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的欲望、科学的追求再加上青春的活力，使大家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畏困难，团结奋斗，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负责夷平面调查的同学，他们每天都要爬上高高的山顶，根据地形图去寻找分布在不同高度上的夷平面，测量夷平面的高度，统计夷平面上砾石层的组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几乎踏遍了阳原盆地的周边山地，查清了夷平面的级数和分布规律；徐济川学长负责盆地周边的断裂调查，由于人员不够，他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盆地周边沿断层带整整跑了一个多月，工作条件之艰苦、生活之孤独可以想象，但是在野外只要一发现断层，他们就会忘记一切，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仔细量测断裂和裂隙的产状，追索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负责河流阶地调查的同学，尽管不必每天爬山，但却要经常涉水过河，当时桑干河的河水比现在要大得多，平时水位齐腰，发洪水时可齐胸，过河没有渡船，全靠来回趟水，十分危险，但为了精确测量两岸河流阶地的高度，他们一天要在桑干河两岸往返多次。从阳原盆地西端的东井集到东端的石匣里，沿桑干河两岸他们奋战了20多天，测量了大量数据，最终搞清了河流阶地的级数和高程，绘制出了迄今为止桑干河唯一的一张阶地分布图和阶地位相图。一个多月以后，当大家胜利会师化稍营的时候，一个个又黑又瘦，同学们相互之间都快要认不出来了。欧阳老师为了表彰我们的工作，在公社食堂专门请大家吃了一顿饭，我记得餐桌上最好的菜就是炒鸡蛋。
回到学校以后，我们开始了野外资料的整理。通过野外调查所获得的成果一直指导着后来者对泥河湾盆地的研究：当时所绘制的泥河湾盆地地貌图、地貌第四纪地质综合剖面图、阶地位相图，一直是从事泥河湾地貌第四纪研究的基本素材；调查中发现和建立的郝家台剖面、虎头梁剖面、石匣里剖面和铺路剖面，至今仍然是研究泥河湾地层的代表性剖面。我们在泥河湾盆地首次发现的鱼化石、介形类化石和孢粉化石等，引起了其他专家的兴趣，推动了泥河湾盆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开展。
三、让泥河湾走向世界
1978年，王乃梁先生高瞻远瞩，组织北大师生，全面开展山西地堑系的构造地貌和晚新生代沉积的研究。作为山西地堑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我被派往泥河湾盆地，要求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盆地的构造地貌和晚新生代沉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当时在泥河湾盆地开展工作的有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所、中科院地质所、地科院地质所、天津地矿所、地震局地质所、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根据国内外第四纪研究的动态和热点，结合北大的学科特点，我们把泥河湾盆地的第四纪古环境研究列为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在1978-1985年期间，我们重新对泥河湾盆地的代表性剖面，包括郝家台剖面、大南沟剖面、大田洼剖面、沙沟剖面、虎头梁剖面重新进行了观察与量测，并结合剖面工作和实验室分析，对泥河湾堆积进行了沉积相分析和第四纪古环境的重建，重建了古泥河湾湖的演变过程。
记得是一个雨后天晴的夏日，我和老同学卫奇在官厅村相遇。卫奇在泥河湾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多年，发现颇多，成果卓著，同窗相遇格外亲热。我们站在官厅台地向北眺望，黄绿相间的泥河湾堆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好看，他跟我谈起了泥河湾地层的划分问题，提到前人有黄泥河湾和绿泥河湾之分，还提到他有黄1、黄2……和绿1、绿2……的划法。老同学的一席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这黄绿色从何而来，联系到我们在黄土高原的工作，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在第四纪期间，飞扬的黄土粉尘不仅可以降落在黄土高原，也可以落入古泥河湾湖，在气候湿润的时期，风尘较少，湖泊处于扩张时期，落入湖泊的粉尘很容易被改造为湖积物，而在气候干燥的时期，湖泊萎缩，源源而来的大量风尘，落入湖泊以后可以逐渐充填湖泊，成为水下的黄土，于是就会出现水下黄土与湖积物的交替，这个过程与黄土-古土壤的形成过程异曲同工。后来通过众多野外剖面的观察和室内的沉积相分析，验证了我的想法，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水下黄土”的概念，建立了水下黄土-湖积物沉积序列，这个序列可以与黄土-古土壤序列、深海岩芯的氧同位素曲线进行很好的对比，从而使泥河湾的古环境研究与国际研究计划“过去全球气候变化研究（IGBP）”接轨。
