫苦：“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即使“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如果碰上“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卷24）。
在汉武帝的老师董仲舒的笔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为了生存“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种情况“汉兴，循而未改。”（《汉书》卷24），这里说的“汉兴”是“文景之治”。
西汉时农民受剥削最严重的程度是什税五，就是50%，苛剥已极。就是后来篡权的王莽也说过：“汉氏减轻田赋，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汉书》卷99）
盛唐时期，也不免横征暴敛。明代的黄宗羲在论及其时自耕农生活之艰难记下：“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对此老先生叹曰：“嗟呼！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明夷待访录》）。
唐人陆贽以为：“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新唐书》《食货二》）。
不仅仅是赋税，作为承受者的民众还必须担当起政权运作的种种特定的费用。648年（贞观二十二年）二次伐高丽，朝廷认为蜀地多年升平必然富足，决定由川人造船，但是“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毫无人性的掠夺、剥削和压迫在唐代的诗歌中也多有反映：
唐张籍《野老歌》云：
“老翁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食。”
农民的收获在官仓里化为土，而他们自己只能以橡食果腹。
皮日休《橡媪叹》（意译）：
是深秋了，成熟的橡子散落在榛芜岗。
满面饥色的老婆婆呵，在晨霜零落的草地上步履蹒跚。
她拾掇着橡子，一会儿能有一握有余，一天也总能有一筐之多。晒一晒，蒸一蒸，这就是过冬的粮。
山前面是即将收割的稻子，颗颗涨满了紫气，散着甜美的清香。
收获了，又精舂了，那粒粒晶莹的米，闪着玉石的亮光。
可是粒粒晶莹的米啊，只能交纳给官府。自己的家里那里能够存放？
可恨的是那些贪官狡吏，纳粮一石余只作五斗量。
平时在田里劳作，寻思着丰收的日子。终于盼到了收获，收获却锁进了官仓。
要熬过冬天到春天，只能是这筐中的橡子，填塞一家人的饥肠。
可笑的田成子称王了，满嘴里的仁义道德，肆无忌惮的暴敛强征。
遇到了拾橡媪，同情你的遭遇，我为你洒泪满衣裳。
在这里写皮日休。中国历史上有为非作歹者，但是也不乏人格高尚者，对拾橡媪充满同情的皮日休就是一个伟大人格的知识者。皮日休是湖北襄阳人，家世务农，唐懿宗咸通八年进士，官至着作郎、国子博士。880年参加黄巢起义，任翰林学士。他的诗如《卒妻怨》、《贪官怨》、《农父谣》等谴责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
唐末，这样的诗人诗作不少，例如：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去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进士聂夷中《伤田家》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键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进士曹邺《官仓鼠》
还有二首诗引得后人竟折腰：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第后赋菊》
诗的作者是不第秀才黄巢。黄巢因起义名垂青史，唐末农民起义因这样的两首充满豪情的诗作留芳千古。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并不如同诗歌般的浪漫。起义的农民即不是封建主义者嘴里的“贼”，也并非革命主义者认为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农民起义的话题极其沉重。
中国的农民是极其淳朴的。小农经济促使中国建立了一个个稳定的小家及于家族。小家与家族有着温馨也有制约，为封建制度提供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封建统治者明白这个道理，动辄以灭族镇压反抗者，即是对社会的强大威慑。在封建体制之下，农民只能在生存线上徘徊，为了生存，那怕生活极为困苦，他们都必须咬着牙熬着。只有大量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庭垂亡，生存的希望已经丧失了，才出现了揭竿而起的起义。与其说农民的起义是想获得什么，不如说是为了换一种死法――轰轰烈烈地去死。正如老子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求生存而赴汤蹈火的农民并不是“贼”。
“天赋人权”中的人权包括人与生俱来的多种权力，但是被剥夺所有的中国农民只剩下对生存权的乞求了。这就造成了农民起义如同燎原之火，来势迅猛，却也容易满足。或者为豪强所利用，或者因为自身的满足而溃散。有人谓之农民的落后，为了生存权而搏杀却不能演化为对人权的追求。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农民的起义并不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是构成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没有必要否定这个事实，中国社会必须走出封建，中国民众必须在维护生存权的基础上追求更加广泛的人权。以生存权决定的体制必然导致体系剧烈的震荡――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广泛的人权之上，广泛的人权具有多方面的吸震能力，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更加广泛的人权的实现，中国才能走出封建。
