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文物局谢飞
作者简介：河北省安新县人，1953年3月出生。1979年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82年取得理学硕士学位。曾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等职，现任泥河湾研究中心主任，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院长，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物考古学会理事，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其在泥河湾盆地的多项旧石器发现和研究成果，填补了泥河湾旧石器研究的空白，并将泥河湾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距今200万年前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一、初踏泥河湾
1982年，我取得北大地质学硕士学位后，谢绝北京的工作挽留，来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工作，更具体的目标就是寻找机会到阳原县去研究著名的泥河湾。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3年9月7日是我最难以忘怀的日子。我接受任务，专程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再乘坐灰白色本田轿车陪同贾兰坡、卫奇先生前去拜会张家口地区、阳原县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领导，联系考古发掘工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泥河湾，又是和前辈专家同行，心中格外高兴。
9月8日，我们一行由阳原县文保所成胜泉陪同，来到大田洼乡东谷坨村，参观考察东谷坨遗址，请贾老对下步发掘工作给予指导。东谷坨遗址是卫奇先生于1981年发现的，是继小长梁遗址之后发现的另一处十分重要、遗物丰富的早更新世文化遗存。
从东谷坨村通往东谷坨遗址，只有一条小路可行，考虑到路途坎坷，我们请东谷坨村村民老白持锹一同前往，以备修整道路。贾老非常平易近人，不但和我们谈笑风生，对当地村民更加平和亲近。走到半路，怕贾老年事已高过度劳累，我建议休息一下，贾老同意，我们便在路边坡处随地而坐。那时，贾老已经不再吸烟，成胜泉给贾老递过一颗“官厅”烟（中等水平，约2.1角1盒），贾老不抽，可老白又递过一颗“红满天”（最低档，约9分1盒），贾老居然接受并乐滋滋地吸了起来。这时，成胜泉拿老掉牙的相机，记录了这珍贵的瞬间。这是我到泥河湾的第一张影像，也是我和贾老拍摄的第一张合影。
到达发掘现场，贾老就发掘计划提出了意见，对下一步研究工作也给予了指导。
送走贾兰坡先生后，我便留在东谷坨遗址（当时称许家坡遗址）工地，跟着卫奇先生学习考古发掘，直至9月21日发掘结束。当时的旧石器考古发掘还采用通行的“挖土豆”发掘方法，工序甚为简单，布好探方后用铁锹挖或用二尺镐刨，砸碎土块，拣选出较好的石器或动物化石带回驻地，不好的标本则被堆放到遗址探方边扔掉。
初次发掘，我跟卫奇先生学到很多东西，布方、发掘、挑石器、认化石，对旧石器考古发掘有了初步的了解。发掘之余，卫奇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泥河湾上沙咀、小长梁、虎头梁等遗址，考察了附近的泥河湾地层。我是学地层古生物专业的，虽然地层学基础较扎实，那也仅限于“老地层”“老化石”，对著名的第四系泥河湾层则是非常陌生。
发掘过程中，卫奇先生让我在发掘探方对面坡上的同一层位，发掘一小探方，并将所获标本带回文物研究所。9月13日，我亲手绘下东谷坨遗址发掘坑位的自然剖面图，这是我在泥河湾研究工作中手绘的第一张地质剖面草图。
当时，我们住在大田洼公社待客房间内，在公社干部食堂入伙，食物以含沙量较大的黄糕、腌咸菜为主。这里的卫生条件较差，人们很少洗澡，也不勤换衣服，在被子和衣服上很容易生虱子。工地距离住处有2.5千米，我们每天要徒步往返，返回时还得背回考古标本。发掘工作的确是辛苦的、孤独的、枯燥无味的，只有当发现重要标本时才能有瞬间成功的喜悦，平时只有用渴望追求科学的精神作动力去驱赶孤苦、排解郁闷。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泥河湾，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的经历。
二、发掘无果
