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新闻媒体的重要。把泥河湾的事情办好，必须求得他们的支持。省四大新闻媒体--《河北日报》《河北经济日报》、河北电台、河北电视台，泥河湾研究会每次搞活动，我都邀请他们派记者参加。还有省里的《燕赵都市报》、石家庄市的《燕赵晚报》，配合得也很好。他们都是不惜用整个版面或专题节目连续报道等形式，如《聚焦泥河湾》《用十二条建议打造泥河湾》《对泥河湾的重要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头》《泥河湾--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等大块报道，影响很大。实际上，泥河湾首先是由河北省的新闻媒体“炒热”的。《燕赵晚报》记者黄莹女士已发表关于泥河湾的报道好几十篇。我曾对她开玩笑说：“你写够100篇关于泥河湾的文章时，我们给你出版泥河湾专著。”对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我更为重视，经常邀请他们驻河北的记者参加活动。全国政协机关报《人们政协报》驻河北记者武永召多次采写泥河湾，仅2003年3月中旬，该报就曾两次以头版头条大篇幅突出报道泥河湾及河北省这方面的活动。2003年秋，我特意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记者请到石家庄，给他们介绍有关情况，建立联系。不久，该台作关于介绍河北省的专题节目时，在总共4集节目中，泥河湾的内容占了1集半，另2集开篇都是泥河湾的特写镜头。该台总策划人王鲁湘在介绍河北省时说，几年后河北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看就两处，一处是泥河湾，一处是井陉古驿道。2004年初冬，一个偶然机会，我与香港《文汇报》驻河北省办事处首席记者袁坤女士同桌吃饭，乘机向她讲起了泥河湾，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很快她即登门要资料，了解有关情况。我一边找资料，一边兴致勃勃向她介绍，谈了不下2个小时。2004年12月6日，《文汇报》以专题新闻形式用半个版面，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泥河湾，并配发了我的照片。2007年年初，袁坤女士来看我，说她们不久前在《文汇报》上发了泥河湾1个专刊。我找来报纸看过以后，很快将这一喜讯报告了聂辰席和孙士彬，并将报纸在研究会内部传阅。那年春节前，我和泥河湾研究会的同志特意请香港《文汇报》驻河北办事处的同志吃了顿饭。席间谈起泥河湾来，双方兴趣都很浓。从今年开始，我还特意订了一份香港《文汇报》。
为了泥河湾我已经变得真有点儿怪，只要与人交谈总要谈起泥河湾，只要一听到有人搞泥河湾的东西总要设法见到本人问个究竟，或写信，或送资料。才上任不久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周文夫来看望我，我“三句话不离本行”，向他讲起了泥河湾，他听得很有兴趣，不久他们专门组织了一次泥河湾古人类遗址群专家论证会。从此，泥河湾便列入了河北省社科院的研究课题。2003年春，听说河北省对台湾工作办公室一位处长要搞泥河湾的电视专题片，我随即将他请来问明情况，加以鼓励，并送他一批有关泥河湾的资料。2006年冬，听说邯郸市一位作家有意写泥河湾专著，我便同他商谈，表示愿帮他一把，也送他一批资料。实际上，这几年写信、送资料，是我宣传泥河湾，为泥河湾多方求助的一个重要办法。几年来，我为泥河湾写的信不下百件，送出的有关书籍、资料不下三四百份。
七、我的兴趣由经济转向文化、文物和考古，只有一个原因：情钟泥河湾我虽然大学学的是中文，但毕业后从事的是机关和经济工作，且一干就是几十年。有几段曾任党政领导，也是“以经济建设文中心”，其他方面过问不多。干经济工作，我不仅钻得较深，还着了迷。任沧县县委副书记时曾有“郭化肥”雅号，钻进化肥厂建设工地，不想离开；任邯郸行署专员有“林专员”雅号，抓植树造林出了名，我主政的邯郸地区成为继河南商丘地区之后中国北方第二个平原绿化达标地区；任邯郸地委书记时人送“郭承包”雅号，我抓的企业竞争承包引起党中央总书记极大关注，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任河北省副省长时大抓市场建设，使河北省一跃成为市场强省，“郭市场”在全国小有名气。化肥也好，林业也好，承包也好，市场也罢，都是经济工作，我确实为它们着过迷，付出过心血，流过汗水。1998年春从省政府转到省政协后，长时间经济工作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对其他工作没什么兴趣。可是，2001年底从一接触泥河湾那个时候起，我就被它迷了心窍。从此，心系泥河湾，对它“一往情深，情有独钟”，放不下、舍不掉，并由此逐渐引起个人兴趣的转变：由经济转向文化、文物、考古。也就从那时起，我在为泥河湾费心劳力，摇旗呐喊、奔走呼号的同时，看了许多博物馆、名胜古迹、中外历史书籍。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泥河湾的认识，更坚定了我为泥河湾奉献的决心。