生存权是封建制度自我调整的平衡点，农民起义是封建制度赖以自我调整的方式。封建制度固有的、周期性的的危机最终表现为对百姓生存权的挑战。这种挑战常常表现为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掠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
郭沫若在他警世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载明代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记录了明末民间饥荒造成人吃人的惨状，“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造成如此惨状的原因是天灾，更是人祸，如马懋才言：“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但是，官僚政客们于此视而不见，“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于是：“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此类惨状在中国封建社会，不胜枚举。东汉后期，公元153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百姓倾家荡产，四处流浪，冀州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而黄巢起义之前民间的情况又如何？公元八七四年，春，后来成为黄巢起义军重要决策人的翰林学士卢携上奏皇帝：
“我了解去年关东的旱灾，自虢至海，麦子的收获只有往年的一半，秋天的庄稼几乎绝收。穷苦的百姓只能磨蓬实为面，收集槐树的叶子为食。更可怜的有些人连蓬实、槐叶都难以采拾得。长期如此，只有到处逃荒，现在处处饥荒，又能何处求生，只有坐以待毙。”卢携痛陈：“种种税赋，是收不到了。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却催逼甚急，如同鞭子抽打在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怎么办呢？就是把房子撤了卖木头，就是卖了老婆孩子，得到的钱也只能应付那些登门催逼者的酒钱……”大官僚都这么说了，民生的凄惨尤甚之。（译自《唐纪六十八》）
中国农民的起义是如此，汉唐间的农民起义是如此。和我们生存的这一片黄土地同色，黄色的风暴不止一次刮起。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统治者对民众敲骨吸髓，豪强势力迅速膨胀，又是水旱蝗灾连年，民生已绝。当时有一首民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崔寔《政论》），农民起来了。
东汉是一个道教盛行的时期，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就是原始道教中的两个教派。《太平清领书》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告诉农民追求一个平等的、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人们向原始道教寻求生存的力量。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是太平道的教主。十几年间，徒众发展到三十多万人，势力及于青、徐、幽等八州。公元184年（甲子年）3月5日太平道全国同时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旬日之间，天下响应”。起义农民头裹黄巾，号黄巾军。黄巾军杀官吏，烧官府，毁地主的田庄，没收豪强的土地和财物，开仓赈贫，矛头直指洛阳。惊慌失措的东汉统治者调集大军守城，同时派兵镇压威胁最大的颍川及冀州黄巾军。东汉朝廷还解除党锢，调动各地豪强地主起兵，竭尽全力对付农民起义。
黄巾起义受挫后。公元185年（中平二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广大农民再举义旗，起义军达百万，称“黑山军”。青徐地区的黄巾军余部也发展至三十万人。
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它以排山倒海之势沉重地打击了极端腐朽的封建朝廷，虽然荡涤不出清平世界。这是生与死的战争，甚至它只是死亡的另一种方式――刚烈地为自己而死，因为那样的斗争本来就是因为没有生路而被迫发起的战争。壮烈的场面常常出现，184年11月，张角之弟张梁与3万勇士战死，5万多黄巾军将士舍身投河，许多随军家属遭到敌人惨杀；张角另一个弟弟张宝指挥的10万大军，与强敌皇甫嵩在下曲阳决战，全部牺牲。
我们生存于这一片黄色的土地，我们最终也要归宿于这一片黄色的土地。人民，伟大的人民，就象这一片黄色的土地一样沉重。
盛唐之后发生的黄巢起义，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是一个较之于黄巾起义更为典型的事例。它再一次证实了这样的基本规律：封建制度的锢疾――难以克服的权力交接必然导致的君昏臣侫；皇权的张狂必然迫使民众走向绝境；农民起义是走向绝境的民众的唯一的选项；但是农民起义引发的生与死的较量、血与火的搏杀仅仅只是封建制度自身的调整，旧皇的终点只是新皇的起点，一切都还在封建制度的轨迹上运行，等待着下一轮危机的爆发。何其不幸呵，封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