1984年5~6月，我在泥河湾村的上沙咀正沟相继进行了两期考古发掘，第一探方发掘于5月21~31日，第二探方发掘于6月4~28日。这是我在卫奇先生建议下，在泥河湾进行的第一次独立发掘工作。
1972年6月，盖培、卫奇先生在泥河湾进行考古调查时，在上沙咀村距地表6.5米的粗砂层中，找到一件石核和一具近乎完整的古菱齿象头骨，当时认为这些标本出自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中。1978年，卫奇先生又报道了在该地点发现的4件小石叶，并认为其来自属晚更新世泥河湾层上部的“许家窑组”。
1980年，贾兰坡、卫奇先生在研究泥河湾全新世动物化石时，又将该地点的地层更正为桑干河的第三级阶地，标本产自该阶地的底部，估计可能是距今五六万年前后的产物。
我发掘时是按第三级阶地堆积考虑地层层序的。两个探方均按10米×2米布方，共发掘50余平方米。据说，标本出土于近沟底的粗砂层，因此，对该层特别注意，只要见到大一点的砾石或石块，都需拣出来进行仔细观察。一般说来，这里的砾石和石块较小，多被不同程度地磨蚀过，身上常常见有微细的疤痕。这些痕迹是古人所为吗？真是拿不准。我左看右看，越看越迷糊，越看越发愁，总是不敢确定是人工制品。因为，在办公室只看石器线图，真实石器只是去年在东谷坨遗址发掘时看过。当时非常苦恼，总想，人家能找到石器，我却不能；人家能辨别石器，我却不成，真是笨到家了。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琢磨，终是犹豫不定。最后等第一探方发掘完，我将所有疑似标本带到北京，到卫奇先生家请教，结果，人工性质被否定了。
由于心里不服气，旋即决定下个月继续进行发掘，心想，一定要把第一炮打响，不见石器，决不罢休。这次的探方布在第一探方南侧，同样是2米×10米，发掘工作更加细致，用的时间也比上次多了一倍。有了上次的经验，对石制品的辨认稍有信心。结果，既没有发现石制品，也没有找到动物化石。从那儿以后，我一直琢磨这两期发掘工作，对之前的工作也进行了了解，自始至终对该遗址的性质怀有疑问。
三、成功战役
1984年7月2日至1985年5月10日，我首次策划并实施了大兵团作战方案。此战的目的是对泥河湾盆地进行拉网式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对新发现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人发现泥河湾并建立泥河湾动物群的主要资料，几乎全部来自泥河湾和下沙沟村附近的泥河湾层。因此，我选定下沙沟村驻扎下来，租赁房东喇明高一处庄院，月租30元。这里便成为这次大兵团作战的临时指挥部和考古基地。
这次大兵团作战是我和成胜泉共同组织的。当时，我们雇用了8名技工，加上我和成胜泉，共计10人。技工是王文全、白瑞安、陈贵喜、袁贵喜、张清福、李国兴、曹义富和苗世胜。我们将技工分为两个调查组，由经验丰富的王文全和陈贵喜任组长，分头进行田野调查。
这次调查成果丰硕，1984年发现益堵泉、岑家湾、板井子、漫流堡、油房、新庙庄、曹村、平顶村8处遗址，1985年发现飞梁、豹峪、西白马营、响水沟4处遗址。期间，我们从中选择岑家湾、板井子、油房和西白马营四处较为重要的遗址，用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考古发掘。岑家湾遗址系旧石器时代早期较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其石制品和动物遗骨数量不大，由于发掘仔细，为后来石制品拼合研究提供了条件。拼合研究结果令人吃惊，约三分之一略强的标本可以拼合或拼接，成为世界范围内超百万年前拼合率最高的文化遗存，也成为泥河湾盆地早期遗址人类行为学研究的典范。西白马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的文化遗存，文化遗物极其丰富，除大批加工精良的石制品外，是出土野牛牙齿最多的考古遗址，说明当时人们狩猎的对象以野牛为主。重要的是，它至今仍然是泥河湾盆地内最晚的小石器文化代表，预示着在此延续200多万年的小石器文化的终结。油房遗址是典型的以楔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的细石器工业，并含有典型的石叶技术，它是泥河湾盆地内新兴文化的代表，是虎头梁和籍箕滩遗址群的前身。从生存年限考虑，它应该和当时的小石器文化并肩存在，共同发展过。
这一战役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怎样区分泥河湾层、阶地堆积和黄土堆积，熟悉了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的方法和技术，掌握了辨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要领，开始关注考古遗址形成和人类行为学的分析。独自承担旧石器考古研究工作的信心也足了。