我参观博物馆入了迷。这几年，北京、天津、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的博物馆我看了不少，省内的大大小小博物馆，每到一地都要看。为了看北京的博物馆，我让秘书拉出清单，每次进京总要看几个，几年下来，已看了33个，一些有名的博物馆几乎都看了。周口店“北京人”博物馆，自然看得最仔细、最入神，边看边思索“北京人”与“泥河湾人”的关系。长安街“东方广场”施工时，发现了4万年前的石器，建了个“古人类博物馆”，名称很大，实际不过几件旧石器和一些动植物化石，展览面积才几十平方米，但其意义重大。说明4万年前“北京人”即来这里活动。如果“北京人”是“泥河湾人”的后裔，那也就说明“泥河湾人”4万年前就到了现在的北京这块福地。因为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同泥河湾有关系，所以我异常感兴趣，此后讲泥河湾时多次提到它。北京自然博物馆也有部分内容是介绍人类起源的，在那里我又一次看到了曾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见识过的260万年前的古人类脚印。不过在肯尼亚看的是古人类脚印模型，在北京看的是放大的古人类脚印彩照。当时我很激动，自然想起了2001年春在肯尼亚有过的尴尬事。我想：“有了’泥河湾人‘，如果今后有人再说什么非洲人是我们的老祖先，非跟他争论不可。”想到此，伟大的民族自豪感在我这个中国老人心中油然而生。在天津博物馆，当看到20世纪20年代在泥河湾出土的文物仍静静地睡在那里，感触良多：90多年来，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知道这是“泥河湾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呢？有几个人知道当年一些洋人从泥河湾马驮、车运掠走了我们大批文物呢？有几个人知道在我们自己看来这些再平凡不过的小东西而一些洋人却视为无价宝呢？山西大同博物馆陈列着同属泥河湾盆地的许家窑遗址出土的几颗石球，瞻仰它们，我如同见到了“泥河湾人”，倍感亲切。
近几年我参观名胜古迹，尤其是参观古人类遗址、遗存，更是如痴如迷。近者，本省内的我看了百处以上；山东、山西、河南、北京、天津的名胜古迹基本上是“遍访不漏”；就是远在江苏、浙江的名胜古迹，差不多也是“尽力都看”。上述地方那些有名的文化遗址，如“仰韵遗址”“大河遗址”“二里头遗址”“三门峡遗址”“许家窑遗址”“河姆渡遗址”“磁山遗址”“周口店遗址”，都曾专程前往瞻仰。
2003年春，2004年秋，在我两次“独来独往”寻根问祖之行时，我遍访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省，每天早出晚归，中午用饭加休息也就半个来小时，参观名胜古迹几百处。2004年9月中旬，将到“仰韵遗址”时，天已黑下来，还有2千米农村土路汽车不能通行，我想无论如何也不能白来一遭，摸黑也要见识一下“仰韵遗址”，便以小跑速度赶路。可是，到遗址时人家早已闭馆，又费很大劲，才找到那位“掌门”的大嫂，她带着两手做饭的面，打着手电帮我参观。参观此处，虽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看得不深不细，但总算见到了仰慕多年的“仰韶人”，因为我觉得与他们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祖籍“泥河湾”。
这几年我读起历史书籍，尤其是读起有关文物、考古之类的书籍，更是如饥似渴、手不释卷，总想在里面找到泥河湾。陈仁等编著七卷本的《上下五千年》、柏杨著的《中国人史纲》、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洋洋大观《中国名胜大观》，我都一一看过了。至于谢飞著《泥河湾旧石器文化》、安俊杰著《泥河湾寻根记》，不仅自己看，还征得作者同意，帮他们“推销”了不少。张立柱等编《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通览》，放在案头，经常翻阅，每次出门还带上它“按图索骥”。看到胡照华长篇巨著《中华神龙》、郑一民著反映徐福东渡的专注《东瀛圣迹考》、郭文书等编著《河北经济史》，以及仲继安、马凤歧等人有关餐饮方面历史沿革的专著中都引用泥河湾研究发掘、研究的新成果，让我格外高兴，感到自己这些年为泥河湾忙碌奔波的辛劳总算没有白费。
我高兴地看到，同多年前比现在的泥河湾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过去她鲜为人知，现在却名声大震；过去只是少数几位学者专家关注她，现在党委、政府当成大事来抓；过去一般新闻媒体也很少宣传她，现在是新闻媒体、诗词、散文、特写、戏剧、书法、美术多种形式宣传泥河湾。更让人惊喜的是以张家口为中心，还出现了一个“泥河湾作家群”，出版了一批以泥河湾为题材的有水平有影响的作品；过去她那里是路难行，现在公路已通主要遗址；过去她光秃秃黄乎乎，现在美化绿化有了起色；过去“泥河湾人”没有安身之地，现在投资4000多万元的泥河湾专题博物馆即将建成开馆；过去她随时都有被洪水毁灭的危险，现在高标准防洪堤已建成，等等。这些变化，同我当年“登高一呼”，为她摇旗呐喊、奔走呼号固然有点关系，但主要是由于党政主要领导重视、支持，方方面面努力的结果。我深深懂得泥河湾的事还没完，过去所得的成绩只是初战小胜。今后的任务还大得很、多得很、难得很。但是，我这个“激情老人”将永葆激情，继续为泥河湾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