至于泥河湾层上部叠层石的发现和顶部水菱镁矿的发现，也是我们对“过去全球变化研究”中有关“13万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贡献。借助北大的综合学科优势，我们邀请了北大专门研究藻类的古生物学家张韵教授、年代学家陈铁梅教授、地球化学和矿物学家严润娥教授参加我们的研究课题。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表明，以叠层石的出现为标志，泥河湾盆地的末次间冰期以干热和湿冷交替出现为特征，存在有三个暖期和两个冷期。而湖积层顶部分布的距今2万多年的水菱镁矿，说明泥河湾古湖可以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末期，在距今2万年前后湖泊萎缩、湖水咸化，结合这一时段古冰楔和冰卷泥的出现，可以认为末次冰期极端干冷的气候环境可能是导致古湖最终消亡的重要原因。
北京大学在1978-1985年间对泥河湾的研究，最主要的贡献是把泥河湾的研究与国际研究计划“过去全球气候变化研究（IGBP）”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泥河湾的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接轨，让我们的研究走出泥河湾，走上国际舞台。
四、古代人地研究的新天地
在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人们日益重视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而古代人地关系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得天独厚，泥河湾盆地埋藏着丰富的古人类遗存，近年来中科院双古所和河北省文物局通过考古发掘，揭示了大量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场所。肩负这一任务，北京大学的师生在1990年再次进军泥河湾。在我们之前，我的师兄袁宝印教授已经从国家基金委得到资助，开始探讨泥河湾盆地古人类的生活环境。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具体的遗址上，密切结合遗址的发掘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考古工作。
河北省文物局谢飞局长主持发掘的虎头梁于家沟遗址成为我们的首选，这是一个新旧石器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址。谢飞教授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北大古生物专业攻读研究生，比我年级略低，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省文物局负责并从事旧石器考古，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同时参加工作的还有北大文博学院的王幼平教授和他的几个研究生。由于离早年我们发现鱼化石、叠层石和植物化石的虎头梁剖面不远，因此一到这里，一种旧地重游的感觉油然而生：梁还是那道梁，河还是那道河，破庙还是那座破庙，只有那棵作为虎头梁“地理标志”的高大杨树，不知哪年惨遭雷击，被烧得只留下了半截树干。最难得的是虎头梁的老乡还记得我们，有一位老者还一个劲地问我：“你们北大的老欧阳（指欧阳青老师，他五六十年代在这里工作过），这次咋没来呀？”
当时考古发掘工作已近尾声，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搞清遗址的地貌部位和在遗址剖面上系统采集样品。搞清遗址地貌部位的工作不难，很快就完成了，但是随后的采样可就太难了，事先根本没有想到于家沟剖面的堆积会这么硬，用铁榔头使劲打上去往往也只能留下一个小小的白斑。负责采样的是我的研究生陈福友，现在他已经成为双古所的一位年轻有为的旧石器考古专家。由于采样工作很辛苦，也很累，一个人很难完成，无奈之下，我们请来了一个民工帮忙，结果事与愿违，他不但干得很慢，而且当小陈说他的时候，他还扬言要和小陈“练一练”，吓得我赶紧把他辞退了，最后还是靠小陈一个人用三天时间完成了全部采样任务。采样任务完成后，队上给找了一辆小面包车，把全部样品塞了进去，车装得满满的，把车弓都压平了。我和小陈提心吊胆地躺在面包车后部的样品袋上，连夜翻过八达岭，把样品押运到北大。随后就是繁杂的实验室分析和资料整理工作。
于家沟的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告诉我们，新旧石器的过渡是人类演化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它发生在距今1.3万~1万年之间，对应于新仙女木寒冷期结束后的全球升温期，气候的变化造成河流从湖积平原上强烈下切，形成了新的桑干河谷地，古人类就栖息在河谷两侧的河漫滩上，良好的地貌、气候和植被环境促成了人类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这一认识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泥河湾盆地中其他同期遗址的形成过程，而且也为建立我国北方新旧石器过渡的环境模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泥河湾盆地是世界第四纪研究的宝库、东亚古人类最早的落脚地，这里蕴藏着古人类、古环境和古生物的大量信息。从1955年开始，北京大学的师生就进入泥河湾盆地，为揭示泥河湾盆地的秘密，不辞劳苦，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求索，与泥河湾盆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以来，北大师生一直关注泥河湾，情系泥河湾。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期待着泥河湾的崛起，有志为建设生态泥河湾、科技泥河湾和文化泥河湾贡献我们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