四、飞梁遗址
改革开放以后，泥河湾的考古新发现不断传播于世，从而引起更多国外科学家的关注，不少同行纷纷前来泥河湾考察，其中美国学者最为踊跃。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渴望，成为中外学者的共同愿望。
1989年12月22~27日，受贾兰坡、卫奇先生的邀请，美国学者柯德曼（J.DesmondClark）教授、敖德乐博士，印第安纳大学屠尼克（NicholasToth）、凯西·石克（KathySchick）教授赴泥河湾进行了短暂考察，分别参观了东谷坨、马梁、小长梁、岑家湾和虎头梁遗址。此前，由于中美双方有在东谷坨遗址展开合作的意向，他们反复勘察了遗址及其附近的地层、地貌和文化层分布及保存状况。
1990年1月7日，我应邀赴京和贾老、卫奇及美国学者见面，共同探讨中美合作的事项。在京期间，请美国学者观看了岑家湾和板井子遗址的石器标本。中美合作发掘研究问题是讨论的重点，合作发掘研究的遗址被定在东谷坨遗址，因为，这里的地层清楚，文化遗物丰富，研究基础较好。合作中方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美方为加州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贾兰坡和柯德曼先生为合作双方的负责人，卫奇先生为田野工作的中方负责人。贾兰坡和柯德曼都是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权威，两位科学巨匠将在泥河湾携手，谱写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新篇章。中美合作事项依程序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
中美合作的热情虽然很高，可合作项目被批准至少要等到1991年，那么1990年怎么办？在这一问题上大家伤透了脑筋。几经讨论，大家都认为美国学者可以在东谷坨遗址之外进行不属于真正意义上合作的参观指导发掘工作。恰巧，这一年我准备发掘飞梁遗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也填报了发掘执照。该遗址距东谷坨遗址很近，地层层位近同，美国学者参观指导发掘工作，对来年东谷坨合作发掘工作更有利。
1990年6月21日，在卫奇和董祝安先生陪同下，美国客人前来石家庄，对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进行访问，下榻于河北宾馆。河北省文化厅、文物局非常重视，给予了热情接待。在石期间，美国朋友在文物研究所观看了泥河湾出土的旧石器考古标本和资料，参观了省博物馆和文物商店，于24日返京。在石期间，商定了美国学者参与指导下个月进行的飞梁遗址发掘工作。
飞梁遗址是1985年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因遗址所在的土梁由东谷坨村二伯伯家耕种，被称为二伯伯梁，所以，该遗址叫做二伯伯梁遗址。1990年对遗址进行发掘时，觉得遗址名称绕口，不好听，在卫奇先生的建议下，取名飞梁遗址。
根据贾老和柯德曼的意见，中美合作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培养年轻人，面向未来。因此，考古队除了我、成胜泉、卫奇和李超荣外，还吸纳了董祝安、高星、侯亚梅、龙凤骧和袁晓枫等青年学者。
1990年6月29日，考古队到达大田洼驻地，安排好吃住，准备好实验室。30日，考古队到达飞梁遗址，确定发掘坑位，布好东西宽4米，南北长近5米的探方。7月1正式发掘，7月23日发掘结束。
计发掘面积17平方米，出土石制品108件，动物遗骨1419件。在参观指导发掘研究工作中，美国学者向我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际流行的旧石器田野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方法，我们第一次实践了较为科学的水平发掘法。
在发掘过程中，美国学者利用晚上或雨天的时间，为考古队员们开展学术讲座或讨论交流。记得7月2日是发掘的第二天，因雨下午不出工，屠尼克作了“石器技术”讲座；7月5日晚，他又作了“石制品加工流程”讲座；7月10日晚，凯西·石克作了“方法与理论”学术报告等。通过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及讨论交流，中方队员都认为收获很大，从操作方法到基本理念都与世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